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院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1914—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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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宏年发布时间: 2015-04-23 14:08:00

  蒙藏院是1914年5月在蒙藏事务局的基础上设立的,作为主管蒙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对1914—1928年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治理产生过一定影响。对于蒙藏院的情况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有学者关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研究仍不够深入,主要是相关档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仍亟须深化,尤其是该院在蒙、藏地区治理中的措施及作用有待深入探讨。[1]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政府公报》、蒙藏院档案等史料为依据,对蒙藏院在西藏治理中的活动和作用试做论述,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组织边疆调查,搜集信息,并参与解决相关争端

  1914—1928年间,军阀混战,国内局势变幻不定,中央政府多次更迭,边疆地区形势也几度变动,特别是1917前后川边与西藏的战争、1918年前后中央政府在外蒙古地区恢复行使主权、1925年前后西藏地方加强与中央联系等。在这种情况下,蒙藏院力图组织边疆、边事调查,搜集各种信息,为中央决策服务。1914年11月,蒙藏院就“编制统计拟具简明章程及报告表式”,准备在蒙藏地区进行调查、统计,但大总统袁世凯认为“边事尚未大定,所拟蒙藏统计应暂缓举办”。[2]这次蒙藏调查搁置之后,蒙藏院仍关注边疆状况的调查工作,1919年前后对蒙古地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垦地、矿产、森林、商务、公署职员人数等等。[3]同时,蒙藏院在西藏调查方面也做了一定工作,主要是汇报川边、西藏情况,参与玉树之争的处置。

  川边、西藏情况的汇报与李明榘的调查、报告密切相连。李明榘毕业于筹边高等学校,1912年向国务院、蒙藏事务局呈请到边疆效力,12月被批准自费前往川边、西藏调查。1914年6月,他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向西展开调查,8月到达拉萨,11月调查结束,并把《西藏旅行记》、《抚定边藏计划书》呈报给蒙藏院和政事堂。在《西藏旅行记》中,他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行程、见闻,尤其详于对沿途道路、居民、矿产、田地、吏治的介绍,把川边、西藏的自然、人文、政治、经济、资源情况全面、翔实地汇报给中央。比如对于川边吏治,他介绍说昌都知事谭光贤“系边军分统刘赞廷之书记,行事专横,任性贪污,旷垦殖之土地而不理,事博奕之游戏而加勤”。对于西藏的情况,他的介绍也较为全面,对拉萨尤为详细,涉及经纬度、河流、湖泊、寺庙、文物、民俗、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中不仅谈到布达拉宫、大昭寺等,而且强调“商场亦盛,英人极力经营,汉人虽有经商者,类皆私人,万难发达,我政府宜急经营”。[4]

  在《抚定边藏计划书》中,他提出了治理川边、西藏的一系列建议,特别是就川边治理提出了许多主张。他首先提出一系列原则,包括肃清吏治、“正重官人”、严正军纪、免轻差役、严禁豪赌、“划除苛刑乱罚”、军民分治、整理财政,等等。每论及一条,他都陈列川边的相关事实,比如讲到“正重官人”时,指明“今边藏地方之知事,或出于某营官之录事,或缘于某私人之私人,其学问、经验全然没有”;谈到“严正军纪”时,指出边军“之军士日诈金钱夜事奸淫,逼成藏人反叛之心”。对“官制”、理财,他做了重点论述。“官制”方面,他主张镇守使改为筹边使,“总理筹边军民各政”,下设各厅、局,其中财政厅兼管实业、税务,军务厅兼办屯田,垦务厅兼办军事,审判厅“直接法院”,暂时转运局兼管邮政,矿务厅“以提倡实业”,还强调各县知事应给予“监督军人特权,兼极力经营矿务、保护森林”。理财方面,他提出“组织商团为筹藏之急图”,主张购置筹币机构铸造“边藏金、银、铜各币以便行使”,组织公立银行“以利金融而兴实业”,购置机器改良毛纺技术,修筑轻便铁道“以利交通”,还建议发展盐务、牧业、开采矿藏、保护森林,等等。[5]李明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了川边、西藏的情况,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因此民国政府颇为重视,认为这两份材料“剀切详明,足征心得,实有益于国家边政”,饬令川边镇守使“照计抚绥汉夷,整饬边治”。[6]当时,由于川边是牵制西藏、稳固西南的重要基地,民国政府的确严令川边镇守使张毅,指出川边地方“知事多出营官录事,及私人差役繁重派及女子,驻兵则日诈金钱夜事奸淫激成乡城之乱,知事则好赌成习威逼边民”,以及官吏苛刑滥罚、敲诈商民等情况,要求他切实整顿吏治,“慎选知事,严约军队,其有贪酷营私、敲诈商民、贻害地方者,应即行严行参办,万勿稍有瞻徇,致误边局!”1915年1月,张毅为此向中央政府报告“抚绥夷汉整饬边治办理情形”,表示接到命令后即“惶悚莫名”,称在就任镇守使之前就听说“边民久罹困苦,军队窳败,政治不良”,而川边“逼近英、藏,危机四伏,国防所在,深用隐忧”,到任后即“饬营、县加意抚绥汉夷,体恤民艰,力除苛扰”。[7]川边当时被视为治理西藏的后方基地,民国政府根据李明榘的调查,命令川边整顿吏治,川边地方不得不做出回应,说明蒙藏院支持的这次边藏调查产生了一定效果。

