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西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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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谦平发布时间: 2015-02-25 15:02:00

热振寺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的首寺,由于宗喀巴同噶当派的特殊关系,该寺在黄教中拥有重要的地位。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五世热振活佛土丹绛白益西丹巴坚赞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热振主持西藏政务期间,西藏当局同国民政府的关系趋于缓和,尤其是他邀请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40年赴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同意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允许九世班禅灵榇返回扎什伦布寺等举措,遭到英印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亲英势力的忌恨。他们指责热振“引进中央势力,定将进行政治改革”,逼迫热振在1941年1月宣布由其经师达札活佛代理摄政职务二至三年。达札上任后重用亲英官员,扭转了热振的内向政策,使西藏当局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恶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其西藏政策,试图壮大拉萨的亲汉势力,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全力支持热振恢复西藏摄政的职务。热振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热振寻求中央政府助其复位

达札代理摄政后,很快变为亲英派的核心人物,同热振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达札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亦引起热振的不满。1944年,达札代理摄政的3年期限已到,但他丝毫没有交出摄政职位的表示。三大寺的堪布们对达札也心怀不满,他们希望热振回拉萨主政,但由于噶厦为亲英派所控制,噶伦丹巴绛央、彭休·才旦多吉、彭康·扎西多吉和索康·旺清格勒等一批高级官员均反对热振返回拉萨。同年12月,色拉寺结巴札仓堪布阿旺嘉措邀请热振回拉萨主持该寺大经堂的开光典礼,热振得以返回拉萨。热振在拉萨受到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热振在拜访达札时,提到了要达札交出摄政职位的问题,但达札拒不交权。热振不得不返回热振寺。

阿旺嘉措是热振的亲信,他邀请热振来拉萨的举动得罪了达札,一个偶发事件,让噶厦找到了报复阿旺嘉措的借口。

拉萨北部彭波宗(即今林周县)的农民因为债务同色拉寺僧人发生纠纷,由于宗本楚臣站在农民一边,被色拉寺僧人围殴致死。噶厦要求色拉寺结巴、阿巴两札仓交出凶手,但遭拒绝。由于色拉寺的这两个札仓是热振的坚定支持者,噶厦决定借机解除这两个札仓堪布的职务。在噶厦宣布这个决定前,阿旺嘉措已经得到消息,星夜逃往他的家乡西康甘孜。在甘孜大金寺,阿旺嘉措接到热振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和藏洋1000余元,要他持信前往重庆。达札在阿旺嘉措逃亡后开始剪除热振党羽的行动。1946年1月22日晚,热振的亲信四品官觉札被噶厦逮捕,罪名是他曾经帮助逃亡的阿旺嘉措代写过一封呈报国民政府的函件,这封信是在随同阿旺嘉措逃亡的管家身上搜出的。据此,达札怀疑觉札向阿旺嘉措泄漏了消息,从而导致阿旺嘉措的出逃。[1]

军统局驻拉萨站情报人员侯国柱报告说,上述案件“牵涉亲中份子甚众,尤其直接牵连热振,如在押各人被刑讯招认,藏政府可能即加罪于热振,甚或派兵攻击。故热振之处境甚危”。侯国柱认为,“热振虽有意抵抗,惟因兵力单薄恐于万不得已时只有出走”。热振因色拉寺事件而“恐慌异常,极盼中央能及时设法解救”,“现正整理人枪马匹,以待审讯之结果决定行止”。侯国柱指出:“热振如迫不得已而逃亡,则西藏亲中派之势力将消灭殆尽。”他建议中央政府以热振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命令驻藏办事处对他“加以保护”,“则达札不敢与热振冲突,当可保存亲中派之势力于不堕,并有利于今后中央对西藏一切措施之推行。”[2]

侯国柱的报告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他于2月15日将侯的电报转发给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但蒙藏委员会认为目前不宜刺激西藏当局,因为热振去年到拉萨运动复职未成后,拉萨政府对其监视严密,热振所派信使多被藏方拘获。因此,假如此时明令驻藏办事处对热振予以保护,反而会促成对热振不利之局势。如果西藏地方政府决心与热振为难,则中央虽令驻藏办事处加以保护,该处亦无能为力。[3]

由于达札在英国和亲英派官员的支持下拒绝交出权力,热振及其高级助手转而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与政治支持,以图向达札施加压力,夺回摄政职位。事实上,热振同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当年他要辞去摄政职位时,国民政府就曾多方加以劝阻。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热振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达札拒绝交还摄政职位后,热振同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人员频繁接触,他指出达札是中央政府同西藏建立友好关系的障碍,请求中央支持他重新执掌西藏大权。在沈宗濂离开拉萨前,他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信,请沈宗濂转呈。热振在信中指出:“今达札年老,为左右所蒙蔽,事事听命于英人,使佛教日衰,于达赖佛不利亦甚,若中央能赐电藏政府,以达札年迈,不宜再理政事,应照十三辈达赖遗训,命热振复位。不服从时,派遣飞机或军队来藏示威。热振深感中央大恩,如能复位,必服务(从)中央一切命令,协助达赖佛在中央领导下,建设西藏。”[4]但沈宗濂直到次年9月才将热振的这封信交由蒙藏委员会转呈蒋介石。

