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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法王释迦益西与蔡巴噶举关系详考

发布时间: 2003-05-22    来源: 西藏研究    作者: 陈楠
 
 

  [内容摘要]大慈法王释迦益西(1354~143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他不仅在格鲁派的创建、发展和传播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也是明代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释迦益西出身家世的记载零星简略,相关藏文史传只说他出身于蔡贡塘而已。本文在广泛披阅藏文史料的基础上对释迦益西与蔡贡塘关系作了考证。认为释迦益西出身于“寨氏”家族;考证出蔡巴集团势衰后蔡贡塘寺成为噶当派寺院桑浦寺的属寺,因此,释迦益西在皈依宗喀巴之前已是噶当派僧人,而非噶举派僧人。

  [关键词]大慈法王释迦益西;蔡巴噶举;蔡贡塘;涅麦仁波且;寨氏

  [中国图书分类号]B94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4-035-07

  关于明代大慈法王释迦益西出身家世及其青少年时期成长情况的记载十分稀少,笔者在此仅根据《大慈法王传》中有限的记载对其出身家世及其早年出家学佛等作初步考述。

  一、蔡贡塘寺与蔡巴噶举

  藏历第六饶迥①阳木马年(1354年)释迦益西出生于拉萨河流域距拉萨约15里的蔡贡墉(旧译蔡公堂)的一个官宦人家。蔡贡塘位于拉萨东郊吉曲河(拉萨河)南岸,是蔡巴噶举的发祥地。

  关于蔡巴噶举教法传承的历史,《青史》、②《红史》中记载尤为详尽。据载,蔡巴噶举的创始人是尚·卓微贡布仁波且(1122~1193年),人称“喇嘛尚”或“尚蔡巴”。“尚”,不是姓氏,是吐蕃时期与王室联姻的四大贵族的名号,冠于姓名之前,以示显贵。③喇嘛尚出生在拉萨河下游的查帕楚地方,家庭为那囊氏。藏文史书记载,他的父亲是一个修密法的人(可能是宁玛派)。尚蔡巴从小就对宗教感兴趣,5、6岁时,听到他父亲讲地狱、轮回之苦,心生恐惧,问父亲如何才能解脱,他父亲说只有在佛前礼拜和绕行才能济事,于是他遂“在祖辈所供奉的经卷前,昼夜不断地礼拜和绕行”。④7岁时由其母亲和哥哥教授读写藏文,9岁开始学经咒,18岁学修定,而后因亲族内发生侵凌之事,他又修咒术(苯教巫术)3年。此后他去康区,年23岁时受居士戒,又学驱鬼避邪之术1年;在康区逐渐生厌离之心,阅读《宝积经》而生起大信;后来,尽弃其巫术用具,于26岁时受比丘戒,法名尊追扎。而后在茅蓬中住1年修定诵经,1年时间内守持蹲坐(即不倒卧)和一座食(起座后即不再食)之规,除换衣外全不解带。在返藏途中从瓜译师处受密咒教授、三摩地灌顶、制息术(密法里控制呼吸来修定的一些方法)及六加行等法。⑤返前藏后,以所学专修但无文证验,依从叶巴哇受那若巴方便道修行,发生“拙火”,“能忍饥寒”,常住茅屋,经几年专修,“获得证验”。1152年谒见塔波拉结(塔波噶举创始人,当时塔波拉杰74岁,即其死前1年),而学法于贡巴楚臣宁波,塔波拉杰之侄及其密法继承人),从受“俱生和合法”,⑥并依贡巴楚臣宁波所教以无分别而修,证得了“真实义”。所谓“真实义”者,即是把人间善恶、秽净、美丑、贵贱等一切差别,以及涅槃和轮回,佛和凡夫的所有差别都认为是虚假的幻象,都是人为的分别。据载,当他证得“真实”后,曾向他的老师陈述,楚臣宁波肯定了他的“证悟”。后来,他又从奥喀巴学法,使其“慈心”、“悲心”和“菩提心”滋生长养,因而又证得另一种境界。此后,尚蔡巴又在帕木竹巴主寺凡萨替寺住了几年,大约在此时,他得到拉萨蔡谿卡(即蔡庄园)的一个有势力的噶尔家族(自称是吐蕃大臣噶尔东赞即《两唐书》中称“禄东赞”的后裔)的首脑人物噶尔·杰瓦迥乃的支持,他想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寺院,遂于1175年建蔡巴寺于蔡谿卡,蔡巴噶举即由此寺而得名。尚蔡巴建寺时所需财物,有一部分是乞援来的,有一部是自愿捐献的,还有一部分是用强力夺来的,对那些敢于违抗命令者,他甚至还动用兵戈去讨伐。他这些超越常理的行为,使得他在藏传佛教历史上突显特别。他自己解释是:他自己心中全无俗念,他本身和一切世俗的礼法无关,他已经完全到了另一个无分别、无善恶、无生灭的境界,因此,他抢夺财物或发生械斗,都不是出以私心,而完全是为了佛法。后世西藏的佛教信徒不仅没有批评责备他,而且还很欣赏他,《青史》中称赞他“作出了伟大的利他事业”,甚至把他与帕木竹巴的多吉杰波及创立格鲁派的宗喀巴合称为藏地的“三宝”。这种思想及其评判标准是藏区以外佛教派系中所少见的。蔡巴寺建成之后不久,至1187年,尚蔡巴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在蔡巴寺附近又建成了贡塘寺,蔡贡塘正是因两寺院而得名。