  玉树地区位于甘肃、川边、西藏之间,对西藏的治理也有一定影响,而甘肃、川边的玉树争端出现在1912年川军西征的过程中。1913年10月,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呈报中央政府,称土千户拉色在前清原属西宁办事大臣管辖,被封为“隆庆二十五族王子,赏给红顶花翎,颁有关防,世袭无替”,辛亥政权更替前后西藏地方曾要求他出粮出兵,“与汉人打仗,该王子誓不肯从”,川军西征时他接受招抚,还报效军费40 000多藏洋和48石多青稞,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永远改隶川边”。鉴于他的表现突出,民国政府决定特别授予他三等嘉禾章,晋升为土安抚使,“仍管千户事”,并让川边先行颁发本质关防,以后再换。[8]民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制造了玉树之争:“隆庆二十五族王子”本是玉树地区藏族部落的一个首领,清代“原属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尽管川边地方认为他愿意归顺,但甘肃方面哪会答应。随后,这一争端不断升级,由于事关藏族居住区和西藏治理,蒙藏院也介入其中。1915年,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呈报中央政府,称已派人调查玉树情况,得知“玉树等土百户以归川边为苦,归西宁为便”,认为“碍难划分”,中央表示应待“川边委员查复,再行汇核办理”。甘肃方面又致电蒙藏院说明情形,中央政府则根据蒙藏院的报告,4月发布命令,强调“玉树等番族向由甘肃管辖,相安已久,自近年川边多事遂生争执,前经电令仍归甘肃西宁管辖,应即遵照前令办理,川边不得再行干涉”,并要求甘肃巡按使张广建“会同西宁办事长官查明宁属各番族应得千户、百户、百长、什长等职,先照旧例请给号纸,咨由蒙藏院呈发”。[9]5月29日,川边所派勘界委员返回,30日川边防军撤离结古镇,甘肃所派查勘玉树界务特派员周务学率官员和僧俗民众“一体欢送”。7月,甘肃方面又请蒙藏院呈报中央。[10]至此,由于蒙藏院的参与,玉树土司仍划归甘肃管辖,争端得到妥善解决。

  二、管理喇嘛教事务,加强中央与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的联系

  管理喇嘛教的各项事务是蒙藏院的重要职责,主要有呈请大总统颁给新建寺庙庙名、匾额,给转世灵童(呼毕勒罕)登记造册,在雍和宫掣签确定部分活佛的转世灵童,为喇嘛办理度牒、札付、敕印,考查在京喇嘛的等第并决定其升迁、调补,办理活佛、喇嘛的经班、觐见、宴赉、唪经、代递赆品与致祭,经班、觐见的喇嘛的往来费用,困难或遇难喇嘛的抚恤以及庙产等。在管理这些事务的过程中,蒙藏院又注意表明中央政府保护、扶植藏传佛教的立场,加强与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的联系:

  其一,是沿习旧制,维护内地与西藏在藏传佛教方面的正常秩序。1917年,蒙藏院接到甘肃省长张广建咨文,内称洞阔寺的洞阔尔呼图克图1910年(宣统二年)在京圆寂后,寻访到两名灵童,“均年八岁,皆有前呼图克图之形容”,该寺僧人“曷胜欢悦,仍依历办成案,于去年八月间差派徒弟前往西藏达赖喇嘛处讽经掣签,当将二子名讳入于金瓶内,掣出番民恒欠多吉之子俄勒昂吉作为洞阔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因此恳请张广建“速赐转咨蒙藏院立案,并祈由院呈明大总统睿鉴批准,一俟奉准命令之日,僧等即当迎请到寺坐床,受戒后照例赴京归入洞里经班次当差”。蒙藏院为此呈文中央,表示洞阔尔呼图克图确系“前清宣统元年在察哈尔游牧地方避暑,是年八月因病圆寂”,依照惯例,“西宁所属青海番子等处所出之呼毕勒罕,准咨行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缮写名签入于大昭(寺)供奉金本巴瓶内,公同掣定”。这次掣签“未经西藏办事长官会同办理,虽与旧例稍有未符,委系出于事实上困难情形”,而且“既据称僧等欢悦,足见为该徒众所信仰,拟请照准”。6月3日,民国政府批准“以俄勒昂吉作为洞阔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11]