军统局驻拉萨站负责人魏龙于1946年3月23日向戴笠[5]报告说:热振于3月19日询问他,蒋介石曾派人致函热振,征询“其以何名义复任藏王?及中央进兵西藏,热振能否协助?与热振继任藏王后对外政策如何”等,他想知道该文函“是否确系钧座所发”,热振表示,“在未确实明了来源以前未便呈复”。[6]

在得到重庆方面肯定答复后,热振于4月中旬就西藏问题的解决途径同侯国柱进行了密谈。热振表示,“现任藏王达札昏庸无能,故应推翻,而以本人代之。本人有号召藏政府各级官员及全藏僧俗之声望与地位。”侯国柱问热振那些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援助。热振表示“最需要者阙为军队。如不能派出军队入藏,则可驻兵藏边,或用空军飞拉萨,用以威胁。如中央派军队驻扎藏边或派空军均难实行,则请求发给步枪二千枝、重机枪三十挺、弹药数十万发,卢比三十万盾,自行编训僧军,亦足供使用。如中央军队能入藏,则所需军粮及派遣向导,均由本人负责。”热振承诺,“复位进行成功之后,本人当即通电拥护中央。对外交之态度则由中央决定”,对今后全藏僧俗之安抚及西藏之建设,则以不违背西藏宗教为原则,并请中央派员指导。[7]

侯国柱同热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曾多次前往热振寺同热振密谈。他保证中央政府一定支持热振复位,并请热振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热振表示很想去内地,但他不敢贸然前往,遂派他的两个亲信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8]前往内地,代表自己向国民政府陈述达札投靠外国,破坏汉藏关系,恳求中央明令达札辞职。他还托该二人带去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热振在这封信中写道:“过去热振主持西藏政教时,对中藏和好多所努力,现在无论安危,唯有依赖中国政府。此时西藏政教如大风下之油灯,危急多端,余及所属虽有补救之愿,无能为力,甚望钧座对藏政有久远安定之策。……务请中央明令饬现任藏王达札即时退位,仍推荐余照前主持西藏政教。如以此举认为有不便之处,则前辈第十三世达赖圆寂时曾有许多遗嘱,西藏政教全权交付余主持,现任藏王及其臣僚违背斯旨,竟受英人金钱利用,将西藏政教断送,余无法容忍,决起挽救,请中央补助适用之步马枪至少三千支及弹药,详情由甲本邓珠朗杰面陈。”[9]

二、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决策上的分歧

国民政府内部在战后西藏政策上存在着分歧,其焦点在于是否支持热振复位。

最初,沈宗濂拟订的对藏政策是支持索康·旺钦次登来领导改组噶厦,组成为中央政府所接受的西藏政权。沈宗濂并不赞赏热振,认为他“为人贪而无谋”,“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复位之希望甚微”。[10]沈宗濂认为西藏噶伦中以索康·旺清格勒和噶雪·曲吉尼玛实力最大,而旺清格勒的父亲、现任“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札萨系幕后操纵者。沈宗濂向蒙藏委员会报告说,索康札萨对蒋介石“素极崇敬,愿在中央领导下改革西藏政治,推行新建设”。索康札萨已经同他就西藏问题秘密达成3点协议:(1)西藏外交完全由中央主持;(2)西藏军队由中央供给军械,派员训练;(3)西藏国民党由索康负责组织。[11]

但军统局反对沈宗濂的建议,他们认为“索康及其党羽,均为显著之亲英派,彼等对英之关系绝难放弃,而在彼策划下改组藏政府之后,恐仍将采取骑墙政策,对外交权及国军之入藏,彼亦不能确切保证。故索康之计划实行虽易,而难收实效”。他们指出,要想彻底解决西藏问题,“阙为扶助热振之复位”。他们认为,热振复位,“系以挽救将沦于亲英之西藏宗教为重心,如能成功,则政令之推行可由我中央派员实际主持,外交问题亦均可由中央决定,绝无建立中英双方亲善关系之顾虑”。他们坚持,“西藏问题,从各方面观察,俱以从热振方面着手较为有利。而且确有把握”。[12]蒋介石最初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的意见,他于4月24日致电罗良鉴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决定“仍以扶助热振复位方可挽救西藏亲英之威胁及确切推行中央政令”[13]。