  1194年,尚祭巴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分头建寺授徒,蔡巴噶举的影响不断扩大,但蔡贡塘一直是这一教派的核心。元朝封授13万户,蔡巴也是前藏万户之一,与止贡、帕木竹巴并为前藏地区炙手可热的政教实力集团之一。与萨迦、帕木竹巴等地方政教集团不同的是,蔡巴并未形成由一个家族完全操纵这一派系的政教大概。据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记载,同属尚蔡巴弟子就有噶尔氏、寨氏、斯氏、罗米氏、吉氏、吉瓦氏等不同的家族。每一家族的高僧在授徒传法时,都注意培养自己家族的子侄后裔,而每个以寺院为核心的村镇聚落,又无不形成以寺主为首的教权体系和管理事俗事务的长官体系。关于蔡巴噶举的教法世系,各种史料记载出入太大,大体上看,《青史》最为详细,《红史》条理最清晰,与《青史》记载也基本吻合,而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中的记载则与上述两书多有矛盾之处。后者大抵以尚蔡巴亲传的出身于噶尔氏家族的弟子为源头,上溯吐蕃噶尔家族历史,下叙该家族执掌蔡巴万户长大权的脉系传承。笔者虽不敢武断《西藏王臣记》记载有悖史实,但至少不是很全面,在蔡巴噶举教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寨氏家族被忽略了,而且也确实有错误之处。诸如,接替尚蔡巴住持蔡贡塘两寺的本是涅麦·释迦益西,《西藏王臣记》中则认为是达玛宣努,并把《红史》中记载的关于涅麦·释迦益西的事迹安到了达玛宣努的名下。认真研究《红史》和《青史》相关记载,可以确知,涅麦·释迦益西与达玛宣努是二个不同的人。关于达玛宣努其人,史料记载十分有限,只是在列举尚蔡巴的若干有成就的大弟子中将他列在首位。东噶先生在《红史》注释中说:“达玛宣努,初为贡塘尚喇嘛的近侍弟子,后来因他办事精明能干,因而任命他为教民的长官,称为本达玛宣努”。⑦从这些记录中可知,当年尚蔡巴至少有2个近侍大弟子:涅麦·释迦益西和达玛宣努,在尚蔡巴乱世后,2个分别奉命执掌蔡贡塘两寺教法大权和蔡巴地方行政大权。无论如何,不该怀疑《红史》的记载,《红史》作者蔡巴·贡噶多吉(1309~1364)出身于蔡巴噶举,并多年担任蔡巴万户长要职,他对蔡贡塘两寺世系传承的记载应是信实可靠的。

  综合《红史》及《青史》的记载,蔡贡塘两寺住持共传承十二代,表列如下:

 

