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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60年迈向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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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4-08-22 10:48:00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做客强国论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做客强国论坛

  西藏和平解放是客观事实

  [网友露琪娅]:请问嘉宾,外国有些观点不认同西藏是和平解放的。

  【张云】:西藏和平解放是一个客观事实,至于外国某些人不认同西藏是和平解放这种观点,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而这个立场不是站在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立场,他是站在达赖喇嘛及其所谓的“流亡政府”的立场,或者是近代以来曾经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某些势力一些人的立场来认识问题的。

  [网友军徽闪烁]:您认为,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是什么?解放军没有能力武力解放西藏吗?

  【张云】:和平解放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驱除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出西藏;其次是粉碎了西藏地方少数分裂势力的图谋;再次是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社会制度的跨越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西藏和平解放是藏民族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复兴、人民的幸福安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解放军当然有能力解放西藏。正是有了解放西藏的这种军事能力,才最后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因为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插手,民国政府的软弱导致了所谓“西藏问题”的复杂化,只有共产党有能力、也有勇气领导了中国人民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正是人民解放军军事意志的体现,解放西藏坚定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和平不得以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达赖喇嘛追求的是“变相独立”

  [网友琴江对语]:您如何评价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上的所作所为?他这么做,在藏区是否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张云】: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的信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十四世达赖喇嘛1959年3月在西藏地方上层以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武装叛乱失败,逃亡国外以后,一直从事分裂国家的武装活动。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由于武装独立无望,逐渐改变手法,特别是80年代以来,他提出了所谓“中观道路”,西方很多人认为他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只追求所谓的“高度自治”。但是,从他的主张到他的行动,都可以看出他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梦想。“大藏区”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一种行政区划,而“高度自治”则来自“西姆拉会议”(1913年到1914年)中的英印政府旨在分裂中国的非法条约,即中国政府从未正式签订该“西姆拉条约”,该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连当时民国政府都不承认的东西,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然无法接受。

  达赖喇嘛近20年来,四处串访,寻求西方的支持,追求的并不是所谓的“高度自治”,或者西藏人民的幸福,而是危害中国统一、民主团结的“变相独立”。

  [网友露琪娅]:请问嘉宾,您认为国际反华势力对达赖的态度是什么?利用还是盟友?达赖清楚吗?

  【张云】:国际反华势力对达赖的态度,简单地说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盟友。在西方反华势力那里,达赖喇嘛只是被用来分化、弱化、西化中国的工具。西方支持达赖喇嘛,并不是着眼于西藏人民的利益,而是在于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借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从历史上来看,帝国主义势力支持西方地方上层的分裂活动,无一不带有自身的图谋。当今支持达赖喇嘛从事危害西藏地方稳定的一切活动,同样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达赖喇嘛此时应该清楚自身在西方那里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冷战晚期,他也认为自己是被西方盟友抛弃的“冷战孤儿”。今天西方利用他,明天西方照样会抛弃他。他无法改变自己充当工具的角色,他自己也在利用西方来抬高自己,博得一些利益。具体来说就是获得西方的经济、道义方面的支持,以此作为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左)做客强国论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左)做客强国论坛

  “3·14”打砸抢事件是反华势力的垂死挣扎

  [网友崎一]:请问嘉宾,我认为“3·14”打砸抢事件只是反华势力的垂死挣扎,您认同吗?

  【张云】:2008年发生了“3·14”打砸抢事件实际上是达赖喇嘛“流亡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精心策划的一次犯罪活动,其实也是这位网友所说的是一次垂死挣扎。因为西方某些人不认可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一直试图从中国内部来寻找空隙,干扰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而达赖集团始终没有放弃追求“西藏独立”,破坏西藏地方稳定的犯罪活动。2008年奥运会被他们认为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他们不惜一切破坏奥运、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的稳定,让达赖喇嘛以及集团感到一种艰难或者无望,所以达赖采取了渗透的手法,煽动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制造事端,造成西藏地方不稳定的一种乱象,从而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垂死挣扎状态,另外一方面暴露自己的本质,他们号称自己是和平的,为了西藏人民的,通过这个事件来看,他不是和平,是暴力,不是为了人民,而是真正破坏了西藏人民的安定、和谐的生活。从而也引起西藏各族人民强烈愤慨,同时也让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个集团的本来面目。

  [网友孟梁]:拉萨“3·14”打砸抢事件之后,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社会治安如何?

  【张云】:“3·14”打砸事件,因为少数人策动的暴力事件,不是民族问题,是一个有预谋的暴力事件。这不能反映西藏安定祥和的治安环境,也没有影响大局。少数人的犯罪事件是很孤立的,所以“3·14”事件以后,西藏社会治安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老百姓渴望平安,渴望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渴望自身生活不断改善,所以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事件,特别是残害人民生命的打砸抢烧事件,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去西藏各地旅游。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不断完善

  [网友xiaoer56]:嘉宾您是历史学博士,您能谈谈西藏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重要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么?

  【张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个民族共同谱写的。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和其他地区始终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是这种关系的主流。唐朝时期,中原的佛教传入西方地方,与尼泊尔传入的佛教一起导致了佛教在西藏的早期发展。唐朝中原物质和精神文明全面深刻的影响了吐蕃文明,元朝时期,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西藏地方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我们从西方的历史古迹、内地保留的西藏文物都可以看到紧密的联系,比如在北京的雍和宫、西黄寺、山西的五台山,甚至陕西、山东、广东、浙江等地都保留了与西藏联系的历史遗迹。而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萨迦寺、白居寺等都大量保留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这种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吸收,是西藏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割舍不断的证据。

  [网友崎一]:请问嘉宾如何评价元代在西藏设立行省、宣政院的措施?比起唐代的都护府、和亲政策有什么进步意义?现今的民族自治区的优势又表现在哪里?

