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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援藏不是单方面“给予”,而是相互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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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孟路发布时间: 2014-07-21 04:59:00

    2005年在泰国举行的一次涉藏学术会上,中外与会者激烈讨论“西藏问题”。会后晚餐,席间,一位中国学者用藏语唱了一首藏族民歌《阿若康巴》。他说,“这歌声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跟我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国外学者的距离。他们当中,有人是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前后流亡国外的藏人。听着我唱藏歌,他们的眼中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和一种不可名状的乡愁。我相信,看到我这样一个汉族人能唱藏族歌,他们再谈‘西藏文化灭绝论’的时候一定会心虚”。

  这位唱藏族歌的中国学者就是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和宗教理论教研室的胡岩教授。他曾三次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访问学习,并多次随团出访欧美国家,参加涉藏文化与学术交流活动。谈起他印象最深刻的经历,还是1998至2000年援藏的那段时光,也就是他向藏族朋友学会这首《阿若康巴》的时候。

  
胡岩在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门口留影。(图片摄于1998年)

  难忘高原情,不去西藏“站不住讲台”

  1985年,刚刚告别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当时为中央民族学院)的胡岩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任教。他师从王辅仁教授学习藏族史,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一直承担党校培训部西藏班的相关教学工作。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对口支援西藏政策”,中央党校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也派出了第一批援藏干部。当时,胡岩因出国进修而错过机会。三年后,当新一期援藏报名启动后,他毫不犹豫马上报名,用他的话说,“讲了多年西藏历史和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方面的课,却长期缺少实地调研,讲台都站不住了”。于是,1998年他随第二批一百多位中央国家机关援藏干部一同进藏,开始了在藏的工作和生活。

  胡岩来西藏后,担任西藏自治区党校副校长,仍在教学岗位上工作。区党校位于拉萨市西郊,校舍条件在当地算是不错的了,但比起北京还是有很大差距。“拉萨那时没有冬季取暖设施,一过11月,昼夜温差加大,晚上特别冷,有时北面房间水桶里的水都快结冰了。”胡岩说。

  高原缺氧、气候寒冷、远离家人、通讯不便……西藏高海拔的生活环境对每一位来自平原地区的援藏干部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我很幸运了,有的和我一批的援藏干部永远留在高原上。”据他介绍,一位和他同时的援藏干部就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一次车祸中遇难了。“至于那些藏二代和常年在藏生活工作的干部职工,比我们还要艰苦,还要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我们区党校的一位女教员,山西人,因难产时大出血而在医院去世了。而这在内地医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感觉在当时的西藏,死一个人是太简单的事了”,胡岩说。

  开辟教学新领域,赞对口援藏很“得策”

  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轮训的场所,西藏自治区党校发挥着西藏各族干部进修深造的阵地和熔炉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为适应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需要,全国各级党校在中央党校的大力推进下,开始了远程教学网络的建设工作。虽然地处高原,西藏也纳入到党校系统远程教学网络建设之中。“赶上了好时候,在西藏推行网络教学,北京这边上课的同时,视频就传到拉萨了。西藏的学员可以同步上中央党校的课程,大大地便利了西藏当地党政干部教育共享全国党校资源”,胡岩说。

  1998年,深圳省委党校为西藏自治区党校购置了40台电脑。个人电脑在当时的内地也才刚刚进入家庭。在校领导的鼓励支持下,胡岩和同去的援藏干部尤元文一起,开办了自治区党校的第一堂“电脑课”。“我其实当时也刚接触电脑不久,全靠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教大家一些基本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还记得开办的第一堂课上,区党校的达娃书记也来给我们助战,鼓励我们”,胡岩笑着回忆说。

  一批批像胡岩这样各行各业的精英知识分子,在西藏这片孕育灿烂民族传统文化的热土努力工作,让西藏各族干部借助日新月异的现代高科技手段,参加到祖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大潮中。