  在内地寺庙寻访转世灵童的同时,蒙藏院还支持内蒙古的活佛请达赖、班禅指点转世,并批准活佛转世于西藏。甘珠瓦尔活佛圆寂后,1916年其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阿噶旺彦林丕勒前往西藏,“叩问达赖喇嘛、班禅佛占卜”,请他们指点转世方向,而后据此找到灵童。1917年,蒙藏院接到报告后,不仅按照惯例安排雍和宫金瓶内掣签,而且呈请大总统表彰了阿噶旺彦林丕勒在西藏期间的表现。据称,阿噶旺彦林丕勒“赴藏寻师,身在藏境,适值政争迭起,影响西陲,番民暴动,盗匪继之”,致使地方涂炭,他便“联络明干达喇嘛,从旁排解,晓以大义,宣布共和政体,政府优待蒙藏之恩”,当地民众幡然醒悟,“安然度日,地方得以心靖”。[12]此外,当隆寿寺的温布札木苏呼毕勒罕圆寂后,该寺在西藏寻访到两名转世灵童,1918年蒙藏院也依照惯例在雍和宫掣签。[13]

  其二,办理西藏驻内地堪布的各项事务,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联系。西姆拉会议后,由于英国的侵略、干涉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阻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对疏远,川边、西藏的战争又加深了内地民众对西藏地方当局的疑虑。在这种背景下,西藏驻内地的堪布成为联系西藏与中央的重要桥梁,蒙藏院积极办理相关的宗教事务,从而体现着国家的主权,具有维护统一的重大意义。

  1918年前,蒙藏院办理的驻京堪布事务多与江赞桑布、阿旺根敦、罗桑班觉等人有关。江赞桑布是这一时期西藏驻内地堪布中的重要人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三世达赖入京觐见时奉命留京,1913年2月他被加封“诺们罕”名号,5月与阿旺根敦等当选第一届国会代表西藏地区的参议院议员,8月民国政府又表彰西藏旅京代表江赞桑布等“表率藏人、赞助共和”,江桑赞布“赏用黄缰”,阿旺根敦加封“诺们罕”名号。[14]江赞桑布被批准为署理五台山扎萨克喇嘛,1913年12月至1914年6月作为“政治会议”委员,参加了政治会议,会议期间觐见大总统。[15]这次会议结束后,蒙藏院呈报民国政府,表示“雍和宫扎萨克喇嘛江赞桑布前经批准署理五台山扎萨克喇嘛,现在政治会议奉令停止,应即饬赴五台山署任”。[16]他接到饬令后即赴五台山就任,年底又“因经班进京当差”,12月23日到北京,并请蒙藏院向大总统代呈赆品,有长寿佛一尊、大哈达一方、马一匹。[17]

  阿旺根敦也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西藏驻京堪布,曾“在藏当差有年,荐升汉务翻译官,办理西藏汉番、洋务、边防各事甚为出力”,1907年“由藏奏派来京,奉旨驻京当差”,1917年8月18日病故前担任“驻京唐古忒翻译”、达赖喇嘛庙达喇嘛,十年间“办理各差及达赖在京诸务均为出力”。他对“西藏时局甚为焦灼,多方劝导,常宣中央德意,每以解决为怀”。在他病故后,西藏同乡会向蒙藏院呈报其生前事迹,要求“酌予抚恤”。对此,蒙藏院认为“京外各寺庙喇嘛病故,向无请恤之例”,只是1913年5月青海喇嘛宗巴随察罕诺们呼图克图来京病故后“由院给恤一百元”,但考虑到阿旺根敦“以西藏喇嘛曾充众议院议员,首赞共和,洵属有功民国”,他“在京病故殊堪悼惜,所有待遇似应与寻常喇嘛不同”,所以9月4日呈请民国政府,建议参照喇嘛宗巴的案例,并且“从优给银二百元,以示抚恤”。民国政府对此也颇为重视,9月7日即指令蒙藏院,批准“从优给恤银二百元”。[18]

  罗桑班觉在1912年“奉命差委赴藏”,次年“回京销差”,民国政府给予嘉奖,并决定以后“尽先补用扎萨克喇嘛”。1917年11月,扎萨克喇嘛出缺,根据“遇缺尽先即补之人升用”的原则,喇嘛印务处认为应由已担任达赖喇嘛庙达喇嘛的罗桑班觉升补。此时,他已被任命为蒙藏院的代理荐任翻译官,尽管有升补的可能,但他表示“如今补缺,难以兼顾,诚恐有误要公”,恳请“免补扎萨克喇嘛员缺”。喇嘛印务处为此呈报蒙藏院,该院则指出罗桑班觉的请求“尚系实情”,扎萨克喇嘛一缺不必由他升补。[19]