  《大慈法王传》等藏文史料中未涉及释迦益西出身于什么家族,只说他出身于蔡贡塘的一个地方官员的家中。从上面蔡贡塘世系传承历史中可以得知,在释迦益西出生前后,正是仁波且·绛曲贝桑波住持两寺之时,而且时间长达37年之久。⑧考仁波且·绛曲贝桑波出身于寨氏家族,其父为仁波且·释迦绷巴之弟温希,其母为仁波且·桑杰仁钦之女仁钦绷。这就是说其父母分别是蔡贡塘寺第二、三任住持的嫡传后代,是寨氏大家族两个支系的联姻结合。而在仁波且·绛曲贝桑波作为蔡巴教派领袖之时,释迦益西父亲做蔡巴地方官,十有八九是寨氏宗族兄弟子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凡出身于寨氏的高僧,法名中常会带有“释迦”或“益西”字样,这里笔者援引一段《红史》中的记载:“涅麦仁波且·释迦益西……之弟楚臣沃大师的儿子有:仁波且·桑杰宁波、桑杰宣努、夏仁大师、成就者仁珠、索南宁波大师和释迦沃大师六人。夏仁大师的儿子为仁钦贡噶坚赞。索宁大师之子为希尔迥大师。释迦沃大师之子仁波且·桑杰仁钦和云杰大师。还有同一家族的近亲喜饶益西大师从洛扎地方来依止南喀大师学法,喜饶益西大师之子绛曲益西大师,绛曲益西大师之子仁波且·释迦绷巴。仁波且·释迦绷巴之弟温希与仁波且·桑杰仁钦的女儿仁钦绷结婚后生子仁波且·绛曲贝桑波……”⑨

  古代藏族人姓名很复杂,有在家俗名、出家法名、尊称、职衔和绰号等,要弄清楚也很不容易。但笔者这里所探讨的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内容,在见于记载的蔡巴寨氏家族人员中,大多带有“益西”或“释迦”应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而我们的主人公大慈法王释迦益西出身于蔡贡塘地方,出家起法名为“释迦益西”,与尚蔡巴的继承者、寨氏家族在蔡巴地方一个半世纪事业的创始人涅麦仁波且·释迦益西的法名一模一样,决不能看做是偶然巧合,凡在蔡贡塘地方,若与寨氏家族无关联的人,起法名时会尽量避开“释迦”、“益西”的字样,更不可能叫“释迦益西”了。缘于上述这些理由,笔者认为大慈法王必定出身于寨氏家族,是涅麦仁波且·释迦益西后代传人。当然,希望以后能发现更直接更为确切的藏文史料加以印证。

  关于蔡巴政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曾作为尚蔡巴建蔡贡塘两寺的施主噶尔家族的噶尔·杰哇迥乃,其子桑结欧珠于1268年被元世祖分封为蔡巴万户长,并奠定了蔡巴这一领主的实力基础。桑结欧珠的儿子仁钦坚赞袭万户长之职,曾来北京朝觐,元世祖又增加了他的封地,并赐诰命金印,⑩蔡巴遂成为与帕木竹巴、止贡巴鼎足而三的前藏地方实力集团。在13、14纪时,西各个地方领主彼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蔡巴也是一支比较重要的地方势力,蔡巴和夏鲁有姻亲关系,因而和萨迦关系密切。蔡巴·仁钦坚赞的长子尼玛喜饶曾作为八思巴的随侍入朝,并承封爵。

  14世纪中叶,蔡巴司徒·贡噶多吉(桑结欧珠的玄孙辈)任蔡巴万户长时,蔡巴教派已成为蔡巴领主的附属物,蔡巴政权曾兴盛一时,同时也很快走上了衰微的未路。据史料记载,蔡巴·贡噶多吉父亲名仲钦·默兰多吉,曾任12年祭巴万户长,后辞职出家。蔡巴·贡噶多吉5岁时即能阅读和书写,后以精通蔡巴噶举派教法和经论而知名。15岁时(第五饶迥水猪年,1323年)受任蔡巴万户长,16岁时(木牛年,泰定元年,1324年)进京朝觐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4~1328年在位),得到白银一大锭、银印、黄金饰品、绸缎等赏赐以及蔡巴万户长的诏书。他任蔡巴万户长长达28年,其间保护和修缮蔡贡塘寺、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并迎请大学者布顿·仁青珠(1290~1364年),[11]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等藏区所有藏经,以金银汁书写有260余部经籍的《蔡巴甘珠尔》,被藏族学者尊为范本。后来,因与帕竹政权绛曲坚赞不和,蔡巴·贡噶多吉于1352年辞去万户长之职,将权力移交给其弟扎巴喜饶,自己依从堪钦顿夏巴·桑结仁钦出家,受比丘戒,起法名格微洛追。蔡巴·贡噶多吉在当时也是闻名全藏的大学者,被誉称为“遍知司徒”。著述除最著名的《红史》外,还有讲述蔡巴噶举派历史的《白史》、《红史续集·贤者意乐》,讲述王统传承的《花史》以及《贡塘喇嘛尚传记》、《先父默兰多吉传记》等。

