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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迩世前爱国人士坚塞·土登贡培的权成及后来遭迫害的原因

发布时间: 2003-09-21    来源: 西藏大学学报    作者: 达瓦
 
 

  1933年12月17日(藏历水鸡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罗布林卡内格桑颇章附近的寝殿其美巧庆中圆寂。长期跟随他的亲信、贴身近侍坚塞·土登贡培,即于11月11日遭到其政敌无礼的对待并被逮捕,最终于当年的藏历12月29日被流放到贡布恰布那寺管辖的泽拉岗地区(现在的米林县境内)。一个普遍被认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最信赖的人和最具权威的人,为何以如此快的速度惨遭迫害,他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将着重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前坚塞·土登贡培的权势及威望

  “坚塞”本身就是人们普遍认为受到达赖喇嘛非凡重视的人,西藏地方政府的所有官职中找不到坚塞一职。坚塞们出生的家族背景也没有贵族、贫民之区别,是达赖喇嘛自己在平常的观察了解中所看中,并继而成为在达赖喇嘛跟前特别“亮”的人、显得非常特殊的人、受到特别关照的人。而坚塞土登贡培又不同于其他坚塞,没有哪一个坚塞象他一样长达13年与达赖喇嘛形影不离,随侍左右,没有哪一个人象他一样熟悉和了解达赖喇嘛。“他知道达赖喇嘛的全部个人生活和全部秘密。达赖喇嘛在世时,他被称为‘达赖喇嘛的钥匙’”。同时他对达赖喇嘛的忠诚是经历时间考验的,反过来,达赖喇嘛对他的信任也是非同寻常和无与伦比的。坚塞·土登贡培从1921年起正式成为坚塞(近侍官),到后来,他的权势和威望已经盖过了所有的坚塞(包括擦绒,达桑占东、龙夏·多吉次嘉),甚至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机关——噶厦也在他的实际操纵之下。当时坚塞·土登贡培的权势及威望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凌驾于噶厦政府之上

  在旧社会里西藏地方政府的办事程序和惯例应当是,所有提交到噶厦的重大问题,或者虽然没有正式的提交申请,但噶厦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么决定召集“民众大会”协商,如果没有必要召集“民众大会”就直接附上意见递交首席噶伦,然后由首席噶伦又依次呈交达赖喇嘛裁决。但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的晚期,达赖已经不那么信任噶厦,因为噶厦在推行达赖倡导的新政过程中,非但不能有效地扫除障碍,坚决执行他的意图,反而,设置重重障碍,充当绊脚石,致使他的大多新的举措被夭折。相反,在这一时期,他的坚塞们表现异常突出,是推行新政改革的中坚力量,因此,他对坚塞也委以越来越重要的任务。此时,噶厦官员的权威远没有坚塞那么瞩目,种种迹象表明,噶厦已经不具有过去一样的权威。至此,惯例上的办事程序有些不那么正常,“从理论上说,西藏政府的事物是委托给由四大噶伦组成的噶厦办公室‘扩大会议’办理的,他们要协商讨论所有重大事情,并通过司伦提出建议,以供达赖喇嘛最后决断时做参考;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现在却完全变样了,写给西藏政府的信不需经过噶厦办公室或司伦便直接交到了达赖喇嘛的手中”。人们更愿意通过坚塞直接向达赖喇嘛提出申请,而不愿意对办事效率低下,又费时又费财的噶厦抱以更多的希望。赤们作为当时的首席噶伦,对此早已愤愤不平,但又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只能发出长叹说“达赖在世时,我们噶厦有名无权,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坚塞公培和龙厦两人手中”。

  2、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巨大影响

  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扶植了不少坚塞,但影响最大、最受他重用的要数擦绒.达桑占东、龙夏·多吉次嘉、估佳(随侍)坚塞·土登贡培。他们先后成为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最耀眼的人物。到后来,达赖喇嘛更加信任并最终选择了政治上主张同中央政府保持联系,作风朴实,办事认真,对自己一向忠诚的坚塞·土登贡培。在三个影响较大的坚塞中,擦绒·达桑占东是亲英派代表人物,由于发动军事政变未遂,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免职,失去受宠的地位;龙夏·多吉次嘉是反英而主张政治改革的代表人物,后来也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免职,失去受宠的地位;坚塞土登贡培是主张同中央保持联系,积极维护汉藏民族团结的代表人物,直到十三世达赖喇逝世前一直倍受宠信。坚塞·土登贡培对达赖喇嘛修复与中央政权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积极表明西藏有意内向态度的转变等方面,可以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巨大的影响。蒙藏委员会西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的《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一文中说:“当时欧化之辈(指亲英派)为佛爷在罗布林卡建西式洋房一座,落成时,达赖喇嘛往观,似无悦色,即而下令尽撤之”。这里所说的被撤的洋房,是此前修建不久的英式建筑顾芝颇章(藏文),这正是由坚塞·土登贡培负责拆除的。并在原地修建了典型藏式结构的坚塞颇章。文中又说,“所修建的宫殿,壁上尽绘内地山水人物”。这里所说的宫殿也是指有坚塞·土登贡培负责修建,并由他的名字命名的坚塞颇章。坚塞颇章以其精湛的雕塑、木刻和壁画艺术而著称于世。正如孔庆宗所说的一样,宫殿中有八仙过海和福禄寿喜图案等木雕装修,有万寿山、五台山全景图以及四喜儿童、北京颐和园等壁画,这是该建筑的总负责人坚塞·土登贡培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充分表明了他维护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修复与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关系,保持同祖国密切联系的心愿。藏族美术专家、现任西藏大学美术教授、我尊敬的老师丹巴饶旦先生的爷爷次仁嘉吴是该壁画的创造者之一。笔者同丹巴饶旦先生一道参观了坚塞颇章。丹巴饶旦先生说,“这些壁画不但在内容上反映了很多汉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而且在绘画的技巧上也借鉴了内地的绘画风格”。孔庆宗对达赖喇嘛政治态度的转变过程进行调查和分析后说,“西藏的爱国力量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对达赖喇嘛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就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坚塞·土登贡培。

