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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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01-01 08:30:00来源: 《十月》杂志

  曾经有过一个愿望,就是与青年时代共同在西藏度过最艰苦岁月的老友一起,找一个地方养老。2006年8月,我进藏30周年纪念之时,开车重返西藏,跟次仁拉达谈了这个想法,他很赞同。我们都希望那个地方能够有雪山、有藏传佛教寺庙,海拔不至于过高,气候环境和生活条件又比较适宜,我们可以在那里怀旧,在那里进行思想、文化和心灵的交流。后来,我跟他通电话,认为云南丽江的农村比较符合我们的愿望,那里是藏族人居住的最东南边缘,可以遥望西藏高原,从滇藏公路进藏也很方便。次仁拉达说,好的。此后他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翻车事故,摔断了胳膊,但恢复得很快。我们在通话中又谈到那个愿望。2007年上半年,我多次与他通电话,感觉他支支吾吾,有什么欲言又止似的。后来,他终于说出实情:他不但赞同我的想法,而且打算去往丽江实地考察,但正是在由成都去往丽江的中途即攀枝花,他突发重病,大量吐血,只好返回成都。经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因为他还患有糖尿病,也不能手术,医院表示对此已无能为力。 

  得知这一消息,我感到难以接受,并决意要再去西藏看望他,20071231日,我收到次仁拉达发来的短信:“尊敬的吴老师:您好!您托加措带来的信件和东西已收,很高兴。我的病情没有恶化。藏药对肝的疗效很好,请放心。藏传佛教对生死观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每天念、,每月放生,有时听藏汉高僧大德讲经,时间过得很快。请放心。祝元旦快乐!”因为工作杂务,我抽不出身,等到农历年底,我很想到拉萨与次仁拉达一起过个年,因为我真的特别害怕再也见不到他。2008年春节的前一天,我飞往拉萨,飞机抵达拉萨上空,因为扬沙不能降落,返航成都时,我自己又严重感冒,感冒中进藏有危险,而且只会给人添麻烦,无奈取消了本已进行的行程。 

  2008430日,我利用五一节的三天假期,回到了拉萨。当天下午,穿过残留着“3·14”暴力事件痕迹的街道,我来到他的家,终于见到了我相识交往近三十年的朋友、一个普通的藏族平民次仁拉达。 

  三十年前与他相识时,他就是一个平民。只有十几岁。藏北草原那曲地区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发电工,一头卷发,轮廓分明,本是一个英俊少年,却蓬头垢面,此后的一生也不拘装束,更多的人简称他为拉达,偶有一丝汉语中“邋遢”之意。而但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赞叹他的聪明,总之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不过,只有与他深交的人,才知道他的苦难历程。 

  那是在我跟着一起到他的家乡——藏北草原西部的申扎县雄美乡的那趟旅行才知道的。 

  次仁拉达其实是一个孤儿,一个非婚生孩子,母亲去世后,成了孤儿,另有家庭的其生父出于功利而认领了他,实际上是当做一个可以放牧的劳动力认领的。于是,他从四五岁起就在奇林湖畔的草原上放牧,却在其父的家庭中甚至得不到温饱的待遇。只有他年迈的奶奶给他慈爱。他说,他常常是光着脚或是裹一块羊皮在冰雪上跑。 

  我至今对奇林湖地区的寒冷有着最为深刻的记忆。 

  那是198028日,我穿着次仁拉达给我找来的老羊皮藏袍,跟他一起骑马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尽管我有在雪地骑行的经验,先牵着马徒步走了几公里热身再上马,仍然很快被奇林湖刮来的刺骨寒风穿透,我几乎有一种要被冻死的恐惧,使劲鞭打着我的坐骑,先于次仁拉达走了。在风雪弥漫的远处,看到一顶摇晃的帐篷,我鞭打马,奔向那顶帐篷,像溺于海洋的人奔向孤岛。到达帐篷门口时,我的被冻僵的腿已经不能支撑我下马了,我几乎是从马背上直接摔到那顶帐篷里去的。这一下把帐篷里围着火炉的主人惊住了,那是一位老阿妈,袍襟里抱着一个婴孩,还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被风雪冻僵的一个人,便手忙脚乱地把我扶在靠垫上,脱去了我的马靴,青年男子从襁褓中抽出一大把羊毛,靠近火炉烘暖,再把我的双脚捂住。看着这样还暖不过来,老阿妈把袍襟中的婴孩交给儿媳妇,凑过身来,把我冰冷的双脚放进她的怀里。随着我的双脚缓缓暖过来,次仁拉达才从后面追过来。他向主人解释,这个冻伤的人是从江南来到藏北工作的汉人,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西部,才冻成这样。次仁拉达感谢他们给我这个陌生的汉人以温暖。很多年后,我的心中总会闪过这一幕,我对次仁拉达说,我没有从哪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就是在这样荒僻寒冷的草原上,次仁拉达走过他的童年,命运的改变起于教育。由政府出资的申扎县雄美乡历史上第一所初级小学在一间土坯房屋里创建。“我要读书!”成为次仁拉达幼年生命的最强音,他不顾其生父的反对,坚决要去上学,其父甚至以如果不去放牧就不供他吃饭为要挟,而次仁拉达则宣称,即使乞讨也要上学!那个年代西藏还没有条件像如今对义务教育学生实行“三包”——事实上他就是以半乞讨的方式,维持他在初小上学的日子。但只要一走进学校,就觉得是另一个世界,他的天资得到展示,他的学业总是排在第一,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当时申扎县唯一的完全小学,他从草原牧区走进了县城。在那里,他仍然过着半乞讨的日子,他用课余时间捡牛粪卖给县机关,用周末时间为县人武部放牧军马,以此换回吃喝,维持学业。他又以最优秀的成绩,进入当时整个藏北地区唯一的初级中学即那曲中学,次仁拉达又从西部牧区来到藏北重镇——那曲。当时的教师多是北京援藏的,对这些孩子来说,“北京格拉”真的比他们的父母还要亲。 

