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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仓」说开去

发布时间: 2002-06-12    来源: 西藏研究    作者: 何宗英
 
 

  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组成机构的文章,文中说:“译仓虽在噶厦之下,但噶厦的一切公文和命令都得由译仓盖印后才能发出。”①看到这段文字,不禁使人联想到《达赖喇嘛传》和《藏族简史》中也有类似提法。《达赖喇嘛传》里说:“噶厦之一切政务公文,非经译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藏族简史》里说:“噶厦的一切公文政令,先经译仓的审核,钤印,才能生效。”这两本书里的说法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上述文章中的提法,比这两本书里的提法更进了一步,明明知道“译仓”在“噶厦之下”,却还要说“噶厦的一切公文和命令都得由译仓盖印后才能发出”,也就是说,上级机关的“公文和命令”要由下级机关“盖印后才能发出”。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事情。几十年来,对于译仓的错误认识不但没有纠正过来,反而以讹传讹,越传离实际情况越远。

  近些年,国内有一些研究、介绍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及职官的文章和专著问世,比较清楚、准确地介绍了有关原西藏地方政府机构、职官的情况,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是,这些作品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大家仍然满足于引用原来并不确切的资料。

  在介绍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人员的诸多作品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已故副研究员格杰巴·丹增多吉先生的文章《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就是一篇出现得较早、比较全面地讲解原西藏地方政府机构的力作。由于格杰巴·丹增多吉先生曾经担任过噶厦秘书(噶仲)达五六年之久,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各机构的职能、官员编制、官员品级、官员职权范围和日常工作等,大多曾经耳闻目睹,或者亲手经办,对于官场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所以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描述译仓这一机构的:

  该机构的办公地点,主要设于布达拉宫红宫的萨松朗杰殿下层的第二个向阳的窗户室内。夏季,达赖喇嘛驻锡于罗布林卡时,译仓也在罗布林卡内办公,该机构是于藏历第十三绕炯的水猴年(公元1752年)第七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创建的。这是一个如同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顶梁柱一样的重要的机构。主管这一机构的人员主要是4名仲译钦摩(1名大喇嘛、3名堪穹)。②其下有1名译仓管事僧官(五品现职)、办事僧官15名、画师翁则1名(世袭)、译仓学员4名。

  译仓及上述管理人员的职权:

  仲译钦摩(秘书长,四品僧官——引者注),行使译仓的指挥权,部署、统管各寺院及全体公职僧人的事务。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起草各类清规戒律、布告、永久性执照、指令、路票,以及达赖喇嘛的书信。保管(达赖喇嘛的)各种印鉴,并要当着达赖喇嘛的面钤用印鉴。同时,还要为摄政、司伦起草布告、证书、指令等,并加盖印鉴。保管装有全部印鉴的箱箧的钥匙,在印箱的密封火漆上加盖达赖喇嘛的贴身印章。负责制定从普通僧官直至僧人噶伦(即噶伦喇嘛——引者注)的任免计划和各寺院堪布、执事的任免计划,上呈达赖喇嘛审批(上述译仓本身的活动事项,须呈报者,有直接上呈达赖、摄政及司伦的特权,无须经噶厦转呈)。遇有重大政治事务,根据噶厦的指示,由译仓的4名秘书长与孜康(统计局,该局设在大昭寺内——引者注)的4名孜本(统计局长,四品俗官——引者注)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商讨。还可(由以上8名官员)共同主持召开地方政府官员扩大会议或精简会议。此外,译仓还管理布达拉宫学校、尼木缮写师、埃巴缮写师及手工局等所属人员和部门。

  译仓管事,依照译仓秘书长们的口头指示,书写文件,普通僧官需向译仓享告公私各类事项时,须经译仓管事向译仓的首领们转达。译仓管事负有向普通工作人员分派工作的责任。总之,译仓管事类似于噶厦的秘书。③

  在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由于该《选辑》的两位作者也曾在原西藏地方政府任职,且在撰写该书时参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并向多位熟悉情况的人员进行请教,所以该书也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在上述的文章和专著里,都没有出现“噶厦之一切政务公文,非经译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或“译仓虽在噶厦之下,但噶厦的一切公文和命令都得由译仓盖印后才能发出”等提法。在此,不妨摘录《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的几段话:

  噶厦成立之日,达赖喇嘛专程在临,为其祈祷,并赏给新镌刻的噶厦印鉴“司希德吉”,命其使用,以资治理。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藏历第十三绕炯的铁羊年)皇帝下令,让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亲政,批准任命4名噶伦,成立噶厦。第七世达赖喇嘛命人刻制了一枚印章,在噶厦成立的日子,赏给了噶厦,令其使用,以便其行使职权。这说明,噶厦成立之初,便有了本机构的印鉴。

  关于“噶仲”(即噶厦秘书)的职责,该书说:

  噶仲依照噶伦的口头指示,书写与上述噶厦职权有关的文件、计划草稿,保管及钤用印鉴。

  这段话说明,噶厦的印鉴由噶厦秘书保管,并在噶厦的文件上使用噶厦的印鉴,而不是使用译仓的印鉴。因为,译仓没有本机构的印鉴,它只负责保管和加盖达赖喇嘛、摄政、司伦等人的印鉴。

  在谈到噶厦传令官(甘准)的职责时,该书说:

  噶厦向达赖喇嘛呈递书面报告之类时,(由传令官)写成目录,交给达赖喇嘛传令室的“准切”(大传令官,四品僧官)转呈。

  这段话说明,噶厦的文件不必交给译仓转呈达赖喇嘛,而是直接交给达赖喇嘛的大传令官,由他转呈达赖喇嘛。

  以上这三段话足以证明,“噶厦的一切公文和命令都得由译仓盖印后才能发出”、“噶厦之一切政务公文,非经译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噶厦的一切公文政令,先经译仓的审核,钤印,才能生效”等说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产生以上的错误认识?《简明西藏通史》里有答案:

  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中记载,总督策楞和班第大人等制定《酌定西藏善后章程》时,“又向达赖建议成立译仓,内设四大仲译,均为僧官,噶厦之一切政务公文非经译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但是“噶厦之一切政务公文非经译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这只是大臣们提出的建议,根本不符合职权范围,也没有听说过实际执行的历史。④

  四川总督策楞和副都统班第(后任驻藏大臣)二人只是“向达赖建议”,而这一“建议”后来并未付诸实施。把这种“建议”当做言之凿凿的实情已属不当,后来者更进一步发挥,把“审核”扩大为“钤印”、“盖印”,带领读者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有时,遇有重要政治事务,4名堪仲和4名孜本⑤要根据噶厦指示精神,另外开会研究。召开全西藏官员扩大会议时,也要由秘书长、统计官8人联合主持,形成会议纪要,加盖四方印章(僧俗官员为一方,三大寺各为一方,共四方),通过噶厦上呈达赖喇嘛审批。”这段话的意思是,译仓的首领们要按噶厦的指示办事,或是与孜康的首领统计官们开会,研究“重要政治事务”,或是与孜康的首领共同主持会议,会议形成的纪要作为噶厦的文件,不仅不需要由译仓“审核”、“钤印”、“盖印”,而且也不需要通过译仓上呈达赖喇嘛。这就表明,作为一个机构,译仓是噶厦的下级。作为官员,秘书长是噶伦的下级。事实上也是如此。根据清朝的规定,噶伦是三品官,译仓的秘书长是四品官(僧官),这种上下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下级怎么可能去“审核”上级的“政务公文”、“公文政令”?上级又怎么会接受下级的“审核”?这该是普通常识。

  从译仓这件事上,令我联想到在藏学研究领域里,有一些值得沉思的现象。有少数人没有把藏学研究当成一种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应该严肃对待的事业,而是视为一种通过摘摘抄抄、东拼西凌做便可出成果、出人才、出专家学者、出权威的一件易事,因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作者可以随意写,译者随便译,编者不认真编,或能力不逮而出版一些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例如,有一本书里说:“一六四二年到一六四四年,在工布和山南地区又爆发了噶厦巴反对黄教和固始汗的斗争,使却英多吉又卷入和黄教斗争漩涡。噶尔巴原是康区类乌齐附近的一个家族。”⑥其实,这里“噶尔巴”就是却英多吉,他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噶尔巴”中的“噶尔”是“帐篷”的意思,“巴”是“人”、“者”的意思。“噶尔巴”是“住在帐篷里的人”的意思,这是由于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在外出时,喜欢居住帐篷,所以才得到了这样一个外号。这段话里把“噶尔巴”说成“是康区类乌齐附近的一个家族”,是完全错误的。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活佛被称为“噶尔巴”,是一个常识,作者发生这样的差错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反致。

