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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一位在滇老人60载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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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6-10-19 11:13:32来源: 云南网

李登瀛的航天创业荣誉证书

“这是您曾经干过的航空建设事业。”

93岁的李登瀛听着这话,看着手机上那张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升空的照片,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确实,这跟他有关——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首批建设者之一,火箭最能勾起他的回忆。

在昆明居住了45年的李登瀛,脑海中又回荡起了60年前,参与建设中国航天事业的那些事情。

深山里的神秘基地

刚进入试验站,李登瀛并没有意识到,他将参与的是我国探索尖端科技的大事业。

60年前,北京市的西南方向,距离城区30公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山村里,建起了一个秘密基地。它是航天部(前身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第五研究院)在北京建设的一个火箭地面试验站,也称“一零一站”。它是我国第一个液体火箭发动机、组合件和全弹地面试验的基地,“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研究院刚刚建立,急需招兵买马,当时在军委防空军政治部青年部工作的李登瀛被纳入其中。首批召集的工作人员只有38人,火箭试验站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一分院一零一站”后,李登瀛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刚进入试验站,李登瀛并没有意识到,他将参与的是我国探索尖端科技的大事业。这也与当时的工作环境有关——因为涉密,试验地很神秘,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试验站不大,地处一条山沟里,周围长满密集的酸枣刺。零星的村民已被移迁到了其他地方。试验站内共有七八个工作车间,密布岗哨。为了做好保密工作,每个车间佩戴的证件都以不同的颜色区分,某一种颜色的证件只能进出相对应的车间,内部人员很难互相交流各自车间的工作、进度。同事们也很少攀谈,常常埋头做自己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机密资料和数据的安全。

当时,国家掌握的航天技术基本为零。钱学森带着从国外学习的先进知识回国,建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辟了我国的航天领域,也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诞生。

其实,连李登瀛的长子李晓东都弄不清父亲的具体工作内容。他只是记得,父亲长时间不在家。每到周一就会有车将父亲接走,周六又有车将他送回来。生活在同一大院内的孩子都知道父母工作可能与航天有关,但具体做什么,并不清楚。

“有一年国庆,或者是春节?我父亲值班,带我去过一次实验站。”李晓东回忆,他发现,父亲的工作环境令人感觉十分压抑。“大家都不怎么讲话,谁也不知道谁是干什么的,甚至不会打招呼。”

虽然工作辛苦,环境不如意,但李登瀛记得,基地的伙食不错,可以吃“中灶”,有肉有菜,营养丰富。国家物资匮乏时,这些顶尖领域的工作人员依然有良好的生活保障。“总理给批了条,特许军队去野外打黄羊来吃。”黄羊拉回到研究院工作人员居住的大院里分,每家能分到半只。

作为工作人员,李登瀛的证件可以出入各车间,但专业技术方面的事,他从不插手。

李登瀛还记得,研究院成立初期,一批来自苏联的技术人员也来指导科研工作,后来因种种原因,所有的样品和图纸又被那些回国的技术人员全部带回苏联去了。经过试验站试验合格的产品,都通过火车运往大西北的基地,择机发射升空。

说到“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李登瀛印象深刻。“作为院长,他(钱学森)以身作则。每当工作中出现问题,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找原因。钱学森回到北京时,李登瀛在场,见钱学森和妻子以及两位秘书从车站走出,衣着朴素,远远看上去,同其他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李登瀛(下三排左二)参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时与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

“于无声处”的任务

保密不仅是对外,对家人、对朋友也要严格保密,“我在干什么,我在哪里工作”都是秘密。

李登瀛今年已经93岁。他住的病房里,放着一排或黑白或泛黄的老照片,见证着他过去的岁月。其中一张他30多岁时拍摄的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照片,被特别框在一个木质的相框里,放在他“纪念航天工业建设三十周年”的纪念座旁边。

和20多岁参加八路军时笑容满面、阳光开朗的样子不同,这张照片里的李登瀛眼神深沉。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是第五研究院的政治部主任,对他来说,“五院”的工作严肃、细致,管辖的业务很多,尤其是单位的保卫、保密工作,更是一场“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任务。

在政治部细密的工作中,保卫工作是最为繁复的一项。但李登瀛很清楚,这里的保卫工作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妥善保管试验站的机密数据和仪器”。

一次工作中,李登瀛得到报告称,有几位部队首长想进试验站参观,但没有介绍公函。李登瀛来到大门口一看,门口站着陈锡联、杨成武、秦基伟几位首长。他们得知火箭、导弹等尖端武器已经开始研发,就相约前来,一睹风采。

试验站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规定不得随意参观。李登瀛只得将几位首长安顿在休息室,再向上级报告相关情况。经国防科工委向上汇报,许诺补办手续后,几位首长才得以通行。

“当时很多部队的领导希望来参观。之前没见过火箭,很好奇,想看一看火箭是比炮弹大还是小。都是打过仗的人,对新式武器很关心的。”沙发上,李登瀛坐得笔直,双手交叉着放在腿上,话语清晰洪亮。

