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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藏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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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惠玲(香港)发布时间: 2013-06-07 11:12:00

  学藏学,牛津成为不二之选

  2006年夏天,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带着兴奋的心情首次踏足位于英国中南部有900多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开始我的藏学之旅。

  2004年,我曾到过西藏作极短暂的旅游,但西藏的一切对我和绝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说都很陌生。虽然藏学已经成为举世触目的国际性学科,但香港各个大学尚没有开办有关课程。尽管如此,我去牛津选修冷门的藏学并非一时冲动。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从事中国文物艺术的翻译,我有幸偶尔接触到明清两代宫廷的藏传佛教艺术品,对西藏历史文化渐生向往。2005年,经辗转打听后,我与牛津东方研究院西藏及喜马拉雅学系的系主任查理士·兰保教授联络上,得悉该系有正式的藏学研究课程,于是抱着希望报了名。为了作好准备,决定马上先修藏文。由于当时香港缺乏正规的藏文班和老师,唯有求助图书馆和坊间的教材,每天用功地用自以为是的方法听讲写读。自学过程非常困难,进度很慢。2006年到了牛津,才知道之前自学的转写方法,跟国际藏学界通用的威利转写系统挺有分别,还有相当多其他的误解,要花时间重新矫正。正因为当年自学藏文的崎岖路,于是对自己许下承诺,日后假若学有所成,必定协助有志研习藏文而苦无途径的学子打开方便之门。

  别人问我,拉萨、北京、成都的大学不都有藏学吗?当然是有的,但都要求报读者有扎实的藏语文根底,像我这样半途出家的人,根本跨不进那门槛,唯一途径是出国去。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去?个人偏爱欧洲的古雅文化和小镇风情,加之英语也是香港人从小学习的语言,于是牛津成为不二之选。

  牛津东方研究院的西藏及喜马拉雅学系正式成立于2000年,是全英国唯一提供藏学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学系。学系主任兰保教授,即我的导师,曾在藏地和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居住和考察达15年,出掌此系后艰苦经营十载,至2010年才功成身退,但仍蝉联历届国际藏学协会主席一职至今。

  牛津成为东西方藏学交流的平台

  牛津为学生提供了最优越的学术交流平台,给我们讲课的不但有本系的老师,还有世界各地的藏学家来作客座教授,让我们见识到藏学的宽广领域和前辈们的耕耘成果,提升我们的视野和知识。周遭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一起为追求学问而奋斗,体现了不同种族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包容。享有盛誉的一对一导修制度,是牛津坚守至今的传统,学生们得益不浅。老师还鼓励我们多参加系内系外以至国际的藏学研讨会,体验西方学术风气的自由开放。学者们治学笃实严谨,亲身考察,寻根究底,大胆假设而小心求证的态度,着实令人钦佩,也给我们起着很大的示范作用。国际藏学协会举办的第十届国际藏学研讨会正是2003年在牛津大学举行,由兰保教授作召集人,参加者中有不少中国藏学家,牛津俨然成为东西方藏学交流的平台。

  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之丰更是名闻遐迩,虽然藏文和汉文资料及不上中国国内,但其他涉及藏学的参考书刊和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还可以透过牛津大学这个平台,向其他西方国家的藏学者讨教,交流和分享资料。系内的老师和同学绝大部分是西方人,对藏传佛教很好奇的不在少数,研究的课题或多或少也涉及这方面。除了我来自香港外,也有一些来自国内外的藏族学者,研究不同的藏学范畴。虽说学术不应涉及政治,但西藏政治地位始终是现时国际的焦点,然而大家交流时纵使各有立场,大都懂得互相尊重,以学术为先,免伤和气。

  梵文实在太难学了

  读硕士的第二年,由于明白如果对梵文有基础认识,对日后理解藏文文本肯定会有助,因此我下定决心兼听梵文课。教梵文的教授非常严格,纵使旁听也要认真备课,于是每星期再腾出20多个小时多学一门难学得要命的语文。老师把我们当成超人,教学进度快得不可思议,唯有咬紧牙关挺下,总算有点收获。在牛津念书,学费和生活开支当然不便宜,申请助学金难上加难,幸而工作多年有点积蓄,才能勉力支撑。想到花了那么多钱和光阴,怎能空手而回,唯有加倍用功和专注,以这股拼劲完成论文和大考,并以优等成绩硕士毕业。

  梵文实在太难学了,一边学一边忘掉,过了一个暑假已经所余无几,于是念博士时又重新去听一次梵文课程,希望唤回一些记忆。至于藏文,当然要不断的学习,而经过之前两年多的努力,已经勉强可以读十三世纪的文本了,除了翻查不同的词典和论文外,还请教周围的前辈们。很感激一位旅居牛津的藏族学者南达,这位苯教格西的藏学根基深厚,谦和有礼,初到西方来,努力学习英语之余,也为人补习藏文和协助解读文本赚点零用。长达3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我在牛津,每星期他都抽空到来协助我解读文本,并很有耐性地解答我的疑难,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有关藏地宗教文化的常识。

  念博士时,我到过北京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向藏学家们讨教,暑假住在拉萨学习藏语,也曾踏足不丹体验当地文化,在尼泊尔南部蓝毗尼国际研究院逗留数星期找寻资料。为了印证一位十三世纪高僧的传记内容而从尼泊尔北徒步至西藏,又在印北藏裔民族聚居的拉达克住了多个月。博士毕业后,便马上启程到西宁,在青海一带考察后经拉萨前往藏西阿里,继续为研究的课题搜集资料。

  那5年多里,每次到高原考察我都是只身往返。由于体质关系,每次去都有挺厉害的高原反应,觉得特别劳累吃力。导师知道我如此奔波,曾劝道:“其实也不须如此辛苦,有些人从没到过西藏都可以在图书馆写出研究西藏的论文啊!”但我坚持要亲身去体验,去搜集资料。

  生活简朴的牛津教授

  牛津的教授们,绝大部分起码精通四、五门西方语言,很多更兼懂一两种东方语言,纵使学富五车,仍然谦逊低调,令人深深体会到学海无涯。我认识的藏学者们都衣着朴素甚至破旧,生活简朴,出入骑一辆破单车,饮食简单随意,家居找不到几件贵重的东西。他们两袖清风,杂务亲力亲为,不在乎排场,纵有物质财富也不屑炫耀,也不炫耀学问,因为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而智慧之光内敛。苦心研究藏学并非为了经济回报,或是履行任何任务,而是出于个人对学问的渴求,对藏文化的热爱,很值得钦佩。几年下来,我深有体悟,对追求学问有更坚定了决心和一份执着。

  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返回香港,为了履行当年的承诺,除了继续从事中国文物艺术翻译专业外,还开始在大学的专业进修学院教授藏语文,尽力为那些苦无途径学习藏语的人打开方便之门。报读的人挺踊跃,至今已办了3届。我将牛津采用的那套方法,加上自己编选的教材,配合藏文化的讲解,辅以先进视听器材与网上工具资讯,以粤语为主,英语为辅,教授学生们从零开始学习藏语。学习藏语也不一定为了藏学研究,多了解西藏的文化不但可以拓阔视野,还有助促进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融和。

(责编: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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