  3、不敢藐视的建议

  坚塞·土登贡培在官员的任免问题上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有官员在坚塞·土登贡培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恭敬,因为在坚塞·土登贡培的建议之下丢掉官帽者不在少数。如:曾取代擦绒·达桑占东、红及一时的龙夏也在坚塞之间互相妒忌、互相压制、互相排挤的激烈斗争中败在坚塞·土登贡培手下。包括拉鲁次旺多吉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坚塞·土登贡培经常在达赖喇嘛面前谗言低毁龙夏,“如龙夏好弹奏乐器,每月利用两天时间同其他爱好乐器的人在一起,从正午开始唱歌跳舞度去时光,贡培就借此在达赖喇嘛面前谗言低毁龙夏,达赖喇嘛也误认为他不关心政务,就把龙夏的总司令职务革去,只保留孜本一职。”已获得达赖喇嘛的完全信任,并具有特殊权力的坚塞土登贡培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有不恭敬的行为,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者达赖喇嘛的权威。如:“坚塞·土登贡培的父亲经亚东到印度去朝佛,受到了亚东总管米若加帕的热情接待,不过有一天,他宴请坚塞土登贡培父亲时说,‘你的孩子土登贡培与我同样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塞,并且在坚塞中数我的年龄最大,但坚塞·土登贡培连一封信都不给我寄’”。表明他与坚塞·土登贡培的地位是平等的。

  这显然成了对坚塞土登贡培身份的贬低。后来坚塞·土登贡培对此由衷的不满,不久他建议噶厦,革掉米若加帕的亚东总管职务。不出所料,米若加帕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噶厦的紧急指令,上面写到‘米若加帕其美多吉的亚东总管职务免除,已经派出新任亚东总管次松平康瓦·格桑旺久,责令尽快完成新旧总管交接工作,并速回噶厦”。从这里可以看出,坚塞·土登贡培的建议不光能影响于达赖喇嘛,也可以直接向噶厦提出,而噶厦对此也不敢怠慢,立即作出决定,以示对坚塞·土登贡培的遵从和尊敬。藏军代本泽仁晋美说,"1933年,……我请求应允我的父亲辞去官职,坚塞·土登贡培说这可以办到,而且他又说,我应当继承我父亲原有的四品官。坚塞·土登贡培是一个办事果断,说话算数的人,他告诉我,不必去找其他人,没有必要去花费钱财(得到官职的答谢礼品),因为他会予以关照”。坚塞·土登贡培及时兑现了他的诺言,满足了藏军代本泽仁·晋美的要求,按照他本人的请求,如愿地得到了塞朗巴(藏文)的四品官职。

  4、不可或缺的人

  土登贡培自正式成为坚塞以来,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内,“仅有一次因为母亲生病而请了三天假,第三天达赖喇嘛就派去了专职马信差接迎,并亲驾到罗布林卡北大门口为他接风”。这足以说明,坚塞·土登贡培已经成为达赖喇嘛不可或缺的人物。他需要土登贡培的建议,也需要他去执行自己的意图。拉鲁回忆了1928年达赖喇嘛和坚塞·土登贡培到他家中做客的情景,“坚塞·土登贡培做在达赖喇嘛的右边,与我爸(龙夏)一起一整天谈论政府及贵族官员的事情。而负责警卫的代本、如本以及随行的卓尼钦莫,索本、森本、曲本等官员则坐在另一帐篷中”。以此看出,达赖喇嘛与坚塞·土登贡培之间随时随地的交流更多的是事关藏政府及贵族官员等重大问题。他在复杂的执政过程中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而他更愿意选择自己的亲信,因此,“他(土登贡培)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5、不可忽视的军权

