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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涉藏期刊库 > 西藏大学学报 > 2005年 > 第三期

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
——邦达·尼江考
美郎宗贞   ( 2009-05-07)    来源: 西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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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06年7月,赵尔丰首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大臣期间,将康区土司和呼图克图的统治权收归清中央政府,并接管当地军政事务,也办理了许多民事纠纷。判定偿杀“邦达昌”三人,就在此时出台。幸免遇难的邦达·尼江,为了生存、为了家族的复兴,离开了家乡,成为一名流浪商人。往返云南德庆与西藏芒康之间做生意,使邦达·尼江成了一名很小的“聪巴”,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攒了不少的财富。随着印度、西藏和云南跨国、跨地区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开始在拉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建立了“邦达昌”商号。从此,该家族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西藏第一位以经商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

  一、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

  1906年7月,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首任大臣,拨银一百万两作为开办经费,确定以巴塘为川滇边务大臣驻所,进一步推行“改土归流”。赵尔率出任大臣期间,他采取强硬手段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将康区土司和呼图克图的统治权收归清中央政府。并接管当地军政事务,同时也办理许多民事纠纷,判定偿杀“邦达昌”三人,就在此时出台。但此事件对“邦达昌”,犹如“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幸免遇难的邦达·尼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也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在他离开家乡的时候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1]但是,为了生存与家族的复兴,邦达·尼江被迫游走四方谋生,后来跟着云南商邦做起了小本生意,成为一名流浪商人。[2]他背着小商品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部落走到另一个部落,就这样在云南德庆到西藏芒康之间作了三年的生意。三年的时间(1906年—1909年),使邦达·尼江成了一名有几匹骡子和24两藏银子的“聪巴”。为他赶骡子的“腊都”是云南中甸的藏族人。在三年流派商人的经历中,邦达·尼江掌握了如何做小本生意,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许多社会知识。特别是在西藏经商,没有权贵的支持、帮助,很难有发展。后来,他的生意发展到藏东重镇昌都,生意路子也越来越宽,由纯粹的运输发展到做土杂和山货,“特别是在云南辣椒包装、销售方面,当时昌都邦达·尼江他算是最大的商人之—”。[3]虽然如此,但邦达·尼江的生意更多地集中于远程贸易,他长途跋涉,从云南到昌都再到拉萨,继而走向国外。

  最初,他在拉萨和尼泊尔之间进行交易,然后到印度。在他所经过的地方,他都能找到一些稀有贵重的物品,把这些物品转运到缺乏这些东西的地方,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攒了不少的财富。随着印度、西藏和云南之间跨国、跨地区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在拉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建立了“邦达昌”商号。[4]从此,该家族在西藏政治、经济社会中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在“土鸡年商检局关于噶厦会议四行文”[5]中可见,即“土鸡年(1909年),商检局关于噶厦会议计划文件精神对毛尾、皮类,林孜札等执照纲要及有关凭据的批文所立的文书正本。关于毛牛尾的对公经销事宜给芒康尼坚梆达昌尼玛坚参)的四联印签执照纲要,并规定十条内容”。其主要内容为:自今开始,向印度经销卫藏,南北,汉藏各部落羊毛的邦达·尼玛坚参及上下亚东全体商人每年固定征收大量的商业利润税,现将注意事项告示于各宗(县)。

  公元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迫使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无法按照清中央政府的规定行事。对此,清中央政府为了抵制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及“以保藏疆,以固国防的目的”,对藏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赵尔丰在康区进行“改土归流”。同一时期,联豫在西藏推行改革,但由于他们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所以,“他们的改革违反了藏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6]这一切引起了西藏各阶层和僧俗人民的强烈反对。