掌控军令部的徐永昌对于扶助热振复位的决定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央对藏政策不能将宝押在热振一人身上,而更现实的政策是支持索康家族。他指出:“查热振系前任摄政,自卸职后时谋复位而未果。索康系现在藏政府中实力分子,其长子现任噶伦,次子任代本,昌都总管宇妥及西藏出席国大首席代表古桑子(即凯墨)等,均与之有戚谊。[14]中央如欲援助在野之热振以推翻现在西藏政权,诚恐热振力量薄弱,事机不密,易为西藏政府发觉,则不但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反而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惧,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徐永昌认为“对于热振方面亦应善予抚慰,并暗中援助……热振应先尽量暗中寻求党羽,秘密扩张势力,但不能轻举妄动”,只有西藏当局不愿内附时,才可饬热振派员来南京“共同策划秘密供给军火之运输路线”。[15]

罗良鉴在给蒋介石的函电中依然坚持由索康领导改组西藏政府的政策。他指出,西藏噶厦此次派土丹桑培等高级官员来南京,“闻负有商谈藏事任务”,因此,他主张“我方现阶段任务,仍应以藏政府之实力派为对象”。罗良鉴认为,“热振下野已久,势力渐衰,此时策动其复位,不惟难收成效,转恐别生枝节”,热振只能作为“将来之潜伏势力”加以利用。[16]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倾向于支持热振复位。他认为“热振虽退位,有时仍拥相当势力。今达札骄纵,蓄意亲英……热振静极思动,卷土重来,极有成功可能,我果运用有方,则西藏可以收为我有。此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可忽也”。但刘文辉也有一些顾虑:第一,中央“甫经宣布西藏高度自治,措施一有不当,易涉干预西藏内政之嫌”。第二,“国内方有中共之争,西南当以安定为主,不能使中藏之间过生纷扰”。因而刘文辉建议,对于热振的援助,“不必中央露面,但由地方出头,成则国家受其功,不成则地方负其过。如是则可伸可缩,能发能收,无虑他人之责言,不损中枢之威信”。[17]

新任军统局长郑介民认为,“藏政府将乘我共产党为乱,尚无法西顾之际,要求超过高度自治之独立问题。另一方面则尽量消除内部反对武力,将其脱离我国版图,沦为英国附庸之计划,已逐渐露骨。故对热振之扶持运用,实为防止西藏边疆叛离之唯一路线”。他主张此事“不可经过蒙藏委员会等边务机关,以免泄漏机宜”。[18]

确实,国民政府在战后给予了热振全力的支持。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公开的支持反而使热振在藏陷入困境。其一,国民党六大选举热振为中央执行委员,令热振在政治上陷于不利境地,这使得热振在西藏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其二,1946年,热振派其管家前往内地经商,到了南京,同蒙藏委员会有所接触。中央政府拨付给热振经费10万卢比,并命令驻藏办事处通知噶厦。在热振同达札矛盾尖锐之时,将中央资助热振一事通知噶厦,无异于火上浇油。[19]其三,政府内部在扶助热振复位上争执不下,使得最高决策者无法决断,造成情报外泄,给热振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热振返回拉萨试图复任摄政的举动引起英印当局的警觉,英国政府决定全力支持达札,打击以热振为首的亲汉势力。1946年5月3日,噶厦通令限期以官价收买在西藏所有私藏的步枪和骑枪。为此,热振于5月8日紧急致函蒋介石,称噶厦“此举盖欲解除职之武装”,因为“该项枪支以职所存者最多”。热振指出,“若职之武器一经缴出,非但使职拥护中央改革西藏之目的不能实现,且职之生命财产亦无法保障矣”。他请求中央政府“为使西藏不致沦亡及避免无谓之牺牲计”,及早指示如何应对西藏当局的对策。[20]

1946年7、8月间,热振同中央政府的联系的确在不断加强。但沈宗濂的一封信最终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暂缓支持热振复位。沈宗濂在信中写道:“藏政府内热振之旧部业已撤换殆尽,兹进一步征收热振所藏之枪械,热振感觉不安,情急求援,自在意中。前弟在藏时,曾与热振密切联络,惟细察其为人贪而无谋,左右亲信亦乏才能,除非中央予以实力援助,无望复位。但目下国内与国际情势是否适宜以武力解决藏事,似有从长研讨之必要。如果中央暂时无武力援助热振之意,最好令我驻藏情报人员与热振往返须极端审慎机密,事机不密,为西藏政府发觉,则不但不能收预期之效果,反而引起西藏当局对中央之疑虑,更进一步求保护于英人。军令部徐部长所签拟之对策极合实际。”沈宗濂进一步认为:“西藏政府此次征收热振之军械,用意在消灭热振之实力,以除后患,不致危害热振个人之安全。万一对热振个人有不利时,因热振历代为呼图克图,宗教之地位甚高,且曾受中央册封,中央去电阻止时,必可生效。如果不服从时,即派遣飞机示威,亦可得藏民之同情。”[21]

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认为沈宗濂的意见“颇为周到,且与前军令部徐部长主张相同,拟照所拟饬郑局长介民注意照办”。[22]蒋介石因而指示军统局:“对藏事不可过问,该局人员只可作联络与情报工作为限。”[23]