  就在释迦益西出生前后,帕木竹巴因与雅桑巴冲突引发争斗,萨迦本钦支持雅桑巴,蔡巴也加盟这一派,并力与绛曲坚赞为首的帕竹作战,后为绛曲坚赞所败,封地尽为帕竹所夺,蔡巴作为一个地方势力从此衰歇。贡噶多吉之子格雷桑波虽仍受有元朝廷的司徒封号,也是徒具其表而已。入明之后,其后人也曾享有明朝封号。明成祖永乐十一年“以擦巴头目巴儿藏卜继其兄葛谛藏卜,挫失吉继其父冷真监藏并管著烈思巴簇林监藏,俱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佥事”,[12]虽有敕封官衔,但已不具实力,永乐后明史中再未见到有关蔡巴的记载。蔡巴教派也随着蔡巴领主的失势而衰微。蔡巴寺和贡塘寺于元朝末年改为桑浦寺的属寺。[13]待后来格鲁派兴起,蔡贡塘改宗格鲁派,此派遂绝传。

  二、释迦益西出家学佛

  早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时代,贵族青年出家为僧就成为社会风尚。至后弘期以来,这种风气更趋发展。这一点与汉地佛教差别很大,也是许多异文化者难于理解的地方,这也正是西藏社会特别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所在。考其原因,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西藏社会向来是有信仰佛教的传统,僧人在社会上到普遍的尊重和爱戴,而且可以享受丰厚的衣食供养;其二,寺院教育是千百年来西藏社会教育的最基本的模式,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内容不仅有佛教哲学,而且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诸如语言、文学、绘画、建筑、天文、历算、医药学,等等,可以说囊括了古代中世纪的各种学科的知识,也只有出家为僧,到寺院里去,才可能接受完整而系统的教育,学到各种有用的知识;其三,出家为僧不意味着与社会脱离,寺院僧人仍可以许多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自从吐蕃时代起,高级僧侣就已经开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吐番赞普任用高僧大德担任中枢机构的首席宰相。元朝以后,元中央政府尊崇僧侣,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让他们参与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工作,使高级僧侣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舞台,相比之下,世俗贵族的前途反而暗淡无光、相形见绌了。

  藏文文献中关于僧人的传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就一个僧人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路径来说,却是大同小异。因为关于大慈法王释迦益西青少年时代的记载十分稀少,传记中不过只有几句话而已。但笔者在此意欲通过叙述释迦益西的人生轨迹,同时分析考察一般藏传佛教高僧的成长过程,找出他们的共性和特点,这对于了解藏传佛教以及藏族社会历史很有裨益。

  一般说来,从理论上说不论出身什么家庭的青少年都出家为僧。但真正成长为高级僧侣的几乎全部出身于贵族家庭。如果是在汉地,把孩子送到寺庙后,基本上就与原来的家庭没有什么经济联系了,家庭就不必再为他的衣食亦或学习费用操心了。但西藏不是这样,就像内地人求学走科举之路一样,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才能将一个普通的孩童培养成一个具有渊博知识的人才。第个学僧在求学期间不仅要家庭支付学僧自身的衣食费用,还要负责给老师的供养。不仅如此,一个孩童最初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中完成的,他的第一任老师就是父母或兄长。单就这一点说,一般的平民百姓是做不到的。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如同其他社会财富一样,掌握和享用文化的只有贵族。如果抛开这个因素去考察一个僧人的成长历程,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据史传所记,释迦益西从3岁起始悟事理,5、6岁开始学习藏文拼写,他的第一任老师也不外乎是父母或兄长。学习识字,基本上能掌握一般的藏文拼写规则需要2年左右时间。

  关于出家的年纪,藏传佛教规定以能乌鸦为限:即小孩到达能驱走乌鸦的年龄,大约8岁作为出家年龄的下限。[14]释迦益西12岁出家,受沙弥戒,取法名释迦益西。“沙弥”,意为“勤策男”、“求寂”,梵语作室罗摩尼罗Sramanera,略作“沙弥”。藏传佛教沙弥戒的基本内容与汉地佛教大同小异,即承认守护十所学处(又译十戒)及其所属三十三种违犯。十所学处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歌舞观听、不涂饰香鬘、不眠坐高广大床上、不得非时食、不能触摸金银宝物。其中前四种属他胜罪(根本罪),饮酒以下六种乃为所忏悔之罪。所谓三十三种违犯是与十戒内容相关的条款,即:根本四、杀生三、妄语十二、饮酒、歌舞等三、鬘等三、高广大床十二、非时食、取金银、亏损三,共计三十三种违犯。