  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农历正月初三,即十三世达赖与温宗尧“和平处理”商谈之次日,川军进入拉萨,在琉璃桥与一些喇嘛发生冲突,局势顿起紧张。十三世达赖感到严重的威胁,于二月十二日夜,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措美林活佛及噶伦擦绒·汪曲结布等大部分官员留在拉萨,自己率同夏扎·边觉多吉等噶伦三人及少数随从于午夜离开拉萨出走,经曲水、直赴帕里。二月二十一日晨,在亚东英商务处代理麦克唐纳及其卫队包围下,十三世达赖喇嘛赶往印度避乱。邦达兄弟的父亲邦达·尼江“竭尽全力保卫十三世达赖安全抵达印度”。[7]时的“邦达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经济实力,邦达·尼江慷慨解囊,资助了窘迫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拉拢英驻印总督,一切藏、英交涉都由邦达·尼江作为媒介,竭尽全力助十三世达赖返藏”。[8]两年后(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返拉萨,重赏那些在危难中帮过他的人们,“邦达昌”自然被排到了重赏的前列。《康藏轺征》记载:“光绪中,达赖奔印度,穷极无聊,而邦达昌倾家助之。后事已返,乃许渠以经商特权,不受普通法令限制。以势之所在,利亦所之,故彼有今日之煊赫”。同时也有许多人都得到了封官重赏,如,擦绒·达桑占堆、柳夏家族等。[9]为回报邦达·尼江的资助,十三世达赖喇嘛给予了“邦达昌”家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封邦达·尼江为“商上”(商务官),为十三世达赖私人与西藏政府经营商业,同时他本人的骡马运输有百姓供给柴草并给予支差、免税、统购出口货物等特权。换言之,授权“邦达昌”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并命令其他商人不得经营羊毛和贵重药品,违者重罚。对此,西藏商业厅档案室这样记载:“十三世达赖时期,羊毛的收购和出口全归政府经营,不许私商承办,‘邦达昌’是代理人,因之‘邦达昌’商业发展到上海、南京、北京、成都、西宁、甘肃兰州、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10]“邦达昌”经营广泛,获得的商业垄断权,很快使“邦达昌”成为豪门。然而,“邦达昌”是康巴人,西藏噶厦政府中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康巴人都不得当官,他们把康巴人看成是粗野无知的人,处处鄙视他们,并把驻扎在康区视为致富的机会,他们通过无偿地摊派拉差役来剥削康巴人”。[11]作为康巴人,“邦达昌”很难跻身仕途,在西藏噶厦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但如前所述,由于邦达·尼江受十三世达赖喇嘛扶持,晋升为商务官。为此,西藏部分贵族对此大为不满,派人将邦达·尼江刺死。邦达尼江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政治原因,也有人认为是商敌所为,还有人认为是旧仇之偿。《康藏轺征》记载:“原渠有恩于达赖,得羊毛与黄金之专卖专买权。藏军总司令擦绒氏,曾窃运羊毛至印度,以军人之大力与跋扈,宜其不能禁止之。但邦达昌老主人布尼江,竟与以扣留,而上诉于达赖,经达赖批交四大臣核议,邦达昌胜诉。后以权势过大,遭人嫉妒,适其至好将冷昌主任被约郊游,被刺客凿地道枪杀之。政府指控将冷昌为嫌疑,尽没入财产”。