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复位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使得热振处于不利的险境。由于事机泄漏,使热振成为达札和西藏当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

三、黎吉生与热振被捕

所谓热振事件,实际上是由英印政府驻江孜商务代办兼驻拉萨使团负责人黎吉生(H.E.Rechardson)一手挑动起来的。噶伦噶雪回忆说:藏历2月份(即1947年4月中旬)的一天,黎吉生直接面见达札,说:“热振派遣植霍尔·普顿朗和拉噶尔·普士多2人前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大会’受到优礼接待,[24]胜过噶厦派去的两名札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热振派去的这两个人参加国大后留在南京。他俩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而非独立,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并给予武器和经济援助。国民党也准备派大军入藏,支持热振活佛重任摄政,还决定派飞机轰炸拉萨!”黎吉生还说:“据悉,国民党已给了植霍尔·普顿朗很多武器和金钱;热振拉章与札什伦布寺拉章联合起来,要在色拉寺建立军事基地,由热振方面发动叛乱;在札什伦布寺也建立军事基地,由札什伦布寺拉章发动叛乱。”黎吉生特别要求达札对他所提供的情报予以绝对保密。[25]黎吉生的此番挑唆,令达札胆战心惊。他立即召集噶厦开会,会商的结果是立即向驻南京的西藏办事处予以查证。拉鲁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叙述。[26]

噶雪和拉鲁的回忆录还证实,黎吉生在向达札秘密报告了热振“勾结”南京国民政府图谋“反叛”的情报后,又向西藏“外交局”官员报告热振图谋假道印度逃离西藏。在黎吉生秘密会见达札的第二天,西藏“外交局长”索康·旺钦次登和柳霞来到噶厦报告:根据黎吉生反映,“热振活佛前些时准备去印度朝佛,要求我帮忙。我对他说:‘你是有名望的前任摄政王,出国朝佛须报经噶厦。’结果未能前往。倘若他能赴印,必定前去内地。现在热振活佛很可能经藏北去内地,你们‘外交局’应立即向噶厦报告。”黎吉生还要求“外交局”对提供情报的人严格保密。[27]

英国的作用还表现在对西藏和内地间通讯控制方面。陈锡璋从尼泊尔代表那里获知,热振致中央政府的信件系由“英国邮局检查员在噶伦堡查获”,“函中盖有热振印章,信封则有彭康图章”,该信被转交给西藏当局,“藏方认为谋逆有证,非严办不可”。[28]

1947年4月13日,噶厦收到南京办事处复电,内称:“据查植霍尔·普顿朗等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军队、飞机、装备支援。蒋介石说5天之内给以答复。”[29]

从本人接触的档案资料来看,黎吉生和西藏驻京办事处的情报非常准确。

其一,热振确实有前往内地的计划。国民政府“发表热振为监察委员,也引起达札不满,认为热振私通中央”。“西藏驻京代表亦曾报告藏政府,谓热振密与中央联系,是故达札认为热振系西藏独立之障碍,必须早予消除”。达札原计划利用热振参加1947年5月举行十四世达赖13周岁纪念典礼时将其逮捕。若热振不来拉萨出席典礼,则以不敬重达赖为名,削其名号,夺其赐邑。[30]据拉萨特工魏龙报告,1947年1月23日,“热振派心腹人员报称,藏王达札及四大噶伦连日举行会议,拟消灭热振及其党羽”,热振“速请领袖设法营救”,“如中央碍难相助,即准备潜逃晋京”。热振还请求中央政府令“青海马主席派兵保护,以防不测”。[31]但吴鼎昌、罗良鉴等认为“热振在三大寺本具有相当声望与潜伏势力”,“惟自色拉寺枪支被缴,为首之结巴堪布逃出西藏以后,三大寺之势力已被摧毁无余,热振处境遂益危殆”。“热振倾忱中央,渴望援助,惟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央鞭长莫及,武力援助,势不可能,经济援助,无裨实际”,“且藏当局监视甚严,无法出境,纵令中央电令(热振)来京,亦难望西藏政府遵令放行,更恐因此引起疑虑,转增热振困难”。[32]因此,国民政府采取了观望态度。

其二,热振代表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确曾要求国民政府武装援助热振复位。他俩于1946年7月抵达西康后,一直要求赴南京面见蒋介石。但国民政府因顾忌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西藏代表而要求他俩等到3月10日西藏代表离开南京后再来。该2人于1947年3月28日抵达南京。图多朗嘉在一份致蒋介石的信函中的确提出了请求中央政府支持热振复位的4点要求:第一,“请中央明令罢免达札现在职位,饬将政权交还热振佛执掌,只要命令奉到,热振佛以既有力量,即时根据明令接受政权;第二,“中央如事前不便明令办理,热振佛则乘其不意采取断然措施,夺取政权,临时须请中央派数架飞机至拉萨市空表示声援”;第三,“为充实力量,计请赐助步枪三千支,并配弹运至滇康两省边境,分配各头目前来领取,加强组织。必要时,增派正规军至青、康、滇三省边区声援,密切联系”;第四,“请发给三百万卢比,以补助各项费用”。[33]