  藏传佛教成办沙弥仪轨亦分加行、正行、结行次第,通俗说即是预备、正式和结束三阶段。加行必须先如仪、中间出家为近事男;正行必须离四违缘、具五顺缘、启白策励、皈依三宝;自白我名某甲成为沙弥;白他启请大德接引。三白之后,于结行时告知时刻、诵学处等。[15]

  史传还有记载释迦益西自幼聪颖,幼年时就能说出许多前世的情形,大德的习性全部苏醒。类似的记载在藏传佛教许多大师的传记中都能见到。印度佛教中关于轮回转世的观念经历千百年的传播,在雪域高原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无论是学富五明的大班智达,还是从未受过任何教育的下层民众,没有人对这一点有任何疑。因而许多高僧都认定自己是前世某高僧大德的化身或转世。就在释迦益西出生时代,藏传佛教中最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已在噶玛噶举派中正式形成,以后又陆续为其他教派采纳,更趋发扬光大,归根到底,就是源于这种轮回转世观念。

  释迦益西出家以后,便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学佛人生。史传记载他自出家后戒行清净,以身、语、意三门俱结善缘,即全身心领受佛之教诫,潜心研习佛教显密二宗教法,顶礼依止众多善知识,通过全心全意地闻、思、修,对佛教经论均达到很深的造诣。

  藏传佛教虽分为许多教派传承,但各派之意在佛教义理以及修行次第、理念、仪轨等许多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诸如派密宗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纷繁复杂的教法仪轨殊难尽述,但“三密加持”,即通过身、语、意三位一体的修持,追求达到不可思议之境界(即身成佛)的特殊密秘法门,则是藏传密宗的基础性的支柱法门,而谈及“三密(身、语、意)”,首先应该理解藏传佛教中的特有的“本尊”法。所谓“本尊”,藏文称,最基本的解释为:密乘的不共依怙主尊佛及菩萨。[16]如果不是对藏传佛教有很深的了解,单凭这一句解释,仍然无法了解“本尊”法的涵义。根据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任何佛或菩萨都可以成为本尊,“在西藏有各教派一致承认的本尊,也有各教派自己的本尊”。[17]修持密法之人在密宗灌顶上师引领下,选择一尊佛或菩萨作为依托(受其加持),这种选择完全依凭修炼者心性和投缘而定,如此选择出来的佛或菩萨就被称为“本尊”。本尊神在每位修持者修炼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而言之:不同的本尊神自有其特定的手势及姿势,有其特别的“真言”(咒语)及其特定的幻化形象和神态(诸如和平貌、忿怒貌等),修持者依法修习“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和坐姿,即身密),口诵本尊真言(咒语,即语密),内心观想本尊神之形貌,以求能使自己的身、语、意“三业”清净,与本尊神的身、语、意相应,从而获得“本尊即我”、“我即本尊”的人佛合一的境界。这种修持理念及方法应该是藏传佛教特有的“方便法门”,它历久而不衰,对广大修行者有很强的吸引力,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密法使修行者不须经过累世修行,便可“佛身圆满”,达到“即身成佛”的最高境界。

  释迦益西18岁后,便游历乌思藏各地,参谒派名寺,广求多闻,先后拜谒过50余位高僧大德,闻听众多佛教显密二宗教法。经过10余年的潜心修炼,博学多闻,不仅积累了渊博丰富的佛教学识,同时对内明以外的诸明(如因明、声明、医方明等)也了然于心,成长为一个学修俱佳的青年僧人。

  一般说来,某个具体的僧人一定属于某具体派系甚至某个具体的寺院。但藏传佛教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即学佛学到一定程度之后,总要到各地去参访名师,广求博闻。如果是在乌思藏以外地区,那一定要到佛教最为盛行的、高僧大云集的乌思藏地区去求学深造。乌思藏各地的学僧则要参访那些有影响的大寺院,参拜那些有名气的善知识为老师。这些寺院或高僧大德也许分属不同的派系,按藏区的传统,只要是学识渊博、修持精严的高僧学者,不论属于哪一个派系,都会得到社会上的普通承认与崇仰。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论是哪一派的高僧学者,对于慕名而来求教的学僧一般也不会因派系不同而拒之门外。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它体现了佛教的一种宽容与通达的精神,它对于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责任编辑 仓决卓玛]