  除此之外,关于“邦达·尼江事件”的文史资料记载甚少,保留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为我们研究邦达·尼江”带来很大的困难。但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此次全面采访有关“邦达昌”事迹时,搜集到许多珍贵的口碑资料。笔者先后采访了十五名知情人士,他们当中47%的人认为邦达·尼江之死是商敌所为;33%的人认为是政治原因;20%的人认为是旧仇之偿。以其中的土登群觉口碑为例:“十三世达赖执政晚期,西藏贵族生活奢华、债务累累,但是,擦绒·达桑占堆由于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扶持和他自己在财政及国际贸易方面的才能使他成为西藏头号富翁之一,与‘邦达昌’并驾齐驱。两大家族互有竞争,擦绒家族为了抵御商业竞争,有意抬高羊毛一价格。相反,‘邦达昌’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大批量收购牛羊毛,使得擦绒家族货物积压严重。为此,两家结下了不解之冤。擦绒家族对‘邦达昌’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利用措果代本们[12]向擦绒家族欠债之事。有一天,擦绒·达桑占堆密邀措果代本说,如果你能刺死邦达·记江的话,你欠的所有债务将一笔购销。措果代本说:如果此话当真,我将亲自刺死邦达·记江。两人达成协议,强调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发誓永不泄密。不久,噶厦政府在尼荀林卡举行藏林吉桑,邦达·尼江应邀参加。据说,那天邦达·尼江出门曾有家族护法神竭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出门,倘若十分必要,也务必在天黑前返回,以免迹象明显的凶兆。邦达·尼江却未予重视,他应约赴场藏牌游戏与云南商人马青山、[13]向玲公子、角起公子四人在一起,兴致勃勃玩到天黑尚不思归家。然而,措果代本消身潜行于邦达尼江等人玩藏牌的帐篷旁边,邦达·尼江有典型康巴人强壮高大的体质特征,在帐篷灯光下着的格外清晰。就在此时,天空响起雷鸣声,措果代本乘机开了一枪,邦达·尼江立即倒在桌上,帐篷内一起玩藏牌的同伙们,顿时紧张起来,有人说是被雷击了,还有人说是中邪了。当时无人发现邦达·尼江中了枪子儿。但是,三天之后尸体送往天葬台时发现尸体上有个很小的伤口,仔细检查后发现伤口处有‘九于爆’弹头一粒。‘邦达昌’的人才发觉邦达·尼江是被人刺杀的,分析之后一直认为是擦城所为。但是,无法找到有利证据。然而,‘邦达昌’在当时不仅是西藏头号大商,而且是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最大的施主,所以传说‘邦达昌’获得了神灵的帮助,真相终于被泄露。有一天,擦绒·达桑占堆向措果代本说,“你是否能还我少许债务?话音未落措果代本就抓住擦绒达桑占堆的手,要求到十三世达赖尊前,并把所有真相呈报给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后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悼念邦达·尼江之功绩在 1932年追任邦达多吉为藏军如本(虽为如本,但特许征召千名士兵,享有代本之权,总管察雅、芒康两宗)驻宁静(芒康县)。发英式马枪500枝,子弹数百箱,委任其兄长邦达·养培继任“商上”,并派往亚东任总管(四品官)。任邦达·绕嘎为代本,十三世达赖喇嘛还把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邦达·绕嘎。邦达·尼江的忠诚与智慧和儿子们的无限潜能,使原系出生于平民和流浪商人的“邦达昌”父子,分别被授予“商上”、“四品官”及两代本职位,成为西藏第一位以经商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

 

  到和平解放时期,“邦达昌”商业资本达100万银元,西藏民间有:“天是邦达的天,地是邦达的地”的说法,[14]可见其财势的显赫。

1 当时拉萨主要批发商一览表

商号

民族

出身

原籍

备注

索康

贵族

卫藏

 

玉多

贵族

卫藏

 

格富巴

贵族

卫藏

 

夏格巴

贵族

卫藏

 

贵相巴

贵族

卫藏

 

热振昌

寺庙

卫藏

 

赤江

僧官

卫藏

 

擦绒

贵族

卫藏

 

西马仑公司

平民

卫藏

藏汉合营

桑珠昌

俗官

康区

 

三多昌

土司

甘孜

 

安珠昌

平民

康区

 

邦达昌

平民

昌都

被封为贵族

阿布杜拉

普通商

 

 

哈密

普通商

新疆

 

此件引《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调查资料》[15]