但实际上,直至4月14日热振被捕,蒋介石并没有接见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2人,吴鼎昌甚至连他们的建议也未转呈蒋介石。

热振“勾结”南京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噶厦立即于4月23日派噶伦索康、拉鲁和藏军总司令格桑楚臣率200名士兵前往林周以北的热振寺去逮捕热振活佛。此外,拉萨的热振拉章已被噶厦查封,“热振寺两札萨喇嘛、前噶伦彭康及桑都昌均被押往布达拉之狱中,房屋等处均被封”,雍乃喇嘛开枪自尽。[34]

热振被捕后,噶厦将其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孜夏角监狱。位于拉萨城北色拉寺的僧众发起了反对达札的武装暴动。他们打死了由达札派任的结巴札仓、堪布罗桑登达等4人,抢夺武器,并进攻拉萨的政府机关和藏军驻地;他们还在热振寺至拉萨的道路上劫迎被押往拉萨的热振,但未果。于是噶厦决定攻打色拉寺,镇压该寺僧人暴动。

在军事行动开始前,噶厦专门派官员去会见黎吉生,通知他噶厦攻打色拉寺的决定,并担心这次军事行动会引起汉藏边境发生动乱,因此请求英国政府给予军火援助。黎吉生对噶厦的决定“表示赞赏,并提示我们速战速决为要”,黎吉生还承诺,“假若汉藏边境发生动乱,英国政府不仅在军火方面给予全力援助,并在一切事务中为你们作后盾。所以,现在你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军事行动”。[35]根据尼泊尔驻印代表情报,此次热振事件,黎吉生与英印政府外务部长卡罗(OlafCaroe)勾结,力谋煽动扩大。卡罗甚至运动尼赫鲁及尼泊尔政府,要他们在中国政府出兵干涉藏乱时“出头为藏说话”,但均遭拒绝。[36]此外,西藏“外交局”要求黎吉生同意由英国驻拉萨报务员福克斯(R.Fox)负责帮助藏军在布达拉宫和拉萨的札齐军营架设两座无线电台,以协调军事行动,黎吉生起初不愿答应,经藏方再次正式请求并答应保证福克斯的人身安全后,黎吉生最终同意。但黎吉生则又辩称电台“实际上是西藏人的财产,而不属于英国”。[37]

由于有了英印政府的支持,噶厦从江孜和定日等地调集藏军1个代本至拉萨,加上原驻拉萨的札齐和侍卫两个代本,统一由噶雪巴指挥,“于19日下午7时,用钢炮开始轰击,色拉寺喇嘛坚强抵抗”。噶厦于20日派孜本前往色拉寺劝降,“寺方以释热振为条件,藏政府不准,遂下令于27日总攻击。英国无线电员福克升为藏政府装置布达拉与军营间之无线电话,以利指挥。27日晨5时,藏军复开始以机枪大炮猛攻。”[38]4月29日,藏军攻占了色拉寺。在这次冲突中,至少有200—300名僧人被打死,藏军士兵的死亡人数约在15名。[39]

这次事件还殃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家人。由于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家同热振活佛关系密切,被视为亲热振派。达札上台后就立了一条新规定,不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母和家人随意前往看望达赖,有官员提出异议,结果被达札关进监狱。达赖喇嘛的母亲指出:“在达赖陛下真正继位之前,他一点权力也没有,整块土地上最有权势的人就是大扎。”[40]在热振被捕前1个月,达赖的父亲祁才仁突然病故,“他断气时,血从他的鼻子与直肠流出来”,达赖喇嘛的母亲认定他是被噶厦害死的,“我丈夫之所以被人毒害,是因为如果他还活着,逮捕和暗杀瑞廷(即热振)的计划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41]噶厦还要求达赖喇嘛的母亲将在汉地学习的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和姐夫彭措扎西(黄国桢)召回拉萨。此计不成,噶厦又想把达赖的母亲和姐姐送回西宁,监禁达赖在拉萨的兄弟。达札甚至想废掉拉木登珠,而另立迪都仁波切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42]

四、国民政府收复西藏良机的丧失

热振事件发生后,驻藏办事处将所得消息陆续电告沈宗濂转呈蒙藏委员会:“请其注意尽速策划有效方法,解决此项纠纷,因此次达札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不可忽视。”[43]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在4月19日致蒋介石的代电中,却主张慎重处理这一事件,认为“此次既系内哄,在局势未明朗前,中央宜采取静观态度”。蒙藏委员会准备命令沈宗濂“以私人名义急电拉萨四噶伦,嘱以热振为国民政府册封之禅师、中央监察委员[44],中央对其安全负有保障之责,望慎重处理”。[45]

