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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年外交的几个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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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南生发布时间: 2015-10-26 09:56:50来源: 《同舟共进》

中国外交源远流长,虽然现代外交与古代外交相比,在规则、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少方面仍一脉相承。当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关系不正常时,中国的外交成本就会大,外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外交回旋余地就会缩小;反之,外交投入的红利就要大得多。

张骞出使西域图

张骞出使西域图

当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关系不正常时,中国的外交成本就会大,外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外交回旋余地就会缩小;反之,外交投入的红利就要大得多。

中国外交源远流长,虽然现代外交与古代外交相比,在规则、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少方面仍一脉相承。研究和梳理中国千年外交的基本规律,对于我们发扬中国古代外交的优良传统,继承先人的外交智慧,实现中国外交事业的与时俱进,无疑具有很大意义。

不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的规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在汉唐时期,与东亚外交圈相对应的西方外交圈,先后有以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外交中心,以孔雀王朝、笈多王朝为代表的南亚外交中心,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国家等为代表的欧洲外交中心。(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虽然中国和罗马帝国等强大国家在世界上闻名遐迩,人们也习惯讨论汉唐和罗马帝国谁更强大这一问题,但古代不存在一个公认的世界头号强国,中国与上述世界强国都没有发生过战略意义上的正面对抗,因而也就不存在古代中国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的问题。

近代意义上世界外交产生的过程,与全球化和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过程大体是一致的。中英在鸦片战争中兵戎相见,是否意味着中国挑战世界头号强国?非也。战争起因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后,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公使出使英国,中国逐步进入了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与世界头号强国站在一边,都是战胜国,尤其是国共两党共同支撑的抗战外交使中国站起来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一样,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支持中国收回被日本侵占的一切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和琉球群岛)。通过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联手,与苏英法结盟,中国打败日本,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常任理事国,收回台湾,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赢得了世界大国地位。1943年11月23日,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单独与蒋介石会谈并授意蒋在第二天向美国提议成立美、苏、中、英四国委员会,负责战后新国际机构的组织事宜,从而为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当时,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对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持异议,尤其是斯大林,拒绝与中国代表坐到一起开会,在德黑兰会议上,他甚至与丘吉尔联手阻止,最后,美国不得不以退出会议相威胁才迫使斯大林就范。

当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关系不正常时,中国的外交成本就会大,外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外交回旋余地就会缩小;反之,外交投入的红利就要大得多。例如,毛泽东晚年敏锐地看到了不挑战世界头号强国规律的重要性,邀请尼克松访华,尼克松首次访华和中美建交前后,大批国家舍台就我,我外交空间在较短时间里扩大很多。

挑战头号强国,必然意味着挑头、扛旗,必然带来高成本的外交。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面对国际格局急剧变化与中国承受的巨大压力,1990年12月,邓小平谈到:“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抓住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妥善处理好了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关系。习近平提出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挑战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

远交近防的规律

远交近攻是古代中国三十六计之一,也是古代中国人留下的最主要的外交智慧之一,被历代政治家、外交家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范睢献远交近攻之计,秦得以逐步翦灭六国,统一中国。此后,远交近攻作为规律性现象贯穿于中国千年外交史和国防史上。张骞出使西域,实施汉武帝远交近攻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对后来从根本上解决匈奴威胁,同时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但是,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远交近攻,而是远交近防。例如,民国初年中国联美制日,先是重挫日本企图迫使中国全盘接受“二十一条”的图谋,后则迫使日本撤出山东。抗战时期,中国联美抗日,抗衡并打败日本。中苏交恶后,为应对苏联、越南对我南北夹击之势,中国及时调整中美关系,联美抗衡苏越,是远交近防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更典型体现。

近代以前,远交近防与朝贡体制并行不悖。现在,远交近防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也不矛盾,远交近防是基于地缘政治采取的积极性防御,是任何国家维护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有趣的是,中国的邻国对远交近攻这一外交智慧也运用得非常娴熟。例如,印度和越南曾依托苏联来牵制中国,某些南海国家企图利用美国因素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日本一直借美国来抗衡中国的影响。

避免特殊国家关系现象的规律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常出现在国家关系中把虚拟血缘关系或家庭关系引进来的现象,且由此多次形成特殊的国家关系,历史上至少存在如下几种:一是兄弟国家关系。西汉初年汉匈约为兄弟之国。宋辽关系亦如此。二是甥舅国家关系。例如,公元7世纪,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吐蕃王向唐太宗称臣。以后,吐蕃王称大唐皇帝为舅。三是叔侄国家或伯侄国家关系。例如南宋对金国的关系,从君臣到叔侄再到伯侄。无论是君臣关系、叔侄关系还是伯侄关系,都是宋朝皇帝向金国皇帝下跪磕头。四是父子国家关系。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是最典型的代表,34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45岁的后晋皇帝石敬瑭为子,尽管父亲比儿子还年轻十几岁。