保密不仅是对外,对家人、对朋友也要严格保密,“我在干什么,我在哪里工作”都是秘密。在家中,李登瀛对自己的工作只字不提。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少,与外界的接触更少,几乎完全脱节。

自1957年调至北京工作之后,同处北京,十多年时间里,老战友都不知道李登瀛在哪里工作,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当他离开试验站以后,老友们与他相聚,才得知他之前在“五院”工作。听完,大家都对他这些年来的沉默表示理解——这,也是一种奉献。

 

看到神十一发射,老人很激动

保密单位,“特殊”家庭

和许多孩子的童年不同,作为长子的李晓东对于父亲的印象只有“严厉”。

对于政治处主任来说,在“五院”,除了保卫工作以外,还有组织、宣传、干部管理等等工作,通过开会向战友们传达组织的思想和精神,也是李登瀛的日常工作之一。而在家庭生活里,很少和家庭、孩子有机会交流的李登瀛也把开会这种方式变成了自己和家庭成员交流的一种方法。

“(我对父亲)没有印象”。李晓东如此描述自己童年时期的父亲。他只记得,当时那个穿着军装,身姿挺拔的父亲是严厉的。“经常在家里给我们三兄妹开会,批评我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要求我们改正。”

和许多孩子的童年不同,作为长子的李晓东对于父亲的印象只有“严厉”,而开会也不是他喜欢的交流方式。“每次开会,都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那个时候我大概有八九岁吧,我的弟妹也就三四岁的样子,然后父亲喊‘开会了开会了’,我们三个就端正地坐在小板凳上,听他的批评教育,然后我们的母亲,一个老师,就会在墙上给我们三兄妹挂小红花,谁的小红花多谁就会受表扬。这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式教育。”

除了开会,让李晓东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那些文字竖着排版的苏联小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买了很多苏联小说,像讲保尔·柯察金的,就叫我们看、学习。那时候哪认识那么多字啊!但是父亲很坚持让我看,我也就只能看了。”李晓东说。

周末李登瀛回到家,妻子会给他做一桌子菜,让他尝尝家里的味道。但是,父亲从来没有跟孩子一起逛过街、没有一起看过电影、没有多少深入交流的机会。李晓东说,即使已经离开“五院”那么多年,但父亲仍然没有透露多少当年的工作,他对自己的父亲那时做了些什么知之甚少。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父亲值班,带着我第一次到了试验站,路过一层又一层的岗哨,遇上的工作人员会互相敬礼,但没有任何寒暄。整个工作站的气氛很严肃、很安静,我在食堂吃了一顿羊肉饺子就跟着我父亲回家了,这是我跟他们试验站唯一的一次接触。”李晓东说。

航天事业,永不褪色的记忆

“我平常最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只要是跟我们国家航天有关的新闻,能看到的都要看。”

火箭发动机的每一次试验,都是大动作、大场面。火箭按发射程序注入燃料、点火,然后在升空的前一秒被拦下。发射场有个10米宽的水坑,被火箭发动机喷射的热量瞬间蒸发干。试验期间,近处的人感觉“地动山摇”,身处远处,也可以听到轰鸣声。

每隔半年左右,试验站就要地动山摇一次。李登瀛回忆,当时为了保密的需要,第五研究院火箭试验站向上级申请,从空军调来了一架报废飞机。飞机选在大白天大张旗鼓地通过公路运到试验站,拖着滑行。当地人看到飞机,于是以为这里是研制飞机的单位——试验期间发出的巨大响声有了说辞。

终于,1960年3月28日下午5时15分,我国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点火试车获得成功。虽然点火时间只有短短7秒钟,但这对于试验站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说,堪称辉煌的里程碑。这表明,我国已经拥有了独立研发、制造火箭的能力。

1966年,“文革”爆发。那一年,李登瀛被迫离开了试验站,也告别了航天工业的建设事业。直到1971年他才恢复工作,调任到云南东川矿务局。

虽然离开航天工业至今已有50年时间,但老人依旧保持着对航天事业发展的关注。“1978年的时候,我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党校第一期的学习,那时候就心心念念地想要回去原单位看看。很多老战友见到我,还是那么热情,回顾自己曾经在那里工作的点点滴滴和生活过的日夜,真的是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坐在病房里,看着曾经的照片和资料,李登瀛感慨万分。

航天,依然是老人关心的事业。“我平常最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只要是跟我们国家航天有关的新闻,能看到的都要看。”因为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老人现在常年住在医院里,即使是他的子女,有时也不太敢和他分享一些可能会让他激动的消息,“怕他心脏承受不住。”

10月17日,是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的日子。早上7点30分,飞船载着2名航天员成功发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那一天,儿子拿出手机给李登瀛看——那是一张运载火箭喷着烈焰升空的照片。老人问:“这是什么?”

儿子回答:“这是‘神十一’发射的照片。”

李登瀛愣了一下:“这个跟我没关系啊。”

“这是您曾经干过的航空建设事业。”

听了这个回答,李登瀛沉吟了一会儿,脸上绽出了笑容:“对啊,这个工作,我以前做过呢!”

都市时报记者 古穆斓 李瑞莹 张悦

(责编: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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