由于热振活佛素以倾向中央而著称,热振被捕的消息传来后,蒋介石异常焦急,曾向主持过藏事的高级官员征询处理意见。吴鼎昌认为可以采取两种步骤:第一,以蒋介石的名义致电达札,责令西藏当局无论如何保障热振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此次事件或为中央彻底解决藏事的适当时机,一方面可“遴派一大员赴印度与尼赫鲁商洽,防止英人对藏武力干涉,以绝亲英派之外援”;另一方面“密令马步芳或刘文辉派兵二三千作进驻昌都态势”,由于藏军兵力仅有6000人,无作战能力,“如无外援,必可不战而屈”。[46]

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认为中央政府处理热振事件有两种对策:(1)毫不过问,至中央有力量时再作根本解决。(2)彻底过问,遇有阻碍,亦不退缩。吴忠信认为,“此时西藏人心倾向中央,一般藏人于此次政变均对热振同情,英人在印度政权又渐向印人转移,系中央在藏树立威信之良好时机。”其意见倾向于干涉。沈宗濂的意见亦大体相同。[47]

4月27日,蒋介石亲自致电达札,要求他对热振“慎重处理,并将详情迅为电复。”[48]达札于4月28日复电蒋介石,指责“热振要谋杀藏当局有关系之官员,故寄来炸弹谋害,作此天理国法均不容之大事”,辩称“非本衲有意冤枉曲屈无罪之人”,但达札亦表示由于“本主座电谕,已令大会格外优待,宜速解决,从轻结案”。[49]然而1947年5月7日,热振却暴毙于狱中。噶厦事后电告中央政府,称热振“得中风之症,……无奈医药罔效,不幸于阳历5月7日晚间圆寂”。[50]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证明热振是被达札派人毒死的。西藏噶厦在宣布热振的罪状时,“勾结中央危害达赖摄政”是主要罪名。[51]达赖喇嘛的母亲亦坚信热振遭到达札、拉鲁(LaluSawang)等人的暗杀,认定“这是一桩政治阴谋与报复案”。[52]

热振事件对国民政府战后西藏政策以及中央政府在西藏地位的影响是巨大的。军方反应积极,主张利用这个时机一举解决西藏问题。陈诚认为“应趁此时机,以维护佛教,进兵西藏,戡乱实边,兼可制止英印在藏活动”。[53]国防部拟订了《最近西藏事变之内情与拟议对策》,包括甲、乙两个议案。甲案内容包括“以主席名义严电藏政府立即停止用兵,确保热振等生命之安全,静候中央派大员来藏查办”、“以甘境中央骑兵二个团由临潭取道果洛进驻玉树”、以康境刘(文辉)军骑兵一个团进驻邓柯、德格一线,配合巴安邦达多吉部康军相机进驻昌都”等;乙案内容包括“以主席名义电藏政府立即停止用兵,确保热振等生命之安全,并饬沈宗濂处长迅即返藏调解停战”、“由西昌警备司令部会同西康省政府组织康西各土著武力分自邓柯趋黑河(今那曲)、德格趋昌都、巴安趋江达(今工布江达),先行恢复康省西部原有辖境,藉以迫使藏政府就范”、“甘境中央骑兵一个团由临潭取道果洛进驻邓柯,互相呼应,相机入藏”等。[54]

军统局拉萨站建议中央政府借此良机,立即进兵西藏。其理由有三:其一,达札等假藉事实,谋害中央委员热振,毁灭宗教寺院,造成变乱,“西藏为中国领土,进兵平乱理由正当”。其二,亲华派及一般平民盼望中央出兵平乱,“此民心机会实不可失”。其三,从国际关系来讲,我国决不会孤立。英国在退出印度前,“实无暇顾问藏事,中央如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藏,英人绝不防备”。他们还指出,如果中央政府坐视不问,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其一,亲英派在西藏抬头,届时西藏宣布独立,而迎接英人入藏。其二,此后中央在藏官员将受人轻视摧残,难以立足。[55]

但蒋介石认为“此时对藏似不宜用兵”,并责令张群召集有关人员协议决策。[56]行政院将蒙藏委员会的议案交由国防部核办,但国防部并未邀集有关各部会商讨。[57]

外交部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拟定了“彻底解决”与“暂维现状”两种解决藏事的办法。

“彻底解决藏事办法”包括“责令西藏当局严惩事变祸首拉鲁、噶许巴(即噶雪)等,并秉承中央意旨改组西藏政府”、“中央驻军康藏要地,西藏方面国防、外交由中央主持,准许西藏内政上自治”等内容。而所谓“维持在藏现有地位办法”包括“西藏政府罢免拉鲁、噶雪等事变祸首”、“对热振加以追封并优为葬祭”、“赔偿色拉寺及热振本寺之损失”等。[58]