一般来说,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对中原王朝是无奈的选择。汉匈结为兄弟国家关系,宋金结为叔侄或伯侄国家关系,都是中原王朝经历战争失败后不得不接受的一种暂时性、屈辱性和妥协性安排。特殊国家关系建立后,中原王朝往往不得不割地、赔款,甚至听从对象国的指令,例如,《嘉定和议》规定宋必须将主张抗金的宰相韩侂胄的首级送给金,南宋不得不照办。

新中国建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曾一直统称为兄弟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对越南与阿尔巴尼亚等称为同志加兄弟,以示特别亲密,对苏联则称为老大哥。这种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关系也不是正常国家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支配和影响社会主义大家庭关系,包括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关系本应主要是国家利益,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等的利益也成为支配和影响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

虽然特殊国家关系不能简单一概而论,更不能简单等同于负面关系,但总体上讲,父子关系、叔侄关系和伯侄关系之类的特殊国家关系,都是不正常的关系,其后来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整体来讲是负面的。特殊国家关系在古代意味着中原王朝必须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的额外负担,在现代则意味着中国要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的额外义务,其共同特点是导致外交成本非理性的增加,但战略空间反而被压缩。

特殊国家关系是靠不住的。从历史上看,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以文成公主入藏为例,只能让吐蕃满足于一时。到了662年前后,吐蕃新的赞普芒松芒赞对击败唐帝国已经信心满满,于是在和亲仅22年之后,文成公主尚在之时,外甥便开始向舅舅再度兴兵,与唐帝国频频发生边境摩擦,并于663年将大唐的属国吐谷浑灭国。此举损害了唐帝国的核心利益,两国自此在西域、河陇一带展开激烈的战略争夺,并且一打就是100多年。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中国帮助越南抗法、抗美,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言犹在耳,但越南很快将中国作为敌对国家予以妖魔化。

不同时与多国对抗的规律

中国千年外交还有一个可贵的启示:既要避免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也要避免同时与多个国家对抗。原因很简单,四面树敌是最糟糕的外交战略与策略。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宣战谕旨,宣布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荷11国开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年,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谕旨公布前一天,慈禧命清军和义和团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攻。不到3天时间,4个使馆被烧毁,随后,又攻入并烧毁法国使馆,并一度攻入德国使馆。实际上对列强已不宣而战。“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更密谕各省遍杀洋人。同时与多国对抗的后果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十年动乱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几个,减少到6个。

政策越开放外交空间越大的规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开放总是和繁荣昌盛相随,封闭总是与落后衰败同在。中国自古有三条对外开放的通道,这三条通道相辅相成,构成中国大陆战略与海洋战略并重的开放格局。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与波斯、罗马帝国被视为世界三大开放强国。到唐宋时期,对外开放达到高潮,商路达七条,宋朝的海上航路空前发达,泉州、广州和扬州均是名扬天下的贸易港口。其间,中国长期保持世界强国地位,是不容挑战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全球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汉唐时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部世界发生外交关系,从此有了真正国际意义上的外交。“张骞凿空”“开外国道”,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本土和东亚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此后在汉唐一千余年中,中国的外交触角西向深入了中亚、西亚诸国,乃至非洲和欧洲;东向及于三韩、日本等国;南向及于中南半岛、南亚群岛和南亚诸国。正是在汉唐时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与外国的基本外交格局”。(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也是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种华夷一家的开放政策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所谓“大出”是指唐代文化富有魅力,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所谓“大进”是指唐代吸收外来文化,不拘一格,兼容并蓄。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唐代外交空间全方位的扩大。《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有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

国家利益高于任何其他利益的规律

中国千年外交证明,党派利益、意识形态利益、宗教利益、利益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时,外交事业就会偏离正确的航向,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就会受到伤害。中国历史上不乏非国家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以致大局糜烂的事例。

公元1258年,忽必烈率军进攻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到汉阳督战。贾害怕战败会损害其个人和家族利益,拿国家利益当儿戏,瞒着朝廷,与忽必烈订下了秘密协定,答应把江北土地割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得了贾的许愿,撤兵回北方去了。贾回到临安,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还吹嘘宋军大胜。忽必烈回到北方即了大汗位,改国号元,成为元世祖。他想起了在鄂州跟贾订下的和议,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履行和约议定的条件。贾一听郝经要到临安来,怕骗局露馅,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经扣了起来。蒙古后又几次派使者使宋,都被杀。贾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贾把前线消息封锁起来,不让皇帝知道。此时,南宋灭亡的局势已无法挽回。

1900年,慈禧太后接到谎报称:洋人要求慈禧太后把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尽管光绪皇帝和一些大臣反对向列强开战,但慈禧为了防止八国联军进京后出现不利于她地位的结果,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悍然发布了宣战诏书,并处死了反对宣战、反对攻打列强使馆的许景澄等官员。清政府与11国订立的《辛丑条约》,使中国更多地受制于列强,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曾有过意识形态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事情。例如,耿飚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发现中国对阿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1962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没有结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说:中国人慷慨呀!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作者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驻津巴布韦、苏里南共和国原大使,驻印度孟买、美国旧金山原总领事)

(责编: 冯登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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