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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与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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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岩 周新发布时间: 2016-08-05 10:15:53来源: 中国西藏网

  阿奇博尔德•斯蒂尔(1903-1992)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中国的一名美国记者,其在中国的阅历富有传奇色彩。来华之后,他先是在1930年代初前往中国东北地区采访报道。抗日战争初期,他目睹了日寇在南京进行的兽性屠杀,并且成为向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位西方记者。此后,这位名声鹊起的美国记者先后在战时陪都重庆采访蒋介石,多次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其间,还曾经于1944年前往西藏游历。可以说,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回国之后,他撰写了《美国人民与中国》一书。他辞世之后,比阿特丽斯•贝克女士编著了《在达赖喇嘛的王国》一书。该书的前一部分内容是1944年斯蒂尔访问西藏后撰写的一组报道,当时刊载于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上。这组报道对于美国读者了解中国西藏有所助益。


乃穷护法神(吹忠)和斯蒂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蒂尔的西藏之行困难重重。在他之前,到过拉萨的美国人屈指可数。和那时大多数进藏的西方人士一样,他是经由英属印度往返西藏的,也是我们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访拉萨的最后一位美国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进展和驼峰航线的开辟,西藏日益引起美国军方的兴趣。1942-43年,军方情报部门“战略情报局”曾经派出托尔斯泰-杜兰使团携带美国总统罗斯福致达赖喇嘛、西藏摄政的信函和礼物由印度入藏,经由青海返回内地。1943年11月底,在驼峰航线执行运输任务的罗伯特•克罗泽机组的5名美国飞行员,驾驶着一架C-87运输机,在完成了例行的运输任务之后,从中国云南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返回在印度焦尔哈德的基地,因遇强气流而偏离航线数百英里,最后燃油耗尽,坠毁在西藏山南的泽当附近。他们成功跳伞降落,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和西藏当局救助并接到拉萨。在拉萨停留数周之后,经由印度返回美国。尽管他们的传奇经历,给美国人民提供了了解西藏的机会,但是由于斯蒂尔是一位记者,当时就把他的西藏经历公诸于媒体,其在当时的影响显然要比前述两批美国人更大些。


《在达赖喇嘛王国》的封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拉萨,政局波诡云谲。既有中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派出的驻藏办事处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努力,又有英国“驻拉萨使团”支持西藏当局的分裂行径、监督国民政府的驻藏办事处的活动。斯蒂尔就是在英属印度驻锡金政治官古德的陪伴下,与蒋介石派出的驻藏办事处新任处长沈宗濂在同一周内先后抵达拉萨的。

  当时的“英国驻拉萨使团”由多年在藏的黎吉生负责。他按期编写“拉萨周报”寄给他的上司古德,再经由英印政府上报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Lhasa Letter for Week Ending……,F0371/41588.]这些周报记载了古德如何从甘托克、亚东、江孜一路陪伴斯蒂尔,于1944年8月上旬抵达拉萨和在拉萨活动的情况。黎吉生此前在重庆英国驻华使馆任职时就认识了这位《芝加哥每日论坛》的著名记者。由于古德和黎吉生的赞同和帮助,英方出面为其“获得”了西藏当局的入藏许可,并为其在拉萨的采访探查提供种种方便。当然,同时也要监视他的活动。英国人指望,这位重量级的美国记者在访问了拉萨之后,会给他的同胞提供有关西藏真实地位的描述,以“教育”美国人,使美国人改变其长期以来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认识。斯蒂尔在拉萨逗留了数周之后,于9月中旬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后来他的关于西藏的报道在《芝加哥每日论坛》连载刊出后,受到英方的高度关注。

  这组报道的一些内容尚属客观。例如,亲往西藏采访报道的斯蒂尔就“发现”:“实际上有两个西藏”,一个是当时处于西藏地方政府实际管辖之下的西藏,即“拉萨控制的西藏”,另一个是上述“西藏”加上甘青川滇等处的藏族聚居区的全部中国藏族地区。西藏噶厦政府的行政管辖根本不曾达到前一个“西藏”之外。

  如今越来越多对于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中外人士都渐渐清楚,英文Chinese实际上有“中国(人)的”和“汉人(汉语)的”这样双重的含义,而“China”在近代曾经被某些西方人错误地认为只是讲汉语的中国人所居之地。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所谓“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说法,所指基本上是中国已经划分为行省的地区。同一时期,也有所谓“西藏本部(Tibet proper)”的说法。[例如,毛泽东就曾使用过这种说法。参见:《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642页。《给王锋的信》,1959年4月7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73页。]其实,英文Tibetan实际上也有“西藏(人)的”和“藏人(藏语)的”这样双重的含义,但是西方人多不察觉,以为凡操藏语之藏人居住之地,即为Tibet。然而,客观严谨的西方学者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十分清楚,“中国本部”之外的这些地方,虽然在(China proper)之外,却是在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之内;而英文中的Tibet,与汉文中的西藏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至于后来帝国主义分子和内外分裂势力借此混淆视听,主张什么“西藏独立”、“大藏区”,则是另外的问题了。斯蒂尔作为一名西方记者,自己也发现了“两个西藏”并且告诉外部世界,是值得肯定的。

