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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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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08-10 15:21:37来源: 人民网

记者: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始成为我国理论学术界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在此方面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建构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据悉,您近几年里一直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还推出了专著《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总论》。那么,可否先请您谈一谈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的现实背景和深层原因?

许耀桐: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当代中国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不久,甫一上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就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深情地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此后,习近平在很多重要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刻阐述。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老百姓热议中国梦,社会舆论聚焦中国梦,海外华人述说中国梦,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梦,中国梦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当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每一个人付出艰苦努力,用实干托起中国梦。它更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的职责,肩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发挥国家治理的强有力作用。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指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中国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中国人民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并不平坦,加快产业转型、推动科技创新、遏制环境污染、消灭贫困、反腐倡廉等等都成为制约实现中国梦的棘手问题。解决这些棘手问题,需要有一个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抓手,而决定着实现这个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抓手,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前后的时间节点上看,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没有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概也无需什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只有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才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这样,在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意时,不能不注意到它与中国梦之间的因果内在关系、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记者: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何重大影响?

许耀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趋势和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进程,先后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说,在如此波澜壮阔的六大发展阶段中,始终贯穿着怎样创建和治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

纵观500年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创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后,怎样治理好这样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在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是他们并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没有遇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全局性、大范围、长时期的矛盾和问题。后来,列宁虽然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过早地辞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认真总结,寻找出有效的方略。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的做法,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不良影响,带来了严重后果。今天,我们在分析苏联失败的教训时应清晰地认识到,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才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权垮台、制度破灭、国家覆亡。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问题,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曾在一段时间里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不适合中国国情。1956年,毛泽东针对照搬照抄苏联模式产生的弊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并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取向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多样,需要在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中创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新的体制机制,以便有效地治理国家。为此,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形成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认识,正式确立了治理的理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多处采用“治理”的概念,并且在治国理政的意义上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等等。直至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毫无疑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形成和展开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前途命运赋予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国家”重大问题的回答和破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现在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民主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探索,它必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党的发展的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记者:其实,当今时代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非常重视国家治理,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领导力量不同,其过程和结果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别。那么相比较而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有何突出特点?

许耀桐: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特点,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按照政党的理论,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但同时和其他政党相比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其一,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共产党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性质的政党,过去的一切运动,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领导的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

其二,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政党。共产党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人政党,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的理论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概括,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其三,中国共产党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西方国家政党是以和平的方式即选举的方式取得政权,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实行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只能以暴力的方式夺取政权。

其四,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坚强组织和严密纪律的政党。和一般政党的组织纪律较松弛涣散、党员来去自由不同,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根本的组织原则。入党需要符合党员的基本条件,具有优秀的质量和高度的思想觉悟、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由此全党组成了一支先进的战斗部队,使党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共产党还具备了善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培养和造就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重视和深入群众开展思想宣传、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做好一切工作等一系列的优点、特点。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备了成为国家治理核心的资质、资格。

记者: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怎样形成的呢?

许耀桐:中国共产党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可以说也是历史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几乎受到所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成为积贫积弱、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国家。国家的失败固然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实力不足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当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任,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掌舵人之后,中国的面目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已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之一。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13亿多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仍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不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不了,还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这是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得出的结论,也是分析许多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有一个坚持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就要求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最大优势。只有在国家治理中把党的领导作为核心,才能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我们深信,企图转向资本主义的设想是没有出路的。众所周知,在世界上一百多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算得上发达国家的充其量只有二十多个,其余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是最贫穷的国家。这说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贫困落后的状况。走什么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要靠这些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实际来选择。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走到资本主义道路去。资本主义现代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它使本国人民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惨重代价,给人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能改变大多数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不可能消除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等社会不公正现象。中国人民经受了100多年近代剥削奴役制度的苦难,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走上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治国理政和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基础上,需要依靠全体人民团结奋斗来实现,其目的是为了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要追寻的中国梦。

总之,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也必然要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国家治理的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中,牢牢掌握社会主义前进的正确方向,才能动员起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之努力奋斗。

记者:如何科学理解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的深刻内涵?

许耀桐:在我看来,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构成国家治理的核心,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可以对国家机关和公共事务直接加以干预。恰恰相反,党要坚持和加强领导,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必须很好地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法国研究政党的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曾以议会为界线,把政党分为“内生党”和“外生党”两种类型。这包含着政党在民主的条件下和专制条件下产生的不同途径。在民主条件下产生的内生性政党,是合法性的政党,只需做好议会和选举的工作。而在专制条件下成立的外生性政党,只能是革命党。党的领导工作,开始于对革命的领导,囊括了革命中的一切战线和所有领域,主要包括了对军队、军事斗争和政治、思想、组织建设的领导。

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事项中,对军队和军事斗争的领导是摆在第一位的,是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成为最懂得军事,最能够领导打胜仗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必须针对革命的整个时期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和目标等等,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保证革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向党员和群众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主要是坚持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党通过制定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有才华、有能力的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涉及了对政权、经济建设以及统一战线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领导,中国革命同样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构成国家治理的核心,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执政、什么是领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居于执政地位,同时又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和领导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混淆起来。执政和领导各自具有不同的内涵。执政,顾名思义就是执掌政权。执政是表明,作为执政者的政党执掌了全部的国家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它才被称之为执政党。领导的定义是,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运用权力向其下属施加影响的一种行为或行为过程。领导工作包括五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领导者、被领导者、职权、具体事项和领导行为方式。

由执政和领导的含义可知,执政和领导的区别在于,执政是党与国家的政权领域相联系,执政是共产党决定和影响国家政权的体现。而领导的概念要比执政的概念广泛的多,领导既可以是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的行为过程,也可以是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相联系的行为过程。领导和执政的区别还在于,当实施领导时,党未必掌握着全部国家政权,却存在着党对社会的和基层的不同方面、不同领域相联系的行为过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但已经是一个领导着革命的政党,本身就具有领导的功能。执政和领导的联系在于,执政本身就是一种领导。由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党也就获得了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通过国家政权的作用,继续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由此可知,在取得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党的领导既包含着党的执政,又保留着比执政更为广泛的内涵。党的领导,首先是总体领导,总体领导指的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而全国的其他党派、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和服从这样的领导。当然,党的领导,并不妨碍同其他的党派、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关系,即都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而且也不妨碍它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自己内部的事物。这说明,其他的党派、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接受党的领导,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不是被动的接受。党发挥领导作用,也主要靠引导、说服,而不是强迫。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的党,主要是党必须居于执政的地位,对国家政权机关实施领导,这样的领导就称之为执政领导或执政。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效地发挥各民主党派、社会公民的民主协商、参政议政、参与治理的作用。

第三,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构成国家治理的核心,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本质内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党要“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和“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四个成为”完整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科学涵义。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功能主要集中在执政方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也取决于党的领导能力。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这里所说的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与科学执政相连;“动员和组织人民”,与民主执政相连;“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与依法执政相连。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作出的深刻诠释,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做到科学、民主、法治。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个执政”是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规定,也是实施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举措。“三个执政”涉及到极为广阔的执政范围,它们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总体性的执政能力,并对党的总体性执政能力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只有通过以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三个执政”的认真贯彻实施,才能实现党领导的有效的国家治理。

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2期

(责编: 常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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