  龙夏·多吉次加的藏军总司令一职被革除之后,虽然没有再次任命总司令,但事实上军权交给了原警卫部队代本朗噶瓦,名曰总司令助理。但令人费解的是,很多军权似乎掌握在土登贡培手中。如:他未经与任何人商量,一手组建了装备最精良的“仲扎部队”,其士兵来自卫藏地区贵族家庭、庄园领主,他们是以征收摇役税的方式招募的,约有1000名兵力。他“为这支军队提供最好的武器,让士兵接受良好的军事训练,供给上等食物,发给足够的薪金”。虽然这些家庭根本不愿意送自己的子弟去服役,因为“贵族把服役看作是降低身份”,甚至,当军官也认为是对自己身份的降低。如,藏军军官仁多的双亲对贝尔说,“‘多少代以来,我们仁多家族的成员一直都是文官,而我们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儿子却成了军官,这对我们是打击’。……这种降低身份的情绪是很强烈的。”但是,在当时,土登贡培的命令无异于达赖喇嘛的命令,不管“殷实之家”子弟的背景如何,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反对。“仲扎代本团在军事训练和装备等方面都优于当时西藏境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并且直接服从于坚塞·土登贡培一人。泽仁的命令直接来自于贡培拉,噶厦及藏军指挥部这样都要经过的官方渠道,也只是走走过场”。就是说仲扎部队实际上似乎成了坚塞·土登贡培私人的部队。他建立这支部队的目的,各种史料记载上的说法基本一致,就是为了作为巩固自己政治权利的后盾。

  达赖喇嘛的卫兵代本团约有1000名官兵,但该代本团的代本实际上似乎也受坚塞·土登贡培的指挥。拉鲁说:“1933年达赖前往甘丹寺主持佛事活动,拉鲁作为警卫如曹(代理如本)一同前往。当时,身上却没有手枪可带,坚塞土登贡培得知后究其原因,拉鲁如实汇报说,政府只给官员配长枪,短枪由自己想办法解决。第二天我经坚塞·土登贡培之手得到了一支手枪及10发子弹。坚塞土登贡培交代说,明天开始要带枪,但子弹不能装膛。……回拉萨的途中达赖喇嘛在嘉斯岗地方搭帐休息,代本江热瓦和我去吃饭的一会儿工夫,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刮出了固定帐篷的一根木厥,造成帐篷坍塌的危险。坚塞·土登贡培立即派人,要我们火速赶到这里,训斥到,要知道在外面警卫的责任更重大”。这说明卫兵代本实际上在坚塞土登贡培的指挥之下。不仅如此,在安排有关军队的重要事情上,坚塞土登贡培已经把噶厦抛在脑后。如,拉鲁回忆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火炮技术训练之后,一方面身体变的很壮实;另一方面已掌握了发射火炮的全部要领。坚塞·土登贡培了解了这一情况,并向达赖喇嘛做了汇报。因此,达赖喇嘛前来观看我们军训操练成果,陪同人员有:坚塞·土登贡培、卓尼钦莫、索本、森本、曲本”。显然,他没有通知噶厦,连军队官员也没有得到通知。

  6、唯一被明确姓名的司伦助理侯选人

  1933年10月30日(藏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谁来主持西藏的政务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当时亲自参与和目睹这一段历史的人较客观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作为当时“民众大会”的正式代表拉鲁说:“坚塞·贡培倒台事件发生之前,‘民众大会’就任命摄政问题发生了争执。部分孜仲和寺庙堪布提议,按过去的做法,应当推举一位活佛做摄政,而江洛金·贡索南杰布为主的部分俗官说,摄政不一定非得选一位活佛喇嘛,因为过去也有过三个司伦共同执掌政权的先例。目前,司伦朗顿在位,再选僧俗各一位做他的助手是最好的办法。江洛金继续说,让一位活佛当摄政对政治没有好处,喇嘛就是喇嘛,他整天坐在屋中而不了解政治事务,实际上只能听命于坐在旁边吸着一斗鼻烟而啥都不知道的管家的指使。……部分与会人说,虽然任命三个司伦的办法较好,但要考虑达赖喇嘛一直信赖的人坚塞·土登贡培”。签定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之一的拉乌达热·土登丹达在《西藏地方政府几个重大政治事件亲自见闻》中说:“会上三大寺堪布提议,由于西藏是佛教圣地,应当有一个跪拜的偶像,即应当由活佛担任司伦助理。四品官噶雪曲杰尼玛说,至于谁适合当司伦助理,我们没有必要去思考,有一个人(意指坚塞·土登贡培)一直受到达赖喇嘛的信赖,因此,没有必要重新推选另一个人。……后来,俗官们分成了三派:支持坚塞·土登贡培的约有20人,支持僧官建议者有一部分,大多数持中立态度”。很显然,“民众大会”上确实将坚塞·土登贡培作为摄政或司论助理的侯选人而提了出来,就当时来讲,无论主张推举什么人,都没有指明道姓,而只有坚塞·土登贡培是唯一一个指名道姓提出来的候选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坚塞·土登贡培的威望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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