  次仁拉达初中毕业留校当了一名电工,与我的一位山东朋友同住一间宿舍,由此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第一次握手,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的一节,被柴油发电机的皮带卷断了。在我们的交往中,他的汉语文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久,我担任那曲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即把他调到文化局所属的群众艺术馆,基于他的天资和工作的需要,又把他送自治区话剧团学灯光。我记得那年带着次仁拉达去拉萨,那是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藏北草原。我们乘坐的车一路南行,到了海拔较低的羊八井,次仁拉达第一次看见长着绿叶的树,他惊讶而激动。此前,他除了草原上的帐篷杆和电线杆,除了书中的树,没有见到过具体真实的树。到拉萨,他朝拜了布达拉宫、大昭寺。他在拉萨学灯光,光电知识对于他来说,似乎很容易掌握,好像会无师自通。他利用这个机会,用了更多的精力学习藏语文。 

  自从次仁拉达调入文化局后,我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我们那一群同事就是一群朋友,我们建设了地区影剧院、地区群艺馆等一批文化设施。这些新建筑落成时,附近的老百姓自发前来敬献哈达,次仁拉达特别开心。当时,正处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治穷致富,是各个部门的中心工作,我们文化局自然也不例外。每次被抽调到基层工作组,次仁拉达都是工作组成员,同时也是我的翻译。我们在那曲县的罗马乡、双湖的查桑乡,一待就是几个月。我们在属于可可西里地区的双湖的留影至今还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次仁拉达经过几年的自学,已经是公认的高级翻译了,藏译汉、汉译藏、口译、笔译,都是一流的。我与牧民的交谈,他甚至把语气词都翻译出来了,我的一些简单藏话也多是从他那儿学来的。由于我们蹲点的地方海拔超过5000米,我患上严重的失眠症,有一次大概有五六天没能睡好。次仁拉达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到佛像前为我念经祈祷,保佑我能安然入睡。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作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我们再一次把次仁拉达送到西藏大学进修藏语文。这一次,他不但把藏语文作为工具来学习,而且广泛涉猎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学,并且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在这个阶段,他与从四川藏区来拉萨朝佛的一个女子结识,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本人也在1988年从地区调到自治区工作。在我离开那曲时,次仁拉达问:“吴老师,你走了,谁来救我?”我回答:“我从来也没有救过你,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实际上,你给我的帮助可能更大。的确,次仁拉达是我认识西藏基层社会的一个向导。 

  此后,我在文化局的同事格桑次仁调任申扎县委书记(后来成为自治区领导)。格桑次仁也非常欣赏、关心次仁拉达,带着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先做编译工作,并担任申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申扎县对外合作成立矿业公司,作为政府出资人的代表,次仁拉达担任副总经理。我们笑称他成了“金老板”。合作方换了五任总经理,而政府方的代表、副总经理一直是次仁拉达。因为他的聪明,很快又掌握了矿业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把一个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在拉萨自建了住房,安居乐业了。这期间,我已经调到北京工作,次仁拉达来京,到北京市委来看我,还是多年前那种装束,但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他已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次仁拉达在矿业公司的第一任合作方总经理王世平,此后也成为他终生的朋友。王世平非常能干,后来从企业经营转向行政管理,担任了地区行署副专员。但他发现自己不适应也无意于官场,更愿意办实业,又辞官经商,成为西藏一名很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我与王世平也因为次仁拉达成为了好朋友。王世平又是一个非常善良和有责任感的朋友,世平对我说,次仁拉达的事你放心,如果他有万一,我和爱人会承担一切。 