  那个年代,刚刚实行改革开发的中国,经济在东部沿海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当时的西部边疆,尤其是西藏,发展相对落后。为全国“一盘棋”发展,中央下大决心,动了大力气,统筹全国资源来援助西藏。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援藏的队伍一直在不断扩大。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明确提出“长期支援、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针,掀起了又一次全国援藏的高潮。

  胡岩认为,对口援藏是当时中国民族政策中的一项新举措,也是一项成功、得策的好政策。胡岩介绍说,全国援藏的热情一直都很高涨,但苦于过去援藏周期长、结束援藏工作后人员安置不易等因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国家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援藏政策曾经停滞了一段时间。对口援藏政策的出台,把援藏周期缩短至3年的时间,并实行定期轮换,一方面能够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保证援藏工作的连续性。

  援藏不是单方面“给予”,而是相互帮助

  “有这样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9年夏季,我和来西藏看我的家人到色拉寺,妻子指着不远处的房顶说,问为什么有人在房顶上‘排练节目’。我笑了笑回答说,这是在打‘阿嘎土’,一群藏族妇女正在一边大声地唱着歌,一边脚踏着节拍,用夯锤把阿嘎土打得结实平整,”胡岩接着回忆说,“她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劳动居然也能如此欢乐,顿时感染了我。在高海拔的条件下,这个欢快而洒脱的民族,把繁重的劳动和优美的歌舞巧妙而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这些藏族百姓身上,我学到了正确的生活态度,远离那些本来不必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真正地净化了心灵,懂得了珍惜”。

  在胡岩看来,援藏并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相互帮助”,是民族之间进行的相互扶持。他表示,就像当年毛主席说的,“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 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编者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在西藏,胡岩被藏族百姓淳朴的感情所感动,被藏族同事的关心所温暖,被藏族同胞的热情帮助而受益。“对我来说,援藏的经历能使我能更加充分地了解西藏,也让我实地学到了前辈的老西藏精神,使我的教学科研更加接地气,从而把鲜活材料融入课堂教学中,更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来自西藏的各族学员深入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全面把握西藏历史的脉络、增加反分裂斗争的自觉性提供帮助。同样,对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援藏干部,则能够让他们把一手的西藏情况带回内地,更有利于在部门工作中制定切合实际的各项具体的政策方针”,他最后说。

  藏族朋友教给他的《阿若康巴》,一直是胡岩最喜爱的一首藏族歌曲,那段在藏工作的经历,在胡岩的记忆中久久不能忘怀,也让他获益终生。

  采访后记

  与游客对西藏浓郁的热爱之情不同,胡岩对西藏感情像汩汩流动的小河,缓缓悠长,更多了一份责任感。他在采访结束后向记者提供一篇在藏期间写给儿子的随笔,简单的文字背后却透露出一位援藏干部虽经受磨砺,但仍怀有对家庭的深厚感情和对事业未来的美好追求。

  《儿子》载于《西藏日报》1999年5月(选摘):在藏数月,平心而论,最思念的还是儿子,最关心的则是他的学习。我要求他每2周必须给我写一封信,不得低于400字。年底返京,又和家人团聚了,又见到了儿子。此时方才知道,对于我半年前的离家赴藏,儿子非但不觉愁,反而十分欣喜。送我走后,他从机场回家一进门,便大喊了一声“中国人民解放了”!他是嫌我平时对他管束太严了。儿子啊,爸爸在家就得扮演这个角色呀!所以中国古语把父亲叫作“家严”,母亲才是“家慈”。我若演不好这个角色,岂不该“下岗”了么?有一天你当了爸爸,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离京那天清晨,儿子一睁眼,便没头没脑地又来了一句,“今天是1949年10月1日”。一时间我还没明白过来,等我想揍他时,儿子已经跑进厕所插上门了。原来他是在说,我一走,他又解放了。儿子已经能够把爸爸装进他幽默的口袋里了。儿子真的长大了。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将来,他们胜过我们的地方还多着呢!

(责编:徐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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