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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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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多尔吉 王川 何洁发布时间: 2012-06-03 11:12:00

  (二)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
  翻译汉藏佛教典籍,既是汉藏教理院高僧大德讲授、学僧学习与研究藏文化的需要,是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1936年10月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正式成立,由代理院长法尊法师主持(太虚虚领院长之职),专修科学生为助译,以资练习藏文,念诵佛典。从1934年4月起,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拨付400元经费,资助翻译处编译汉藏对照初级教科书。同时改翻译处为编译处,并加强组织,制定章程预算呈教育部备案,并命编译处按月报告工作,随时将编译稿本送教育部审查。
  对汉藏教理院翻译工作,太虚大师非常重视,曾经专门论及道:
  本院名汉藏教理院,固在专门研究佛教学理,而同时还含有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间感情的意义。然实际还是在沟通汉藏的教理上工作。以佛法讲:大概分为“教,理,行,果”的四个阶段。“行”与“果”是以“教理”为基本的。所谓教者,即是从释迎如来以及三乘圣者果海中流出的教典。在平常大约把教典分为三大系统,即巴利文、汉文、藏文是。在此教典的系统上,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所有都有必须沟通的意义。不过,现在于藏文移译为汉文的,移译风气,今本院等在内地已大打开。但,有些从印度传来很重要的经论,在汉文是有,而为藏文所无。现在还少有人从事译汉文为藏文的工作;且在西藏连这种风气还未有人提倡。这是要希望以喜大师在西藏的资望,把它提倡起来的。这,是关于“教”的一点。
  所谓“理”即汉藏彼此向来各别所宗尚,所阐扬的佛法上重要道理。近来关于西藏的,如菩提道次第义、中观月称义及理等,也都有人在注意研究及翻译读习了。在这种意义上,内地所有的禅台贤各宗义理,有许多已经是以喜大师知道的;也希望将此种带到西藏去阐扬。
  此段引文系1937年10月太虚大师所致的欢迎词,当时格西喜饶嘉措大师(1884-1968)及其随员格桑格西、翻译兼弟子杨质夫等人,来到内地各大学主讲“西藏文化讲座”,被时论认为“(大师)努力于汉藏文化沟通的志愿深可景慕”。喜饶嘉措大师抵达重庆后,应邀在汉藏教理院讲演西藏各宗教流派及教义,此时距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成立刚好一年整。太虚大师在欢迎词中阐明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即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沟通汉藏教理。要做到汉藏教理互通,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翻译汉藏教典,互通有无。对于前期的工作,太虚大师予以了肯定,认为汉藏教理院已经打开了将藏文翻译为汉文的风气,并希望喜饶嘉措大师能够在西藏把汉文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的风气提倡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做好了沟通汉藏教理的最基础工作,才能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感情。

 其实,汉藏教理院以后也逐渐重视将汉文典籍翻译成藏文的工作。此外,太虚大师所致欢迎词还有重要的背景,即晚清、民国以来中华文化转型的危机及民族与边疆危机。晚清民国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咄咄进逼,以及本土崛起的新兴文化思潮,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内外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如何进行回应以及中华文化转型的方式和途径问题,成为中国知识界的重大课题,传统的佛、儒、道三大文化主流如何反思其传统、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养分、如何改造各自的本身以进行理论重建,以及如何进行其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成为佛、儒、道三大文化主干的当务之急。其中,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于中国佛教的文化转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l1,创办汉藏教理院可称为是其组成部分之一。
  同时,晚清民国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侵略中国,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侵华等战争,尤其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略后方逐渐向西南地区的转移,国民政府将复兴基地定在西南,空前重视“边疆开发”,即西南民族地区文化的研究及经济的发展;大批全国一流学者流亡到西南地区,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使他们对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更加广泛的探讨。早在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之前,随着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加紧,日本军国主义者越来越倚重利用文化、宗教等配合军事行动,利用日本佛教扩展在华影响以配合侵略行动即为一例。因此太虚大师多次公开呼吁,作为佛教信徒的居士亦发出呐喊:“今日中华民族已逼到死里求生、从根救起的关头”,“今日民族已逼到从根救起的时候,复兴文化,建设文化,是挽救民族的最重要的工作”,“今日要巩固边防团结民族,这个沟通文化的工作,实属至为迫切”,“今日要振兴文化,就应振兴佛教文化始”,“要沟通佛教文化,就当自沟通汉藏文化始”,因此,“沟通汉藏文化”是内地佛教僧人与信徒能以身报国的最方便途径,也是“挽救民族的最重要的工作”。所以,在救亡图存、保卫家园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汉藏教理院各项工作尤其是编译处等研究组织工作的开展及推进有相当的助益。