  二、邦达·尼江任“商上”时期与噶厦政府的关系及对西藏商业发展的影响

  旧西藏商人与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尤为微妙。特另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尼江与噶厦政府之间有许多相互依赖、利用的关系,使“邦达昌”成为代理商。“十三世达赖时期,羊毛收购和出口归政府经营,不许私商承办,但‘邦达昌’是代理人,他直接向达赖负责。噶厦政府对于从事羊毛收购的人,一般发给薪金不多,‘邦达昌’更没有薪金,只有经营特权,他为政府经营羊毛业到1933年结束”[19]。在邦达·尼江担任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商上”期间,西藏外贸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1910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若干上层人物暂往印度避乱时,亲眼目睹了先进的建筑、机器、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军事等,对内地、英国、印度和外蒙的管理方法及科学技术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清楚地认识到要使西藏社会真正发展起来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军队,而不能光靠供神求佛”[16]。因此,他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施政措施,史称“十三世达赖喇嘛新政”。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在经济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了大量整顿和改革。如整顿、改革西藏地方的税收。1913年(藏历水牛年)颁布“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条例的第五条33款中说:“今后,凡在共有荒山野川开荒造地,种植物柳蘖刺,谋求福利的年差税,三年过后按土地面积和收获多寡,或征税、或租赁。在确定土地主人时,须官民双方共同认可”。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下令成立银行,改革西藏币制,以加强对西藏地方经济财贸的控制。为了进一步扩大财源,“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新的产业,积极兴建电站,成立邮电局、电报局、计划设拉萨至江孜的电线。”[17]为了在西藏更好地发展这些产业,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强俄巴·仁增多吉、门仲·庆绕贡桑、吉普·旺堆罗布、果卡尔·索朗杰布等四名年轻官员子弟到英国首都伦敦学习电业、邮电业、矿业和军事知识,同时派孜本龙夏·多吉次杰领队兼管生活。他们四人先后回到西藏后,吉普·旺堆罗布即筹办拉萨电报局,并任局长职务;门仲·庆绕贡桑到拉萨北山采集金矿,“结果挖出了一个蛤蟆,众人认为不样,极力反对,被迫停工”[18];强俄巴·仁增多吉负责筹建电气工程,在朵底建造了水电站,并发电成功;果卡尔·索朗杰布回到西藏不久便死去。之后,被派往印度接受英式教育的贵族和大商子弟逐年增多。他们年轻能干并具有现代知识,“他们效仿西方(英国)、西装革履,习惯喝甜茶、握手、打网球和马球,言谈举止基本上西化了”。[19]因而,人们把他们看成是西藏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堕落的象征。其中“邦达昌”三子就在此时接受了英式教育,开阔了眼界。“邦达昌”家族的扩大发展有了高素质的接班人。

  另外,羊毛是西藏最好的土产品。过去各地官员和商人联合经营,低价收购羊毛,然后转手销往印度从中谋利。因此,任命“邦达昌”即邦达·尼江为政府准官商(商上官),以统一的市价从牧民手中收购羊毛,然后批售给印度。这样政府能获取比较大的盈利,但“印度的各大资本家勾结起来设法坑害和降低羊毛价格,这引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商贸事业的关注”。[20]1931年(藏历铁羊年)11月3日,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美国人苏叶汤姆·卡登的信中说:“吾西藏地区所产羊毛,为西藏政府之政治及百姓福利计,将准许政府商贾邦达昌三年期内经营收售,去年已将羊毛售给印度三部分客商,现正拟出售今年之羊毛。叵耐该客商等暗中勾结,欲图压价购买。美国购毛代表前来购买毛之时,上述印度客商竟向其支付巨资,以行阻止,并将其遣返,沆瀣一气,竭力对羊毛贸易作梗,不准将羊毛售给欲购之人,致使本政府蒙受重大损失。现今,如若能使我政府商贾邦达昌之羊毛得以不必售给印度商人,而由我们当事人双方相互直接进行羊毛贸易,则双方均可获益焉。”[21]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新经济政策的出台,使邦达·尼江(商上)带领一些原主要从事汉藏贸易的西藏贵族、商人和寺庙代理商开始经营印藏贸易。1910年,邦达·尼江代表噶厦政府向印度推销西藏牛羊毛,其他商人向印度出售西藏土特产品或从英印资本家集团手中购买日用百货,向西藏民众推销,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商业利润,很多人从此暴富。成为“近代西藏的新买办阶层”[22]。其中,“邦达昌”就是最早开始经营藏印贸易的西藏最大的商家。1909年5月至1933年间,邦达·尼江先后担任噶厦政府“商上”和羊毛代理人期间,该家族不仅成为了西藏最富豪的家族之一,而且为当时西藏商业贸易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邦达·尼江担任“商上”(或商务官)期间,即1909—1933年亚东商路西藏羊毛出口印度数量统计:(参见表2)