  【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建立行省,在中央设置总制院(1288年改为宣政院),实施管理。元朝在西方还括户,设立驿站,征兵、征税,推行法制,实行了充分有效的管理。这比起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都护府,与吐蕃之间和亲加强联系更进了一步,管理更直接。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地方的特色,比如说重用萨迦派宗教领袖,发挥其管理地方的作用。

  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根据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况,把民族和区域自治结合起来,既不是单一的民族自治,也不是单一的区域自治,照顾了地方和民族的特殊性,同时又维护了全国制度的各方面的统一性,制度、体制的统一性。目的一个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的团结,同时也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采取了很多干部政策、宗教政策、经济政策、教育政策、风俗习惯保护政策、婚姻政策、生育政策,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要随着时间的发展要不断的完善,特别是“3.14”打砸抢烧事件之后,也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怎样加强国民意识、法治意识、中华民族公民意识方面的教育,把地区发展和国家的政治统一很好结合起来,为西藏地方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西藏和平解放60年迈向跨越式发展 (3)

  中国充分尊重少数民族 有别于苏联模式

  [网友小小教书匠]:西藏地区的人民民主发展的状况怎么样?我国是否在此仿造苏联的模式?

  【张云】:中国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民族政策,但是和苏联的民族政策又存在着不同,结合了自身的特点,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为中国的情况和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是以各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创造共同形成的历史国家。

  第二是现状不一样,中国的状况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地区是“大杂居、小聚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割,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和苏联是根本不同的,没有仿照他们。不能用制度照搬这个说法,只能说是学习、借鉴,更多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制度创新。中国立足于各民族的平等政策中,国家特别强调采取一切措施促进西藏地方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解决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是根本的问题,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平衡的手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的民族平等,这个意义非常大。这是从理论层面上来讲的。

  第二,从中国民族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国家在民族政策的贯彻中也有自身一些创新,比如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包括宗教的充分发展得到全面保障,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而不是强迫。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重视经济发展,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文化有很好的传统和历史基础,有一个优良传统,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交流,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不像前苏联,前苏联是像沙皇式的武力征服,我们是各个民族自发的、自发交流、自我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离。所以列强入侵边疆的时候,各个民族联合起来抵抗外来入侵,尽管给近代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但是大部分的疆土保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各民族的团结,否则少数民族地区都在边疆地区,就可能游离出去,为什么没有出去?很大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一统”思想,长期以来形成“大一统”的思想,讲和而不同,互相尊重,我们是互相和好,又尊重差别。在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实行“因俗而治”,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照顾地方的一些特色,采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自身权利,所以今天历史上形成的政策真正意义上消除了民族不平等的基础,而且重视发展,团结互助,平等、共同发展。在实践中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所以中华民族关系一直保持比较好的状态。

  至于跟苏联的民族政策相比,一是我们跟他们的民族历史基础不同、民族状态不同、民族关系不同,同时他们的民族政策也不同,他们采取是高压的、剥夺的政策,某种意义还有歧视的状态,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西藏和平解放60年迈向跨越式发展

  [网友小小教书匠]: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云】: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的变化非常巨大。1959年民主改革,废除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新的跨越,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权状况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善,人民群众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极大发挥。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为西藏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人民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美好家乡。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中央为了西藏地方的发展和稳定,最高层曾五次召开西藏会议,部署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战略,有中央的关怀,各兄弟省市的无私支援,西藏人民的勤劳努力,使西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再加上由于国家实施了特殊的政策,所以西藏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包括医疗、保险、教育、养老、居住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西藏的环境保护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设立自然保护区,采取退牧还草、退耕还林,改善能源结构,原来用的是砍伐树木,现在用太阳能、水能、沼气,在城市选择方面,更加选择环保的、没有污染的绿色产业,保护西藏的蓝天绿水,中央提出把西藏建成一个生态保护屏障,有几个基地,绿色基地,还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基地,保护发展西藏传统文化方面加大了力度。再比如西藏的旅游业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比如西藏高原、绿色产业、青稞加工、藏医等相关产业,既是传统也是民族的,也是地方特色,还是环保的,这为地方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国家对西藏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从2005年以来,力度越来越大,包括农牧民参与藏戏团、歌舞会,比如今年春节晚会上农牧民歌舞团,不仅在西藏很活跃,甚至走向全国,还有西藏的绘画,原来是师徒相传,现在已经通过正规院校专修班来培养,以前只有少数人学习的一门技能,现在有更多年轻人学习,成为他们既追求理想,同时又增加个人收入,甚至作为就业很好的手段。说明现在有一个爱好和欣赏的团体。从这方面来看,西藏在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就是中央提出来的要建设和谐西藏、平安西藏、绿色西藏的目标,西藏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前景非常美好。

  【张云】:西藏和平解放60年,西藏的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60年的历程,让我们深深感到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和伟大。西藏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勤奋劳作,不断创造,表现出卓越的聪明才智。当前,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一定能够通过自力更生建设好自己美好的家园,也一定能够排除一切干扰,最后实现西藏地方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为强国论坛题词

  嘉宾简介

  张云  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基地特聘教授,西藏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客座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会理事。

  独立出版《丝路文化吐蕃卷》、《青藏文化》、《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西藏历史问题研究》等著作,合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等多部。发表论文90余篇,译文、译著十多篇(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多项。有2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优秀成果奖。目前担任国家重大课题十卷本《西藏通史》副总编,兼《西藏通史史前卷》和《西藏通史吐蕃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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