  我的五一拉萨之行,有一种紧迫感。我不知道次仁拉达的病情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我必须见到他。 

  “吴老师,你来得很及时啊,我可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次仁拉达的脸色非常不好,说话没有力气,但见到我却很高兴。我们相识时,他还算是个大孩子,因为生活的艰难和疾病的折磨,生命力明显衰弱了,虽然他心态很平和,但我见此不由得心里隐隐作痛。 

  在拉萨的三天,我们见了三次,我们像二十多年前一样,单独交谈,谈得很默契、很深入;我们谈宗教、谈民族、谈社会、谈人生、谈命运,我们也直言不讳地谈论死亡。 

  我有些奇怪次仁拉达后来怎么会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告诉我,作为一个藏族人,几乎是与生俱来地信奉藏传佛教,但更多的只是盲从。他自己则是听一位高僧讲述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之后,才真正信奉藏传佛教。我们毫无顾忌地谈论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问题。比如,藏传佛教的轮回观念,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但总体上规劝人心向善。由于存在前世的观念,对此生的痛苦是有解释的;由于存在来世的观念,对此生是有约束的。次仁拉达说,我现在得这个病,可以认为是前世作了孽,解除痛苦的最好办法,是祈求他人不再得这个病,如果我因此而死,最好能把这个病带走,如果来世转生为人,也要为他人解除痛苦。次仁拉达所信奉的,其实就是“人间佛教”。这使我想起一位宗教哲学家所说的:“疾病也可以被用来使我们想起无数存在者所遭受的痛苦,并使我们的爱和同情复苏。”我不信教,但与次仁拉达在交谈中有不少共识,比如藏传佛教存在很多问题:政教合一的历史惯性,对政治的干预、对权力的欲望,教派争斗,社会变革了,宗教却没有变革等等。我们都希望宗教回归到个人信仰的本质上来。 

  在谈话过程中,他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他说:“吴老师,你来得好啊,我可能还活一年。”我说:“如果我的到来能让你从一个月延及一年,那我就年年来!”毕竟,他还只有四十多岁啊! 

  临别前夜,我与当年藏北的友人加措、向阳花、多吉才旦及家属等聚会,次仁拉达在王世平夫妇的陪同下给我送来一幅唐卡。他郑重地打开,是一幅四手观音像,四周还绘有四幅小佛像,他一一介绍,其中一幅是文殊菩萨,次仁拉达指着文殊对我说:“那就是你嘛。”我惊讶甚至惊恐地说,你千万不能这么说,我只是一个前世行过善也作过孽、此生行过善也作过孽的俗人甚至愚人。 

  但我们约定,如果他走了,他最大的牵挂是他最疼爱的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我会将她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照。 

  几天前,次仁拉达打来电话,他从电视上看到四川地震灾害惨景,心里非常难受。他说,他要捐款给灾区人民,还要去大昭寺为遇难的同胞诵经超度……我没有想到,这是次仁拉达与我的最后的联系。 

  526日,我接到王世平的电话,次仁拉达已于25日上午10时去世。喇嘛正在为他念诵超度经,30日送往直孔堤天葬台。 

  我用泪眼远望西南,那让我多少次悲伤的西藏。次仁拉达走完了此生的路程,苦难终结了。他此生是一个平凡、善良、智慧的人,如果真有来世,但愿他不再有那么多苦难…… 

  补记: 

  两个月后,我再次去拉萨,履行我与次仁拉达的生死之约——照看他的女儿桑旦拉珍。我与正度暑假的她共度了三天美好时光,我们结下深厚的父女之爱,我成为了她的第二父亲。日前,收到女儿给我的电子邮件:

  亲爱的爸爸: 

  刚收到您给我的一封信和几张照片,心里特别的开心。这次您来拉萨不知道给我带来了多少的快乐,从内心深处关爱我、体贴我、呵护我。您的每个眼神里都流露出对我的疼爱,帮我从丧父之痛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我重新感受到父爱的温暖。女儿此生有两位父亲,一位是出生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父亲一位是出生在大都市中的汉族父亲,虽然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两位父亲,但是您们都是伟大的、慈悲的、智慧的。您们之间的友谊就像大海一样深,您们之间有太多的经历、往事对吗?缘分让您们拥有了同样一个女儿桑旦拉珍,您们给了我多少的爱,也教会了如何去爱别人。女儿发自内心地感激您们,女儿也特别的爱您们,想您们,女儿会时刻牢记您们给我的教诲,也决不会让您们失望。爸爸我爱您们!!!

(责编: 央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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