  1918年以后,十三世达赖逐步认清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先后派遣两批喇嘛出任驻内地堪布。罗桑巴桑、罗桑策殿、罗桑仁增三人是达赖喇嘛选派的第一批到京担任堪布的喇嘛,1918年9月“各随带徒弟十名由藏上路”,1919年2月11日到达北京。13日,西藏旅京同乡会即呈文蒙藏院,指出奉达赖“饬开:查雍和宫四学堪布,向章应由西藏三大寺派往,从前所派驻京堪布”都先后病故,以致于“教授经卷各事不无遗误,宗教前途难免日衰,且汉藏从来友谊,暨三大寺堪布,诚恐从此间断”,为此从三大寺选罗桑巴桑等三人“派为驻京堪布”,抵京后“呈请蒙藏院妥为办理”,就职后“从速呈报来藏”。[20]罗桑巴桑等人随后呈文表示,离藏前达赖曾指示他们,以前所派堪布大多陆续病故,仅剩罗布桑边觉尔(即罗桑班觉)一人,此次选派三人前往,“特为五族共和永远相安之举,自应小心当差传经,不得有误”,至于“应受何职及廉俸并住寓等项,祈请各该部照例发给”。[21]这表明,十三世达赖派他们进京,既是按照惯例接任堪布,又是在与中央关系几年的疏远之后主动采取行动,明显带有以此加强与中央联系的政治意图。

  对于达赖派遣堪布来京的双重意义,蒙藏院也有所认识。一方面指示喇嘛印务处按照惯例安排各项事务,包括由署理印务的察罕达尔汗活佛“考验派差”,据称“该堪布等人俱能明白能事,经卷纯熟”,便将三位堪布分别派在雍和宫的“擦呢特学坐床”、“扎年阿克学坐床”、“曼巴学坐床”,以便“教习众僧经卷”;在雍和宫先“拨给房间住址”,又呈请民国政府,依照旧制拟将三人以达喇嘛补用,待有“达喇嘛缺出,应于达赖喇嘛庙、慈度寺、察罕喇嘛庙达喇嘛内掣签一人调补,所遗之缺以该堪布等补授”,未补缺前先“支给额外达喇嘛钱粮一份”,每人所带10名徒弟“每名每月支给钱粮一两五钱”。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批准。[22]另一方面,蒙藏院还从政治的高度,对三位堪布进行嘉奖,1921年2月呈报民国政府并获准,参照1913年西藏堪布江桑赞布加封名号的事例,给西藏堪布五台山扎萨克喇嘛罗桑巴桑、雍和宫扎萨克喇嘛罗桑策殿、达赖喇嘛庙扎萨克喇嘛罗桑仁增都加封“诺们罕”名号,并各“赉银一千元,以昭优异而示怀柔”。[23]

  1923年8月,雍和宫扎萨克喇嘛罗桑策殿被免职,十三世达赖又派棍却仲尼(1931年改译为贡觉仲尼)接任。他在1925年1月13日到北京,26日前往喇嘛印务处报到,并向蒙藏院呈递履历。3月7日,西藏驻京教习堪布顿珠旺结、罗藏楚称丹增等又呈文蒙藏院,16日西藏旅京同乡会也呈文蒙藏院,证明棍却仲尼的身份,请求蒙藏院“照章准其从速到任,实为公便”。[24]其实,棍却仲尼到京后迟迟未予任命,是因为他表示来京前即得达赖令,他是来接替罗桑策殿雍和宫扎萨克喇嘛职务,这一要求与惯例不符:西藏驻京堪布来京后,按例先由喇嘛印务处的掌印呼图克图“考验”,合格后才“派充雍和宫坐床之差,遇有达喇嘛缺出即行坐补”,并非由达赖指定职位。喇嘛印务处为此请示蒙藏院,棍却仲尼已经到京,是否让他接替罗桑策殿的职位,“其现支本身钱粮及徒众钱粮是否裁撤”?蒙藏院批示:“西藏来京堪布补充喇嘛缺额,自应查照例案办理”,考虑到棍却仲尼“既奉达赖喇嘛谕,指明请补扎萨克喇嘛之缺”,应当变通处理,“准予请补”。同时,蒙藏院又强调,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不得作为惯例。[25]很显然,蒙藏院并不愿违反惯例,但考虑到达赖的意见,破例让棍却仲尼直接担任扎萨克喇嘛,表明蒙藏院更注重这一任命的政治意义,希望以此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不愿因细节上的问题阻碍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三、审议治藏建议,转达西藏地方意见,巩固中央与西藏的政治联系

  1918年以后,随着西藏与内地关系的好转,一些关心边疆的人士提出了一些治藏建议,西藏地方也有人呈报相关意见,蒙藏院就承担起审核和“上传下达”的职责。

  罗桑巴桑等到达北京后,有人呈递条陈,认为三位堪布为达赖喇嘛所派,“自于达赖较为切近”,主张以后“中央关于西藏事件,似可密饬该堪布等报知达赖,并可指令蒙藏院传询该堪布等”,还建议“藏中现在情状暨达赖对于川边意指如何,即将来遇选藏中代表,哥伦布可令该堪布等参加,以免隔阂”。大总统将这一条陈转给蒙藏院,要求“查核办理见复”。蒙藏院就此指出,“西藏调京堪布并非高级喇嘛,在藏不能与闻政治”,他们来京后的职责“专在坐床、教经,纯属宗教范围”,而且他们来京后该院曾“传询西藏情形,该堪布等皆无所知”,因此条陈中所提建议“难期实行”。[26]当然,对于这一条陈中通过堪布加强中央与西藏联系的意见,蒙藏院给予肯定并付诸实施,1921年呈请给罗桑巴桑等三人都加封、奖励就是如此。