  另一本关于藏族谚语的书,在翻译方面,也发生了常识性的错误。这是一首流传很广、妇孺皆知的谚语,原文是:

  该书的译文是:

  在家里吃食,

  到外面拉屎。

  读来令人哭笑不得,译者把(鸡蛋),理解成了鸡屎!应当译为:

  在家里吃食,

  到外面下蛋。

  这首谚语是以母鸡作比喻,批评某人吃里爬外,很生动、贴切、幽默。而译者把鸡蛋理解为鸡屎以后,则使该首谚语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

  还有一本关于藏族谚语的书,也有翻译错误的情况。

这句谚语被译为“马身上的蚂蚁不显”,这是望文生义。由于译者不了解西藏以前的社会情况和藏族的风俗习惯,才导致了这种错译。这句话应当译为:

  骑在马上的人,

  看不见地上的蚂蚁。

其寓意是官员目中无有百姓。这是旧西藏的广大贫苦百姓对官员的讽刺用语。在旧西藏,官员或是有钱人出行,都要骑马,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谚语。

  还有些谚语,仅仅翻译了文字还不够,需要把谚语的寓意解释出来,人们才能了解谚语的实际含意,有这样一句谚语:

仅仅译为“用茅草修补柱子”(应当译为“用茅草给柱子打补丁”)会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定要说明这句话的含意。这句话是“狗尾续貂”之意,或者用于穷人想在经济上帮助富人、没有能力的人想帮助有能力的人等情况。如果不解释其寓意,那么翻译出来也令人不知所云。

  《西藏森巴战争》本是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书,可惜编撰者与编辑人员粗心大意,没有很好地参阅史料进行校对,致使翻译、音译、藏文等方面出现了很多错误。兹举几例供编撰者及读者参考:

  嘎伦困巴,应是噶伦吞巴。在“附录”中,把所有的“噶伦”都写灰“嘎伦”,这是很不规范的;

  贡德林扎萨应是功德林扎萨。在这一条里,藏文有一个错字,汉文也没有使用早已约定俗成的写法;

  怕苏加措应是颇苏加措,音译时丢掉了元音O,把“颇”字译成了“怕”字。“颇苏加措”即“卸任粮饷官加措”之意;

  粮饷官琼巴应是“粮饷官君巴”;

  德钦甲萨康应是“德钦甲萨岗”;

  叙卧巴应是雪欧涅,亦早已约定俗成,音译为“雪”字,而不是“叙”字;

  泽本拉定应是孜本拉定。二字在其他地方都音译为“孜本”,是对的,唯独在此处错译为“泽本”;

  楚布寺藏文应是;

  伦孜应是“隆子”,而不是“伦孜”;

  孜康美如应是则岗美如。则岗是林芝地区原则拉岗宗的简称,那是原西藏地方政府面积最大的一个宗。如果用“孜康”二字,就会与噶厦的机构“孜康”弄混淆了;

  姜东金公爵应是“姜洛金公爵”;

  泽唐应是“泽当”;

  隆泽江玉应是“隆子加玉”。其他地方也都把音译为“隆泽”,这是不正确的,应改为通用的“隆子”;

  赤公巴藏文、汉文中都出现了错字,应是直工巴;

  仁蜂让巴藏文、汉文中都出现了错字。应是:仁布然巴;

  列城藏文是错字,应是:

  曲容应是“曲雄”;

  查莫应是“查谟”;

  聂朗林应是聂拉木;

  卫嘎应是“沃卡”;