 

表2 19091933年亚东商路西藏羊毛出口印度数量统计

贸易年度

出口数量(单位:蒙德)

价值:(单位:卢比)

资料来源《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以下为具体文件档案号

19081909

40000

 

L/PS10/138P1722/1909号文件

19161917

64960

1514334

L/PS/11/123P2400/1917号文件

19231924

95058

 

L/PS/10/218P/1513号文件

19241925

79958

2315847

L/PS/10/218P/1513号文件

19261927

49153

 

L/PS/12/4166P2445/1928号文件

19271928

59743

 

L/PS/12/4166P2445/1928号文件

19281929

64007

 

L/PS/12/4166P3692/1929号文件

19291930

49552

(每蒙德约价40卢比)

L/PS/12/4166P3640/1930号文件

19301931

24626

 

L/PS/12/123P2400/1917号文件

19311932

50198

 

L/PS/12/4166P3131/1931号文件

19321933

25835

 

L/PS/12/4166P3202/1932号文件

此件引自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

  经亚东商路出口到印度的西藏羊毛基本上为西藏东部和中部地区所产。西藏西部地区所产的羊毛主要是萨特累季河商路输出到印度旁遮普省。按1914—1915贸易年度西藏西部地区对印度方面出口总额250,000卢比,其中进出口额占一半,羊毛占西藏方面出口商品总值80%,按每蒙德27羊毛价格为20卢比计算,西藏西部地区每年输往印度的羊毛当在40,000蒙德以上[23]。另外,由于种种原因,每年还有数量不等的西藏羊毛和其他农牧土特产品途径不丹、尼泊尔、拉达克等国出口到印度。

  除此之外,邦达尼江担任“商上”期间,英印资本家集团得以扩大对西藏的经济侵略,1914年7月3日,英国压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英藏通商章程》上签了字。下面让我们再看一看1910—1925年英国官方关于亚东商路藏印贸易的数字统计:(参见表3)

3 19101925 英国官方关于亚东商路藏印贸易的数字统计 单位:(卢比)

贸易年度

西藏输入印度商品价值额

西藏输往印度商品价值额

商人携入西藏金银额

商人携入印度金银额

亚东商路藏印贸易总额

19101911

825141

956214

10550

226935

2081840

19111912

671382

1245283

17844

212446

2146955

19121913

861554

830745

2000

191480

1885779

19131914

682906

799678

12276

246453

1741313

19141915

1209357

1177183

13330

195245

2614785

19151916

1162257

1530885

87618

355240

3136000

19161917

1133723

1709577

59000

315083

3217383

19171918

1186488

2105435

5000

268958

3566881

19181919

 

 

 

 

 

19191920

 

 

 

 

 

19201921

1859232(包括金银额)

2468680(包括金银额)

已计入商品额

已计入商品额

4327912

19211922

1356896

2385683(包括金银额)

已计入商品额

已计入商品额

3742579

19221923

2193831(包括金银额)

2075662(包括金银额)

已计入商品额

已计入商品额

4269475

19231924

 

3035128

 

 

5407262

19241925

2793681(包括金银额)

2528579

1117600

624900

7264760

此件引自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

  以上统计表明,在辛亥革命前的1910—1911年度,亚东商路的藏印贸易额为2,018,840卢比。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英藏通商章程》签订后的第一个贸易年度,亚东商路的藏印贸易额即增至2,614,785卢比。到1924—1925年度,亚东商路的藏印贸易额增至7,264,760卢比。其中,除去商人携带的金银货币额,实际商品交易额为 5,322,260卢比,十五年内增长了200%。