  对于西藏地方的意见,蒙藏院也转达给民国政府。1924年,前清逊帝溥仪被赶出皇宫,民国初年公布的“大清皇帝优待条件”被取消,“蒙回藏待遇条件”会不会也要取消?对此,西藏驻京堪布们极为关心,在四处询问不得要领的情况下,11月27日棍却仲尼、罗桑仁增等6名堪布联名呈文蒙藏院,指出“如约法所载之条件一律取销,堪布等即应回藏销差,如尚未取销,亦请明白指示,以便报告达赖喇嘛,免致远道传闻失实,至生误会”。蒙藏院认为此事影响巨大,当天即呈报临时执政段祺瑞。12月2日得到指令,蒙藏院随即训令西藏堪布,明确表示“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暨蒙古王公待遇条件,历经颁布,大信昭然,效力确定,允无疑义”。[30]

  四、组织、监督全国性政治会议中的西藏代表的选举和选派,妥善处理西藏商人来京贸易,协助有关方面派人进藏联络,增进中央与西藏的政治、经济联系

  1914年5月蒙藏院成立时,西姆拉会议尚未结束,此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度较为疏远,直到1918年西藏地方主动派遣堪布驻京,这种状态才逐渐改变。在这种背景下,蒙藏院组织、监督国民会议西藏代表的选举,并妥善处理西藏商人来京贸易事件。

  这一时期,国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几次解散,几度恢复,而历届国会中都有西藏地方的代表参加。与此同时,各派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后,多次召开全国性的政治会议,包括约法会议、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临时参政院和1925年的国宪起草委员会等,历次会议都有西藏地方的代表参加。[31]在这些议员或代表的选举、选派过程中,蒙藏院往往发挥特殊的作用,比如袁世凯政府在解散国会后,1915年3月9日发布命令,公布立法院选举各项规定,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即为立法院议员蒙藏青海选举会选举监督。而后,袁世凯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蒙藏院总裁又负责监督蒙藏与青海回部选举,11月18日完成代表选举工作,其中西藏代表12名,包括噶拉增、阿旺根敦、厦仲阿旺益喜、罗桑班觉等人。[32]

  西藏商人来京贸易一事发生在1915年。这年4月,蒙藏院根据青海办事长官廉兴的电文,向民国政府呈报西藏商人携带货物进京贸易一事,内称以前曾有西藏喇嘛从外蒙古库伦经由敦煌县草地回藏,因“库藏协约现未解决”,规定这些人从库伦“赴藏经过我境”,可以“会议未决为词暂阻其行”,派人“分驰期阻”。时下又有“前藏番嘎本公角文包禀称,奉达赖喇嘛派遣,驮普鲁、经卷、香枣、药材等物五百十包,由宁夏草地赴京贸易,恳给护照”,经过派人“点验相符,别无禁物,可否准其前进”,请蒙藏院“迅转呈大总统训示遵办”。蒙藏院认为,他们“既称由宁夏草地赴京贸易,复经青海办事长官委员查无禁物,似未便加以禁阻,以示怀柔”,如果“准予放行,即由院电知该长官发给赴京护照,俾便遄行,并饬该番商到京后将护照送院撤销”。这一意见得到民国政府的认可,大总统批示“应准由该长官发给护照俾便遄行,即由该院转行知遵照”。[33]如果说蒙藏院解决西藏商人进京贸易问题,主观上力图以经济手段达到政治上“怀柔”的目的,客观上则有利于内地与西藏的经贸往来,从而有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

  1918年后,中央与西藏多次互派代表联络,尤其是1919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绣等人进藏联系,1920年西藏地方则派洛桑更登到甘肃联系,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对于李仲莲、朱绣进藏,蒙藏院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笔者认为:一是这次李仲莲、朱绣等进藏,虽然以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名义派遣,但中央政府是真正的派遣者,蒙藏院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不仅知情,而且收到或转接到各种电文和李仲莲、朱绣等人的报告。二是此次与李仲莲、朱绣同行的还有甘肃、青海的红教喇嘛古朗仓和管理玉树佛教的喇嘛拉卜尖贡仓。其中,古朗仓“倾心共和,劝令教徒归顺”,1917年曾“以代表红教全体名义”进京谒见。蒙藏院建议中央因“其远道输诚,应予优奖”,又担心“红、黄二教宗旨不同,因此启蒙藏人之宗教之争”,且“红教僧徒原无封奖先例,而黄教喇嘛所有名号、职衔又未便强为假借,致滋误会”,便参照“历办喇嘛奖励有赏用车缰”成案变通奖励。1917年10月27日批准“赏用该僧紫缰绿围车,以昭优异而示怀柔”,同时让他“迅速回牧讽经自修,毋得妄预外事,并晓以红黄两教原出一系,宜相提携,不可有争长之意”。[34]笔者认为,他在这次觐见一年多之后前往西藏,与蒙藏院的认可甚至指派不无关系。因此,蒙藏院虽然不是这次遣使西藏的直接组织者,但显然是中央政府里对此事最主要的支持者、参与者,至少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配角。