  类似情况还有,恕不一一举出。

  还有一个问题是用人不当。两年前,我到北京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其间,听说《谚语集成·西藏卷》由一位不懂藏语、藏文,也没有在西藏生活过的同志担任责任编辑。须知,西藏的《谚语集成》是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自治区文联出面组织全区的有关人员到民间进行采访、收集、汇总、筛选、翻译、编辑而成的,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历经十多个寒暑才告完成的。如今,有关部门却把这样一件集中了广大工作人员智慧的一件重要而严肃的作品交给一个外行去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够严肃,也是对参与这一工作的广大人员辛勤劳动的一种不尊重。西藏的《谚语集成》内容广泛,包罗万象,是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版的民间谚语集大成。谚语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宗教、民俗、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各个领域,在文字翻译、理解寓意方面都存在很大难度。不要说外地人,就连土生土长的本地藏族同志,对有些谚语也要经过思考、讨论才能较好地理解。最后的定稿中难免还有一些翻译不确切、甚至错译的情况。假如遇到这种情况,那位不懂藏语文、不了解西藏历史和民俗的责任编辑能够发现并纠正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有些谚语是从一个故事或者一件事情里面提炼出来的,如果不了解谚语的含意,例如,有这样一条谚语:直译是:驴在前,土在后。短短的6个字,表达的是“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意思。事情是这样的,冬天由于天气寒冷,有些道路上结冰,毛驴走在上面会滑倒,或是把毛驴摔伤,或是把毛驴驮着的东西摔坏。为了防止毛驴滑倒,赶驴人会在冰上撒些土,这样毛驴便可安然通过。现在谚语里说的是毛驴先在冰上走过去了,赶驴人跟在毛驴后面撒土,这样就起不到为毛驴防滑的作用了,所以这种事情做起来毫无意义,因而成了“事后诸葛亮”。了解这种情况后,该条谚语的翻译方法自可迎刃而解:

  毛驴从冰面上走过后,

  才往冰上撒土为其防滑。

  类似情况还不少,在藏学研究方面造成了遗憾。

  今年2月份出版的某杂志里有这样两段话:“噶厦地方政府的一个噶伦(一品官)”、“诗中的‘玛吉阿米’即纯情少女、(未来的)圣洁母亲之意,也可引伸为美丽的遗梦”。这两段话出自两位不同作者的不同文章里,相同的是它们表达的意思都是错误。第一段话里的“噶伦(一品官)”是毫无根据的。众所周知,噶伦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负责官员,三俗一僧共四名,都是三品官,而不是一品官。这种情况,在西藏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为了增加说服力,特举藏汉文资料中的例子各一,以释疑惑。其一,藏文版《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第137页里说:“三品系众噶伦及公爵”。《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7页里说:“噶伦”,伦系三品顶带”。这里的“噶布伦”即“噶伦”,由于清代的藏语发音与现在的藏语发音有些差异,所以音译略有不同。这两种公开出版物里都说“噶伦”的品级是三品,一些健在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也知道“噶伦”是三品。所以把“噶伦”说成“一品官”是错误的。“玛吉阿米”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里的一个词,音译有误,“阿米”应音译为“阿妈”,即“妈妈”的意思,“玛吉”是“未生”、“没有生”的意思。“玛吉阿妈”是大诗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创造的一个表意深刻、贴切的词汇。我国著名藏学前辈于道泉先生早在1930年就创造性地翻译了这个词,将其译为“未生娘”。词意虽略嫌欠雅,但却比较准确地表达了藏文原意。“玛吉阿妈”是男青年对他所热恋的姑娘的亲切称呼。就人之常情而言,母亲与儿子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因此,诗人就把自己与所热爱的姑娘之间的关系比作母子关系。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虽然亲若母子,却并不是母子,诗人不是那位姑娘生的,所以那位姑娘并不真的就是诗人生母,因此诗人便创造了这一新的生动、朴实的词——“玛吉阿妈”,来表达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意思是“并非生我的妈妈”。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通俗易懂,不讲深奥的道理,也不用艰涩的词句,所以才能在广大群众中长久地厂泛流传。“玛吉阿妈”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深深爱着的姑娘”之意,并没有“纯情少女(未来的)圣洁母之意,也可引伸为美丽的遗梦”那样复杂、不着边际的含意。

  以上仅是个人管见,聊供诸贤参考,决无针对某位之意,故在文中只叙情况,不提及任何人的大名。仅希共勉,一同推动藏学研究事业向前发展。[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②堪穹,小堪布,四品僧官。

③《西藏研究》(藏文版)1983年第2期。

④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简明通史》(藏文版)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78、179页。

⑤堪仲、堪穹仲译的简称,就是译仓的秘书长。孜本,统计官,四品俗官,是孜康(统计局)的负责官员,该机构设在大昭寺内。

⑥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49页。

  [作者简介]何宗英,原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馆员,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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