注释:

①饶迥:时轮纪年的一种方法,是60年周期的总称,也是其中第一年的名称,“饶迥”意为“胜生年”或“胜生周”。胜生年相当于汉地历法中丁卯年。实际上,早在吐蕃时期,就吸取了汉地历法知识,并结合本民族特点,创造了藏历即将十二生肖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结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十天干,配上十二生肖,也是60年一个轮回,与汉地历法大体相当。后从印度传入胜生周纪年法,则避免了干支相同时可能产生的误差。自饶迥纪年开始后,第一饶迥(1027~1086年),第二饶迥(1087~1146)……以此类推准确无误,从而形成藏族人民传统的纪年方法,沿用至今。

②《青史》,藏文历史和宗教著作,著名译师宣努贝(1392~1481年)著,成书于1476年(明成化四年)。全书共分15章,该书引用了汉、梵、藏文等资料,采用编年史体例,记叙西藏各教派教法源流和教派支系,以及名僧大师的传记和生平活动,为研究藏族史和藏传佛教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原为拉萨木刻版,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藏文排印本,同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和卿的汉文译本。另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英文译本问世。

③参见陈楠:《藏史丛考》第166页:“能哆称‘尚’的家族是固定的。这是一种誉称,享有这种殊荣的是历来与王室联姻的没庐氏、琛氏、那囊氏及蔡邦氏四大家族。”

④《青史》郭和卿汉译本第462页。

⑤六加行法,即“六种随念次第加行”,智度七十义中十三种次第加行法之佛、法、僧、戒、施和天等产种随念次第。

⑥俱生和合法:由塔波拉结所创噶举派密法之一。

⑦参见《红史》注释616条,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第269页。

⑧《青史》中记载仁波且·贝桑波任住持时间为47年;《红史》中未记具体时间,根据年代换算,反复核实,笔者认为仁波且·贝桑波任蔡贡塘住持时间实为37年。

⑨见注⑦,第114页。

⑩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107页。

[11]布顿·仁青珠:14世纪藏传佛教高僧,著名学者。一生除收集和校订梵文经论的藏译本,将梵典译成藏文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佛教史、历算、显密修法的著作,由后人编辑整理的《布顿大师文集》(德格版)共26函。其代表著作《布顿佛教史》(亦译《佛教史大宝藏论》、《关逝教法史》)成书于1322年(元至治二年),为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后期同类著作都是以它为蓝本的。该书系统讲述佛教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弘传的历史以及藏族地区佛教弘传的经过。书后所附那塘寺写本《甘珠尔》、《丹珠尔》的总目录。作为那塘版《丹珠尔》的编纂者之一,所编《丹珠尔》目录对后世影响甚大,后来《丹珠尔》的几中刻本基本上都是依据他所编定的次序刻印的。布顿大师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夏鲁寺度过的,任该寺住持36年。在他圆寂之后,在很长时间内,夏鲁寺住持一职都由其弟子担任。因此,在一些藏传佛教史籍中把他和他的弟子们称为布顿学派或夏鲁派,视之为一个与萨迦派有密切联系的小教派。

[12]《明太宗实录》卷137。

[13]桑浦寺:又称桑浦内邬托,位于拉萨市西南聂塘的拉萨河东岸,属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境。据钦则旺布著《卫藏道场胜迹志》记载,该寺是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和其师弟俄·勒必协饶在1073年创建。该寺以重弘传中观、般若、因明之学,形成研讨显教教理之风气,其学习方法是采取辩论的方式进行的,故特重因明。西藏各派僧人亦多来此寺求学,后来发展成上、下两院,蔡贡塘寺即其下院之属寺。

[14]关于驱乌之规定实来自印度佛教。据《摩诃僧祗律》卷29记载,有3种沙弥:7岁至13岁可驱逐放置食物处的乌鸦,故称“驱乌沙弥”;14岁至19岁已适应出家生活,称“应法沙弥”;过20岁而尚未受具足戒仍持沙弥身份者,称“名字沙弥”。

[15][16]参见《藏汉大辞典》第453页。

[17]东噶·洛桑赤列:《红史》注释第476条。

  [作者简介]陈楠,教授,现任职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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