  谈到在拉萨的见闻,斯蒂尔说,他“两个月中见到的唯一轮子,就是‘英国驻拉萨使团’的一位信差骑的自行车。这东西在1940年代的拉萨是如此之新奇,以至于它穿行在拉萨街市时,路人都会驻足观看”。对于西藏的教育,他也有记述:“西藏的学校很少,且基本上处于寺庙的影响之下。读写几乎是学校教授的唯一科目,而阅读的内容也主要是宗教方面的。”他接着说,“藏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历史和地理没有什么概念。对于大多数藏人而言,美国不过是大洋彼岸的一个影影绰绰的大国,许多人则根本没有听说过。我与之在拉萨交谈过的藏人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有谁去过美国。个别官员会礼貌地对我说,他们乐于去美国看看”。

  以其记者的敏锐,斯蒂尔还注意到,在西方广为流传的神话中的“香格里拉”,在美国的知名度比在西藏还要高。藏人从来没有听说过“香格里拉”,但是他们有自己神奇的“香巴拉”仙境的传说,并且认为“香巴拉”就在藏北的什么地方。至于现实中的西藏,其社会制度近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西藏政府的一大特色是半僧半俗。俗官全部是从现任官员的儿子亦即贵族家庭中征召的;僧官则出自寺院的僧人。他们的出身和品级给了他们特权。

  斯蒂尔从印度进藏,从印度返回。两年后的1946年9月,他又作为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访问延安。毛泽东会见了他,与他的交谈后以《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美两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结盟与共同的敌人并肩作战。这场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使两国人民结下了友谊。托尔斯泰-杜兰使团、罗伯特•克罗泽机组以及美国记者阿奇博尔德•斯蒂尔等几批美国人在战争条件下的拉萨之行,增进了美国对于中国西藏的认识和西藏部分僧俗上层对于美国的了解。美国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也影响到战时的中美关系和西藏问题的后来发展。在对于西藏地位的认识上,当时美国官方的观点与民间以及学术界是基本相同的,也是互为影响的。1942年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国的战争潜力•评估》把西藏列入中国领土,美国政府的官方地图一直把西藏划入中国版图之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务院还曾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非官方的地图出版机构在出版涉及中国的地图时注意,不要由于错误地描述中国领土而引起中方的不满,因而影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当时和以后美国官方的地图,同样一直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曾经与英国外交部照会往还,重申美国政府对于西藏地位的立场,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当面批驳英国首相丘吉尔分裂中国西藏的错误观点。[在刊行于1943年的《美国对外关系•1931-1941年•日本》卷中,有一幅“中国与日本地图”附于节末,图中的西藏同样标明是在中国境内。参见Map of China and Japan.FRUS,1931-1941,Japan.魏(道明)大使致美国国务卿,1943年6月10日:国务院地理学家巴格斯备忘录,1943年7月13日,联合报丛书:《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关系文件》,联合报社印行,台湾,1962年,第395页。]美国官方和民间对于西藏地位的这种认识,以及政府行政部门避免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也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可和好感。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接见了斯蒂尔。在介绍了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情况以及自己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后,邓小平谈到了西藏。《邓小平年谱》称:“1978年11月28日上午,(邓)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在谈到西藏问题时说:毛主席曾经采取了照顾西藏特殊条件的政策。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但那里还存在达赖喇嘛的农奴社会。那时我们就跟达赖喇嘛说,西藏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搞土地改革。我们履行了这个诺言。一直到达赖喇嘛跑了,我们才搞了土地改革。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现在还叫‘独立国的领袖’行吗?对于台湾和西藏的上层人士,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

  邓小平和斯蒂尔谈西藏,显然是因为他在几十年前曾经到过西藏。然而,斯蒂尔后来附和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的观点,妄称“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要求没有历史文件作证,不过是痴人说梦”。他的身后之作《在达赖喇嘛的王国》一书因此得到国外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欢迎,附有达赖喇嘛为其写的序言。尽管这本书出版于他死后(由Beatrice Baker整理出版),但是后半部分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基本上是斯蒂尔本人认可的。收入该书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诸如“中国在西藏驻军25万人或更多”、“超过100万藏人直接死于中国的军事占领”、“中国的空降医护队对整个村庄的藏族妇女施行绝育手术”等等谬论谰言,充斥文中。作为一名记者,斯蒂尔是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的。不知这位后来再未采访过西藏的美国著名记者,何以得出自己的上述结论,又何以保证这些人云亦云而来的结论的“真实性”。如果联系到他在1930年代之初对于伪满洲国的吹捧和称道,读者不难发现,这位名噪一时的美国记者曾经不止一次地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面。而他晚年在涉藏问题上对于中国政府的攻讦和对于中国内政的干涉,也反映出了一部分美国媒体人对于中国的偏见和无知。

  (原文载于《中国西藏》2014年第5期)

(责编: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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