对于热振事件后的对藏政策,国民政府最终采取的是“暂维现状”的处理方式。此时蒋介石主要的顾虑依然是英国的反应,因为国民党在内地剿灭中共的战争已经展开,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在与中共作战的同时,再卷入一场同背后有英印支持的西藏地方势力的战争。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就建议西藏问题“似应以政治途径解决为主,在不影响戡乱兵力,亦得以军事为辅”。此外,对于国民政府来讲,出兵西藏,在技术层面上存在一些困难。首先是西藏远离内地,“中央于过去与现在对该方面之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等均无充分准备,骤然对藏用兵,困难殊多”,“如用空军威胁,中途无加油与气象设备,且系高空飞行,技术上亦成问题,不易实施”。[59]

为此,蒋介石于5月28日致电达札,要求西藏当局“对于热振身后事宜妥为办理,所有遗产切实保全,并对损毁寺院迅筹修复”,[60]实际上已是对达札剪除热振等亲汉派举动的一种苍白无力的抗辩,仅是为了维持面子而已。

国民政府的处置不当,使得西藏亲汉人士感觉失望。邓珠朗杰和图多朗嘉在给蒙藏委员会的信函中就指出:“此时中央若能利用藏中僧民心理采取行动,尚可挽回威信,确立主权,否则倾向中央之热振势力绝灭堪虞。”[61]国民政府内部的不满情绪也比较高涨。在1947年7月初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与会委员专门讨论了热振事件后对藏措置的问题。会议认为,“西藏此次内部纠纷,系由于亲英分子达札……阴谋西藏独立。其事态似亦相当严重”。许多委员指出,“政府对于西藏此次内部纠纷似宜予以紧急措置,未便置之不理。”会议建议中央“迅派大员或组织西藏宣慰团赴藏宣慰,一则藉此明其真相,二则从旁协助解决,三则可以收拾人心。一俟所派大员到达藏地之后,再行相机观察,如有必要,或派飞机临其上空表示中央威力,以资镇压反侧,并在经济上及财政上酌予援助”。会议强调:“西藏问题似宜乘此时机设法解决”。[62]

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行政院于1947年9月19日命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63]主持召开藏事会议,并将会议研议的结果报行政院院长张群。张群据此撰写了一份题为《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的文件,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决定采取的对藏政策有:(1)关于热振圆寂后中央所持之态度。“当事变之初,既因种种牵制,未伐之以兵;事变之后,又未裁之以法。此时或可作为悬案,留待将来相机善处,不必有所表示。”(2)关于印度独立后中央对西藏应有之对策。“期能于英将撤出印度,藏正失所依赖之时,以外交途径,废除英藏不平等条约,收复山南失地!”(3)关于今后处理藏事之步骤。“至于西藏问题之彻底解决,必须依据宪法,保障其自治。其自治条款如何,须彼此相信以后,始可商谈解决。”[64]

国民政府在处理热振事件问题上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使之再次丧失了借机收复西藏的大好时机,而以三大寺为首的西藏亲汉势力亦遭重创。

注释:

[1]侯国柱:《热振与藏政府有冲突之可能》(1946年2月8日),《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魏龙:《西藏贵族交暖被藏政府抄家押禁情形》(1946年2月13日),《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2750.01.01。

[2]侯国柱:《热振与藏政府有冲突之可能》(1946年2月8日),《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2750.01.01。

[3]《罗良鉴致蒋介石电》(1946年2月19日),《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2750.01.01。

[4]《热振呼图克图致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1945年12月),《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5]戴笠已于此前几天因飞机失事身亡。

[6]《戴笠为热振企图复位致蒋介石的报告》(1946年3月25日),《色拉寺事件来归人士安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2750.01.01。

[7]《与热振佛商谈关于解决西藏问题之谈话笔录》(1946年4月21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8]邓珠朗杰为西康甘孜白利村甲本,即保安队长(相当于连长),曾参与1932年同大金寺的战争。图多朗嘉为西藏十大商人之一,其商号为阿多仓。参见《关于邓珠朗杰与图多朗嘉经历之情报》(1947年4月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2。

[9]《热振致蒋介石函》,该信函落款日期为藏历年11月初七日,据推断,应为1945年12月下旬所写,《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0]《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1946年8月2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1]《沈宗濂呈西藏政情及对策》(1946年8月2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2]《魏龙致重庆电》(1946年4月21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3]《蒋介石为扶助热振复位致罗良鉴、徐永昌电》(1946年5月1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4]索康曾任昌都总管,时任西藏“外交局”局长,他于1946年1月力主外交应归中央,“外交局”应撤销,如不同意其主张,他将辞职。索康长子旺清格勒时任噶伦,位居首席噶伦彭康之后;次子任拉萨驻军代本;昌都总管宇妥为其二女婿;凯墨为索康胞弟。参见《陈质平为西藏派遣国大代表等事复外交部电》(1946年1月24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页。

[15]徐永昌:《为签复对扶助热振复位问题之意见》(1946年5月30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6]《罗良鉴为沈宗濂拟由索康改组西藏政府致蒋介石函》(1946年5月1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7]《刘文辉为热振密派代表来康致张群函》(1946年7月1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8]《郑介民为西藏达札热振交恶致蒋介石报告》(1946年8月14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19]陈锡璋遗作:《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27页。

