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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有了王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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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丽华发布时间: 2017-04-04 07:45:31来源: 中国西藏网

皆因有了王尧先生
△王尧先生像(图片由姚霜提供)

  是贤者,是智者,是通达汉藏文史的学问大家,是成就藏学伟业的一代宗师。王尧先生弟子众多,桃李芬芳,我曾为自己并非其中一员而心存遗憾,所幸先生著述甚丰,从中所获教益之多,岂可计量,由此自诩为“编外学生”,并将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以文学方式传播开去。也有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每每为先生渊博的学问功底、对藏族人民及其文化的热爱之情所感染感动。尤其欣慰的是参与了先生多卷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何止丰富了“中国现代藏学文库”书系,那是王尧先生留存于世的宝贵遗产:历史风云的再现,钩沉索隐的探访,真知灼见,文采斐然,“美人之美”,大爱无疆……而今我们送别了先生,举目四顾,世间已无,驾鹤者融入茫茫虚空,然而正好比“佛灭度后,以戒为师”,道德文章犹在,精神风范长存,在案头,在心头。

  值此纪念先生的文集编发在际,遵小波嘱,谨将多年前所写《王尧先生八秩华诞文集》“编后记”奉上,以志缅怀与感念。回首再看当年围拥在先生身边时的盛景,不禁唏嘘。

  去年底在为王尧先生八十大寿举办的聚会上,老寿星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数十人济济一堂。名师高徒,“亲传”弟子中的陈庆英、陈楠、沈卫荣、谢继胜等知名藏学家,已为人师表,并在西藏史地和藏传佛教及相关艺术诸领域各有建树,乃至领军人物;“再传”弟子的硕博士生中,多有崭露头角者。若以王老为“宗师”论,可见这一派系渐成中国藏学界劲旅。

  当然学术界非宗教界,尤其藏学界,一无门派之别,更无门户之见,王尧先生及其研究成果历来为海内外藏学家并广及大众所共享。祝寿晚生中,就有像我这样的非“嫡传”弟子,但编外学生的受益程度,也许不下于在场许多人。王尧先生的重要著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金石录》《西藏文史考信集》《西藏文史探微集》一一读过,还是反复查阅的案头必备;对他多年来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和《贤者新宴》等丛刊也多有涉猎。相关内容学识大都转化为积累,有些已转述在本人拙著中。此刻,当我为编辑出版这部《王尧先生八秩华诞文集》,通读了两代学生的论文,不啻一次检阅的同时,忍不住想要加盟参与,就以编后记形式。不打算罗列先生贡献,文集中自有“再传”弟子任小波悉心整理的《王尧先生论著目录》,另有陈楠教授由文及人的解读《王尧先生学术成就评述》,兼有学术性、个性化表达的则有沈卫荣教授的《汉藏文史研究的新思路、新成就——从王尧先生的<水晶宝鬘>谈起》,而其他二十余篇虽属文论,均可视为向师尊致敬之作。本文标题原拟为“假如没有王尧”,略嫌唐突,来自祝寿聚会上的一个闪念:假如没有端坐上首的这位博学而谦和的长者将会怎样?也许敦煌遗书中吐蕃古藏文文献的译注工作将来会有人做,但当下的中国藏学界肯定少了许多风景;在场者也许有人仍会从事藏学,但显然不会有如此阵容。假如没有先生,这一天我们不会走到一起,正是因为有了,至少这一群的命运是被改变了;至于先生对于当代中国藏学事业推进的力度和程度,则是显而易见又是难以量化的。

  具体到个体受益人,笔者作为文学转述者,潜移默化方面且不论,实实在在被植入新作《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中的内容,就支撑起吐蕃部分的大半;吐蕃之后还有一些,最突出的一例,是先生在海量藏文史籍中查访到的南宋少帝赵显其人踪迹,让这个汉地失踪者以藏传佛教高僧大译师面目再现于历史视野。这些转述而来的故事为拙著增色出彩,不乏高光部。另有部分内容来自先生弟子们的研究领域:从陈庆英先生藏译汉的《汉藏史集》中撷取了令人拍案惊奇的若干片断;从陈楠教授对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论著中归纳出大师生平事迹;从谢继胜教授所经营的藏传佛教艺术中获知了古代内地传播的线索;最后是沈卫荣教授在对书稿的审读中,多有订正之外,建议将陈寅恪先生所称誉的“吐蕃玄奘”法成法师单列一节,这位曾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铭记的人物由此熠熠生辉……直接间接得自于先生教益的这一切,不期然体现了一连串的因果和缘分。

  仅仅说明对于研究成果的借助是不够的。令我深受感动和感染的,是王尧先生对于毕生从事之业的敬业、对于西藏古今人民毫无保留的大爱之情。这一情怀来自深度的了解和理解,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道德基础,因而格外坚实和博大。以前对于唐蕃时期的藏汉关系,或战或和仅是一知半解,经先生提点,方才得知有激烈冲突的一面,更有空前繁密的文化大交流一面,有那么多具体生动的事例可资佐证:佛经的同译互译、汉文古籍的藏译,双方阵营的互动以及相互投奔……凡此等等,先生的案头书卷中,自有千军万马,自有文脉奔流,有声有色,激荡人心,均为中华民族岂敢忘怀的往事经历。新资源新材料对于学科进展的作用已是常识,敦煌遗书的发现开创了一门国际敦煌研究即是明证之一。就王尧先生对于吐蕃古藏文文献包括金石简牍的译注一项,不啻为藏学研究的大步迈进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藏学涵盖于大国学或曰广义国学之中,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之所以现在才想起需要概念上的确认,是因“国学”一词沉寂有年,随着近年间的加热升温,一经有人琢磨这门“中国的学问”,才发现原有概念的狭义性。通过先生和一大批藏汉各族藏学家们的工作,我们看到大国学原来早有传统,且源远流长,方块汉字所体现的以外,至少在唐蕃时代,即有藏文方式的加入,另有其他文种。近年间,不仅在多所民族院校设立了藏学院系,先生的学生们在人民大学、在首都师大也各自创办了藏学机构,其中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即是率先垂范的标志性事件。

  从事藏学、民族学的,较之其他行业,于族际人际关系方面,多了一个层面的喜乐、忧虑和使命。王尧先生精通史地,始终关怀:中华各族群历来相互依存,天然多元,终归一体,共生才能共荣。无需以智者眼光看取,这一观念本应当成为公众常识。我记住了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当中华各族人民都以作为中国公民而自豪时,那样的稳定才是最可靠的。

  言不尽意,再回到标题,皆因有了王尧先生,既是中国藏学事业的幸事,也是我们一群的福分。那天的祝寿场合,目睹桃李满园的情景,我还试着寻找恰当的词汇来形容彼时的老寿星,终于找到——较为现代的比喻是航空母舰,自然物象的比喻是无限花序。

  (2009年11月6日于北京)

  (中国西藏网 文/马丽华)

(责编: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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