  五、隆重接待九世班禅,表明中央对西藏爱国上层力量的支持

  1923年11月,由于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的种种矛盾,九世班禅率少量亲信随从,悄悄离开日喀则向北出走,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1924年3月到达甘肃省安西县。得知这一消息后,民国政府一方面命甘肃督军陆洪涛把班禅迎接到兰州,一方面专门开会研究接待事宜,决定按照清代乾隆帝接待六世班禅的旧例和规格,隆重迎请班禅到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等被指定筹办接待事宜。为做好接待,7月蒙藏院设立招待班禅事宜处,尽管这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仍然拟订了《招待班禅事宜处职掌暂行章程》,规定由该院一名副总裁担任处务主任,“常川到处办公”,专门负责“招待班禅事宜”,下设总务股、文牍股、会计股、庶务股,分别负责机要、公牍文电、经费收支、购置物品及杂项等事务等。[35]

  1924年下半年,九世班禅由甘肃到山西太原,并在太原停留到1925年2月。这期间九世班禅不仅受到山西官员的热情招待,不少信徒前往顶礼,而且临时执政府还多次派员前往看望、慰劳。作为主管部门,蒙藏院还专门“拟具班禅觐见礼节”,呈报临时执政。[36]招待班禅事宜处加紧安排,先是忙于筹款,所领五千元不足以“筹备什物”,但“向殷实商家赊借,以济眉急”;接着布置班禅住锡的中南海瀛台,同时又在车站扎好欢迎彩牌。[37]1925年2月25日,班禅的专车抵达北京,蒙藏院精心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政府各部院官员、各社会团体和佛教、道教等各教派人士等数万人前往车站迎候,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副总裁洪学范、祺诚武,还有内务总长龚心湛、外交总长沈瑞麟等都前来迎接。专车进站后班禅尚未下车,贡桑诺尔布等中央官员即登车迎接,接着“以丈余之黄布铺地”,班禅在“许多喇嘛扶持而下,行于黄布之上”,“军乐大作”,他坐上一辆用装饰精致、坐垫也用黄绫制成的纯黄色汽车出站。[38]随后,他被安排到瀛台住锡,并通过蒙藏院招待班禅事宜处联系,多次觐见临时执政段祺瑞。

  4月初,班禅准备南下上海、浙江。蒙藏院为此积极筹备,先是通知沿途各省班禅拟于20日“由京起程,循津浦、沪宁、沪杭铁路趋杭州”,请“饬沿途经过地方官员军队切实保护、照料”。不久,招待班禅事宜处公布了班禅南行的日程安排,铁路沿线各站安排过境时的欢迎活动。[39]27日,班禅下午离京南下,除了随行的20多人外,临时执政派达寿、翊卫使熙钰护送,蒙藏院派祺诚武、李铣、方燕庚陪同。[40]5月25日,班禅一行回到北京,贡桑诺尔布和各方代表又到站迎接,气氛隆重、热情。

  8月1日,临时执政颁布命令,称“班禅额尔德尼远道来京,赞筹统一,精忠翊国,嘉慰良深,著加给‘宣诚济世’封号,用示优异”,并由内务部、蒙藏院会同议定“加封仪节”,“以重令典”。内务部、蒙藏院24日即呈报临时执政,认为“加给封号应须颁给册、印”,请“饬下铨叙、印铸两局”,参照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成案,制成金册、金印,印文为“宣诚济世班禅额尔德呢之印”,文字用汉、藏两种,“其册版之大小、页数及尺寸、钮式”均参照哲布尊丹巴“册印成样办理”;册封之日应派“专使正、副各一人赍送祗领,应行礼节届时开单呈览”;班禅当时五台山避暑,“遣使往封转多周折”,应待他回京后“再行派使赍封”。临时执政随后批示,“俟回京策封”,并通知铨叙局、印铸局制作金册、金印。[41]11月27日,内务总长龚心湛、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又“拟定册封班禅日期,请派册封正、副使各一人”,并将册封的“应行礼节缮单”呈报临时执政段祺瑞,段氏即任命龚心湛为此次册封的正使,总裁贡桑诺尔布为副使。[42]12月1日,临时执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册封九世班禅,加“宣诚济世”封号。[43]