  编译处的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一,翻译藏文佛教经论为汉文,编著有关西藏民族、文化的书籍,这是主要工作;其二,翻译汉文书籍为藏文。由法尊、观空、严定、密严、本光、苇舫等法师分任主译、校对、润色等职,其中,绝大部分的翻译工作由法尊承担。
  法尊法师的译经事业早在他留学康藏的时候就开始了,从1925年至1933年,法尊穿越曲折险阻的道路,备尝艰辛困苦,先后九年在今四川、西藏的许多地方寻访名师,学习藏传佛教的经论,并决定“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和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法尊法师正是抱着这种宏远坚定的志愿而在日后能够坚持译经事业。在札噶寺向札噶朱古(即活佛)学法时,法尊法师开始着手翻译藏传经典,试译了宗咯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注释。同时摘译了《宗咯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并将这些翻译文章在《海潮音》杂志上发表。1934年,应太虚法师之请,法尊法师到重庆汉藏教理院短期工作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法师除从事繁重的教学,向学僧传授藏文、藏传佛教经典和教义等外,还从事藏传经典的翻译工作,着手翻译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菩萨戒品释论》等。其中,法尊法师对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尤为重视,认为这是他“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这部著作经他首次译为汉文,介绍到汉地,对汉地了解藏传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5年为迎请西藏著名经师安东格西(又译安东格什),法尊法师再次入藏,因安东格西突然去世而于翌年回归,并带回藏传藏经和黄教创始人宗格巴师徒的大量的重要著作。回到汉藏教理院后,法尊法师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后来法师回忆到;
  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还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为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八册,《常识课本》六册,并未出版。
  根据1944年《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特刊》统计,汉藏教理院编译处编译出书40余种,出版丛书10余种,分别如下:
  1、编译藏文佛学著作有:
   《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修法》、《辩了不了义论》、《现观庄严论释》、《七十空性论释》、《辩了不了义论律》、《菩萨戒品释》、《绊学处》、《办法发性论颂》、《办法发性论长行》、《入中论》、《入中论大疏》、《现观庄严论》、《现观庄八品七十义略解》、《精研论释》、《正理庄严论》、《入中论颂》、《入中论》、《入中论疏》、《缘起赞论》、《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菩提道七义论》、《现在西藏》、《我去过的西藏》、《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文法》、《汉藏合壁读本》、《汉藏合壁常识读本》、《通用藏文小词典》、《绍云山志》、《大印讲义》、《供师与大手印合修法》、《格致大印释》、《藏传弥勒菩萨修法》、《大白伞盖经》、《绿度母赞》、《藏传心经》、《极乐愿文》、《极乐愿文合修法》、《极乐愿》、《初中后善愿文》、《宗咯巴大师传》、《阿底峡尊者传》。
  2、出版藏文佛学著作有:
   《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修法》、《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略论》、《现观庄严论》、《辩了不了义论》、《绊学处》、《菩萨戒品释》、《入中论》、《入中论释》、《西藏民族政教史》、《佛教各宗派源流》、《佛学概论》、《绍云山志》、《藏文文法》、《藏文读本》。
  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藏传佛教的重要典籍,以格鲁派的经典为主。如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这些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第一次经汉藏教理院的翻译,系统地介绍到了汉地,对研究藏族文化、促进汉藏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类为汉藏教理院以及其他一些学校需要的课本,这类书籍随刊随印,销行甚畅。主要有:《西藏民族政教史》、《藏文文法》、《汉藏合壁读本》、《汉藏合壁常识读本》、《通用藏文小词典》,其中许多书为青海省、西康省、云南省丽江民众学校及边疆政治学校采用。而编译出版的《佛教各宗派源流》、《绊学处》、《菩萨戒品释》等佛书又为各佛学院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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