[20]《转呈卸任藏王热振致钧座电一件》(1946年5月9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21]《沈宗濂为热振事致资生函》(1946年8月18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22]《吴鼎昌就热振8月21日来电之处理意见致蒋介石呈》(1946年8月2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23]《蒋介石对吴鼎昌就热振8月21日来电之处理意见的批示》(1946年8月30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1。

[24]植霍尔·普顿朗即邓珠朗杰,拉噶尔·普士多即图多朗嘉,但该2人并不是西藏出席“制宪国大”的代表。

[25]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5年印行,第16页。

[26]拉鲁·次旺多吉著:《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95年印行,第86—88页;拉鲁·次旺多吉:《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札摄政王“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5年印行,第9页。

[27]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6—17页;拉鲁·次旺多吉:《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札摄政王“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9页。

[28]《陈锡璋为报藏方以热振致函中央谋逆有证等情致沈宗濂电》(1947年4月23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3—2874页。

[29]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7页;拉鲁·次旺多吉:《热达矛盾起因及我等受命于达札摄政王“迎请”热振活佛的经过》,《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1页。

[30]《郑介民致蒋介石报告》(1947年2月9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2。

[31]《郑介民致蒋介石报告》(1947年1月26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2。

[32]《吴鼎昌对郑介民报告之签呈》(1947年3月6日)、《罗良鉴致蒋介石电》(1947年3月7日),均见《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2。

[33]《抄热振代表图岛朗嘉面呈蒋介石函件要点》(1947年3月)、《郑介民致蒋介石报告》(1947年4月2日),均见《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2。

[34]《陈锡璋为报索康等往捕热振等情致沈宗濂电》(1947年4月15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69页。

[35]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9页。

[36]《蒙藏委员会呈英国尼泊尔对热振事件态度》(1947年5月22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5。

[37]噶雪·曲吉尼玛:《回忆热振事件》,《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9页;H.E.Richardson,personal communication,3 April 1986,Melvyn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ondon,1989,p.498。

[38]《蒙藏委员会为报热振被捕围攻色拉寺及拉萨秩序等情事致蒋介石等代电》(1947年5月1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6—2877页。

[39]See Melvyn C.Goldstein,pp.504—505。

[40]阳宗卓玛著、麦慧芬译:《我子达赖——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口述自传》,(台北)双月书屋1998年版,第144—145页。

[41]《我子达赖——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口述自传》,第149页。

[42]《我子达赖——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口述自传》,第148—149页。

[43]陈锡璋遗作:《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28页。

[44]应为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委员。

[45]《蒙藏委员会关于热振寺被围等情拟电噶伦慎重处理事致蒋介石代电》(1947年4月19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0—2871页。

[46]《吴鼎昌关于热振被捕情报的签呈》(1947年4月21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2。

[47]《林昌恒为热振事件致外交部签呈》(1947年5月20日),《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172—1/0016/019/4。

[48]《蒋介石为热振被捕中央至为关切希望慎重处理并迅复详情事致达札电》(1947年4月24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0—2871页。

[49]《达札关于逮捕热振缘由等情复蒋介石电》(1947年4月28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5页;另见《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4),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4。

[50]《噶厦公所电复热振谋叛畏罪发病亡故详情等电》(1947年5月1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4),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4。

[51]陈锡璋遗作:《西藏从政纪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28—129页。又参见《许世英呈西藏政府宣布热振罪状公告》(1947年11月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7),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7。

[52]《我子达赖——十四世达赖喇嘛母亲口述自传》,第146—147页。

[53]《陈诚为热振被捕事致蒋介石呈》(1947年5月3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4),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4。

[54]《最近西藏事变之内情与拟议对策》(1947年4月26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3),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3。

[55]《郑介民转陈军统局拉萨站对西藏事变之建议》(1947年5月2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3),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3。

[56]《吴鼎昌就藏事致蒋介石呈》(1947年5月5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4),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4。

[57]《林昌恒为热振事件致外交部签呈》(1947年5月20日),《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172—1/0016/019/4。

[58]《林昌恒为热振事件致外交部签呈》(1947年5月20日),《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172—1/0016/019/4。

[59]《白崇禧、陈诚呈西藏问题应以政治途径解决为主、以军事为辅》(1947年5月22日),《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5。

[60]《蒋介石为妥善办理热振身后事宜致达札电》(1947年5月28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79页;《藏王达札与热振交恶》(5),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92/4410.01—05。

[61]参见《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80页。

[6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商讨热振事件后对藏措置纪要》(1947年7月2日),《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82—2883页。

[63]罗良鉴因热振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由许世英继任。

[64]《处理西藏问题之方针》(1947年9月),《西藏内情》,台北“国史馆”藏外交部西藏档,172—1/0016/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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