  由于西藏出口印度羊毛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印藏贸易取代了汉藏贸易,致使原从事汉藏贸易的西藏贵族、商人和寺庙的商业收入大减。其每年减少的商业收入的数额在白银3,000,000卢比以上,折合藏银至少为300,000,000两。这些原从事藏汉贸易外,其余此类贵族和寺庙,为了维持其原有的经营生活水平的程度,不得不以种种名目加强对其属下广大农牧民的经济浸淫和压榨。与此同时,许多原来为汉藏贸易服务的西藏搬运装卸工人、脚夫等下层劳动人民也因藏印贸易替代汉藏贸易而失去了其原有的谋生手段和经济收入,生活陷于困境。这是解放前西藏许多贵族和寺院始终坚决反对英国势力侵入西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总之,邦达·尼江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启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于利益驱动的进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康巴人自古善于经商的根源,邦达·尼江也就是靠这种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

  当然,1933年之前,“邦达昌”家族由于获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赏赐,邦达·尼江曾长期担任西藏地方政府藏印贸易事务的商上。该家族的经济利益已与英印侵略势力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邦达·尼江时期“邦达昌”在政治上成为西藏上层社会中的买办亲英派。但是,1933年之后,“邦达昌”开始走向爱国的道路,邦达·多吉是“邦达昌”三兄弟中最坚定的爱国代表人物。邦达·多吉虽然继承了其父邦达·尼江的运输贸易业,但邦达·多吉与其父邦达·尼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截然相反。从此,“邦达昌”家族走上了另一种政治道路。

  参考文献:

  [1]邦达·旺青访问记.邦达·旺青为邦达·多吉之子,现工作于昌都地区工商联.
  [2]所谓流浪人是以到处游走为主,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去处,是人们同情和怜悯的对象,流浪人走上经营商业的道路后与商业的结合便产生了流浪商人.
  [3]土登群觉访问记.现工作于昌都地区芒康县编译局.此事是由邦达·尼江的朋友仲捏顿加讲给土登群觉的.
  [4]“邦达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的初期便在拉萨建立了自己的商号,大概是在1907-1909年之间,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5][10][1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藏学中心社会经济所:西藏的商业与手工业调查研究[M].P10.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1.
  [6]黄奋生:藏族史略[M].民族出版社.1985.12(1).P315.
  [7]邦达·旺青:邦达多吉简历(手搞)[M].(未出版).
  [8]西康省人民政府公安厅:邦达多吉小传[M].昌都地区档案馆档案.解放委员会.1959(37).
  [9]甲日巴·洛桑朗杰访问记,现在拉萨市政协工作.
  [11][19]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覆灭[M].时事出版社.1994.6(1).P181、P90.
  [12]措果代本于1910年作为一名雪仲去噶伦堡伺候十三世达赖喇嘛,1912年,他协助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的行程做准备后来被任名为代理代本.
  [13]马青山是中甸去拉萨生意并定居下来的回族商人.
  [14]“天是邦达的天,地是邦达的地”之民间传说显然是借用“天是德格的天,地是德格的地”的说法.
  [16][20]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藏文)[M].西藏古籍出版社.1991.P678、P681.
  [17][22]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藏文史资料选集[J].第11辑.P217--P218、P293.民族出版社.1999.5(1).
  [18]周伟洲认为:是寺院集团的强烈反对使采矿业被迫停工.
  [22]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7(10.P449.作者利用1989--1990年期间在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的机会,在英国印事务部档案馆查获.
  [23]“蒙德”,亦译作“扪德”,印度的度量单位,折合英制82,28磅,共制37,35千克.

  收稿早期:2005-06-17
  作者简介:美郎宗贞(1971-),男,藏族,西藏昌都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近现代史。 美郎宗贞(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拉萨,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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