  综上所述,1914—1928年间,在军阀混战、政局多变的大背景下,蒙藏院作为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在西藏治理中做了很多工作。民国年间有人对此有所论述。1934年方范九在《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中指出,“蒙藏行政机关”在清代为理藩院、理藩部,民国成立为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认为从理藩院到蒙藏院,“不过满清之羁縻政策,办理朝庆、封典、赏赐各事;虽优待王公、喇嘛,以维持其封建制度之威严,却于蒙藏地方设置大臣、将军、都统等大吏,以预防其思想行动之转变。现在之蒙藏委员会,乃本孙中山先生扶植国内弱小民族之遗教,承中央开发蒙藏之政策,以蒙藏人福利为前提,谋蒙藏民族之彻底解放”。[44]1935年,谭惕吾所著《内蒙之今昔》简要介绍了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的沿革、机构后,也认为:“蒙藏局与蒙藏院之所为,无非规定蒙古王公等年班事宜,制定蒙古王公等爵章形式,依旧维持盟旗制度,依旧颁赐喇嘛名号及其例行公事而已。”[45]这些评价固然有突出蒙藏委员会的用意,又有其合理的方面,即蒙藏院的大量工作集中在了“办理朝庆、封典、赏赐”、“优待王公、喇嘛”等等,办理方式以遵循旧制和惯例为主。但是,如果因此认为蒙藏院仅仅是奉行“羁縻政策”、“维持其封建制度之威严”的衙门,就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低估了蒙藏院在西藏治理方面的作用。

  1918年前,由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疏远,监督、组织历次全国性政治会议西藏代表的选举、选派,妥善处理西藏商人进京贸易问题,显然有利于缓和紧张气氛,有助于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内地与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1918年以后,十三世达赖逐步转向拥护中央政府,西藏地方的爱国力量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蒙藏院与其他部门一道,积极派遣人员进藏联络,注意及时地向中央反映西藏地方对待遇条件的意见,并及早向西藏方面反馈信息,妥善安排九世班禅在内地的活动,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内地与西藏的关系日益密切。总之,蒙藏院的这些工作和努力,对于加强中央政府在1914—1928年间与西藏的联系、稳固西南边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权威低落的情况下,蒙藏院的努力和作用更要予以充分肯定。

  当然,蒙藏院在这一时期西藏治理中的作用又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有两方面:首先,由于军阀混战、政局不稳,中央政府权威低落,蒙藏院和各方面的努力,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尤其是1918年以后在形势较为有利的情况下却错过了两次大好机会。第一次李仲莲等人奉命进藏联络,达赖、班禅都表明拥护统一之意,并请李仲莲等人把正式公文转呈中央政府。这本来是全面恢复中央与西藏关系的大好机会,可是李仲莲、朱绣此次没有谈判和决定全权,他们返回后把达赖、班禅文件和会议情况呈报中央政府,又恰逢直皖战争之后“政潮未息,国务院不暇及此”,这些都被“置于高阁”。[46]第二次是班禅从西藏来到内地后,达赖也更为明显地倾向中央。1925年8月蒙藏院官员透露说,达赖“渐觉联英拒汉之非计,近曾派某堪布由青海赴宁夏,向宁夏镇守使马骐表示内附之诚,并受制于亲英派之苦衷”,还表示“对于班禅回藏极端赞成”。蒙藏院就此表态,“政府对于颁给达赖封号一节,已在拟议之中”,并致电“转征达赖意见,如无其他变化,不久亦可与班禅享同一之殊典”。[47]这又无疑为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辖创造了条件,可此后两年间政局多变,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倒台,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民国政府后忙于对抗北伐军,根本无心顾及此事。其次,由于英国的侵略和干涉,西藏事务成为中英交涉的重要内容,这些交涉又与西藏治理的内政密切相关,并非单纯是外交问题。但是,由于北京民国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条块分割,作为蒙藏事务的中央主管机关,蒙藏院难以在这些交涉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1919年9月至1921年11月,民国政府曾召开多次藏事会议,研究藏事交涉问题。[48]可是,这些会议都由外交部主持,主要针对外交工作做出决议,蒙藏院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割裂了西藏事务中内政、外交的有机联系,蒙藏院为西藏治理所做的努力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致使西南边疆仍面临种种危机。

  注释: 

  [1]据笔者所见,1930年以后的近20年间,主要有马福祥《蒙藏状况》(蒙藏委员会1931年印行),方范九《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10月初版、12月再版),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这些著作仅仅简单论及蒙藏院及其在边疆治理上的影响。1949年以来,国内学者在论著中对蒙藏院有所涉及,如喜饶尼玛《民国时期主管西藏事务的专门机构———蒙藏委员会》(《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中曾提及蒙藏院;赵云田《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附录一《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一章《中华民国时期的治边机构》,都对蒙藏院的概况及其对蒙藏事务的管理情况做了简要论述。此外,一些工具书中有相关内容,如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6年版)和东方杂志社编《民国职官表》(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中都列入了蒙藏院的职官;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和陈旭麓、李华兴主编《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都有“蒙藏院”条,对此做了简单介绍。

  [2]《大总统批令》,《政府公报》第899号(民国三年十一月五日)命令。

  [3]参见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第413页。

  [4]参见李明榘:《筹藏政策》,北京正蒙印书局1915年版,第1—11页。

  [5]参见李明榘:《筹藏政策》,第29—97页。

  [6]李明榘:《筹藏政策》,《自叙》。

  [7]《川边镇守使张毅缕陈抚绥夷汉整饬边治办理情形请训示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978号(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呈。

  [8]参见《川边经略使尹昌衡呈大总统暨致国务院电》、《国务院致川边尹经略使电》,《政府公报》第524号(民国二年十月十九日)“公电”。

  [9]《大总统批令》,《政府公报》第1021号(民国四年三月十三日)命令;《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第1064号(民国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命令。

  [10]参见《蒙藏院呈玉树等土司互争管辖一案川边现已遵令撤兵据咨转呈请鉴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1156号(民国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呈。

  [11]《大总统指令第一千十五号》,《政府公报》第502号(民国六年六月四日)命令。《暂行兼代院务蒙藏院副总裁熙彦呈大总统请以俄勒昂吉作为洞阔尔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文》,《政府公报》第505号(民国六年六月七日)公文。

  [12]《蒙藏院训令第五十号》,《政府公报》第626号(民国六年十月十四日)命令;《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呈大总统署察哈尔左翼四旗三牧厂各寺印务甘珠瓦尔呼图克图之商卓特巴扎萨克喇嘛阿噶旺彦林丕勒由藏回京代呈赆品文》,《政府公报》第639号(民国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文。

  [13]参见《蒙藏院训令第十七号》,《政府公报》第752号(民国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命令。

  [14]参见《临时大总统令》,《政府公报》第469号(民国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命令。

  [15]参见《二月一日年班续到王公等觐见大总统衔名单》,《政府公报》第983号(民国四年二月二日)觐见单。

  [16]《大总统批令》,《政府公报》第754号(民国三年六月十二日)命令。

  [17]参见《蒙藏院呈代陈五台山扎萨克喇嘛江桑赞布赆品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955号(民国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呈。

  [18]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6—3068页。

  [19]参见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68—3069页。

  [20]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70—3071页。

  [21]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75—3076页。

  [22]参见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71—3073页。

  [23]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76—3078页。

  [24]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79—3080页。

  [25]参见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80—3082页。

  [26]参见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73—3074页。

  [27]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084—3086页。

  [28]参见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第492—530页;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第132—148页。

  [29]参见《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咨国民代表选举监督热河、绥远、察哈尔都统使、各省将军、巡按使、福建贵州护军使、京兆尹、川边镇守使准蒙藏青海回部选举监督咨开国民代表当选人名到局咨请查照文》,《政府公报》第1273号(民国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咨。

  [30]《大总统批令》,《政府公报》第1070号(民国四年五月一日)命令;《蒙藏院呈为前藏番商来京贸易拟恳准予护照文并批令》,《政府公报》第1071号(民国四年五月二日)呈。

  [31]蒙藏院总务厅统计科编:《蒙藏院行政概要(民国五年至七年)》,民国九年(1920)刊本,第89、135—137页。

  [32]参见二史馆藏蒙藏院档案,《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468—2469页。

  [33]参见《临时执政指令第二百二十六号》,《政府公报》第3189号(民国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命令。

  [34]参见《筹备招待班禅已竣事》,《申报》1925年2月17日。

  [35]参见《班禅到京之欢迎状况》,《申报》1925年3月1日。

  [36]参见《保护班禅到沪赴杭之省令》,《申报》1925年4月17日;《栖霞寺僧来沪欢迎班禅》、《班禅南行之程序单》,《申报》1925年4月24日。

  [37]参见《班禅南下前谒段辞行》,《申报》1925年4月29日;《班禅出京赴杭》,《申报》1925年4月30日;《班禅出京南下情形》,《申报》1925年5月2日。

  [38]参见《内务部、蒙藏院会呈临时执政遵议加封班禅额尔德呢仪节祈鉴文》,《临时执政秘书厅致蒙藏院公函(第一八九五号)》,《政府公报》第3409号(民国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公文。

  [39]参见《临时执政指令第一千八百十六号》,《政府公报》第3467号(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命令。

  [40]参见《班禅册封礼已举行》,《申报》1925年12月12日。

  [41]方范九:《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37页。

  [42]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6—57页。

  [43]参见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1925年铅印本,第58—59页。

  [44]《达赖表示内附赞成班禅回藏》,《申报》1925年8月25日(十)《国内要闻二》。

  [45]参见冯明珠:《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边藏情》,台北故宫博物院1996年版,第404—431页。

  原标题:蒙藏院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述论(1914—1928)

  (责编:翟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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