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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的结构角度解析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
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绪论之三
时间: 2012-01-10      孙勇      来源: 中国西藏网

  【前言】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当代藏学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或学术的探讨不深,其中对社会变迁的制度供给问题还未有足够的重视。

  综观我国藏学研究和西南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相比之下比较缺乏,研究的层次相对较低。再纵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囿于方法论和方法的原因,这些研究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鉴于实践的需要,拓展对西藏乃至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其制度供给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成为理论界亦即思想库的当务之急。

  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目的是找到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是决定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西南边疆省区的相对落后,并在东西部差异问题中显现出的矛盾激化,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差异化问题,其实是在国家进行制度供给以矫正传统制度缺陷,又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等环境下出现的系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果能够清楚地看到并清晰地认识到从这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问题,将有益于西藏乃至西部宏观对策和政策制定的理性前提思考。

  从发展的结构角度解析西藏的制度供给问题

  在全国经济学界、政策和决策研究部门高度关注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重大命题,加大对发展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和作学说创新的时期,国内学者大多认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将在中国得到实现,因为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理论需要在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理论创新和进行实证支撑。而中国西南省区特别是西藏,作为中国最不发达的广大区域,在发展的进程中尤其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经济学的制度供给理论予以推进。

  诺思在1993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强调,经济动态理论对于经济发展领域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中,发展领域并未发展的原因已不是秘密。新古典理论只不过是分析和制定发展政策的不适宜的工具。它只关心市场的运行,而不管市场如何发展。当一个人不懂得经济是如何发展时,那么他如何制定发展政策呢?诺斯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每一个方法都已定调并已阻碍了发展。在赋予了数学的精确和优美的这一理论的最基本形式中,世界被描述为静止的和无摩擦的。当其应用于经济史和发展研究时,它则强调技术进步和更进一步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忽视了这些因素中决定社会投入程度的包含于制度之中的刺激结构。诺斯的演讲内容很清楚地表明,新经济史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分析突出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其实,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决定了他们不同于大多数一般的经济学家,他们从“史”、从“发展”角度分别抑或是综合地考察了经济社会运行过程的。从不同视角发现了制度对一个区域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诺思之前,熊彼特就有极具价值的经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的观点,熊彼特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掌握一个时代的历史与事实,没有适当的历史意识,他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经济现象;历史包含着丰富的“制度”事实,因而历史的分析使得经济学家能揭示各种表象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1]

  将发展经济学以及制度分析理论用于西藏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将此问题置于西藏当代经济发展史的背景下之后,我们看到历史包含着丰富的“制度”事实。同时,我们也感到,在发展理论体系通例(全国)研究的前提下,将一个特例(西藏)进行研究和阐释,会有利于在一定的时候促进中国式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集成创新。当代西藏的制度供给符合发展经济学制度供给的基本理论,其实践也产生了半个世纪的影响,即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对西藏的社会变迁就予以诱致乃至强制性引导,此为今天西藏制度供给的源头,由此西藏在5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总体供给模式”以及由这一模式形成的二元结构。这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由此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观察到西藏制度供给问题的渊源和结果以及未来的走向。

  西藏经济社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在总体上构建出极有特色的二元结构,既具有社会运行机制的二元性,又具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这一特殊状况可谓双重二元结构。与全国及西部省区相比,西藏的双重二元结构的二元性又显然都是非典型的,其中既有制度分析对象上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和传统因素如宗教问题等,又有制度分析重点提倡的社会改进成本、不断提高收益的范畴如边疆地区的欠发达等。[2]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构成了西藏发展与改革的基础,西藏的一切发展与改革都要受其制约,受其影响。

  制度供给在改建“二元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国家的边疆制度与治藏方略的叠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西南边疆的重点地区――西藏的制度供给具有主导性的决定作用。西藏在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发展,其子系统的任何特点都不足以成为内生成长的依据,无论是非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非典型的社会结构,在发展的命题下,都要依靠制度供给――这是西藏自治区40多年来所有发展基础的基础。中国全国甚至西部与西藏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制度供给一直是主导因素。再往更长的时间段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及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制度因素在各个时期的发展中,亦即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都是非常关键的。通过研究分析,在理论的解读上,我们看到了一条与现实情况相当对应的路径――所有的制度供给与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主流见解是相吻合的。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具有很大中国特色,亦即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始终在制度供给中居于核心地位。认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中的政策和政策的实践,以及对政策与政治经济环境、历史演变条件、重大理论创新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并用之于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制度供给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GDP增长水平、现代化水平、市场化水平、社会发展总指数、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经济效益、吸引外资、资本市场等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包括市场化体制、非国有制经济、地区开放度、政府行政效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法、制度执行等制度方面。这些方面都会对制度供给产生需求,面对如此众多的需求,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西藏制度供给的迟滞问题,制度变迁的对应性程度将得不到提高,怎样促进西藏经济社会从快速发展到跨越式发展命题可能没有最优解,理论上帕累托改进的优化状态甚至次优也可能不会出现[3],社会进步与试图停滞两种力量的拉锯在深层次上难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无一例外地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并形成经济运行方式,客观上是为了解决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要改变经济上的贫穷,必须进行包括经济结构变动在内的总体发展。这个发展过程的显现,就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到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演进,即以落后的基础为依托,改变经济上混沌的一元结构。所以,经济发展以二元化形式推进成为所有落后地区的一个特征。西藏经济要发展,舍此很难有其它的什么经济之路能够走通。人们看到,西藏的非典型二元结构不独是经济的,在社会结构上也是十分明显地呈现出其二元性,即在同一个区域社会之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官方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法制的体系等与宗教领袖和部落后裔裁决、民间广泛的有神论、习惯法的普遍效力等,可以并存且同时发挥着影响力。这在中国是少有的,它与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理性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设定是相悖的。亦即国内流行的某些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关于经济发展都会由“理性人”、“社会人”推动的假定,在西藏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也是不少人对西藏经济建设费效[4]比相当低下的状况感到不解,而根据内地经验又找不到解释理由的原因所在。本课题研究以制度供给对西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为研究对象,以各种制度包括传统的制度供给为切入点,证明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发展被扰动的根本原因,提示出必须高度重视在历史时段之中的传统习俗的扰动及扰动负作用。

  诺思在1993 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演中再次指出:“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学习的性质,有必要抛弃奠定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在这次讲演中,诺思谈到了他对制度变迁的新的思考和理解。他认为,制度变迁的方式取决于人的学习过程,而学习是对人的智力模式的修改或重新界定。智力模式决定了认知主体对客观环境的看法或解释,它是个体认知体系的内在描述,表现为个体的信仰结构。由于学习方式因人而异,导致个体间认知体系也存在差异。但社会的共同文化遗产能够缩减个体间智力模式的不同,形成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解释,并且能够在代际间遗传。信仰结构的外在表达即制度,通过这种制度甚至可以转化为社会的、经济的结构。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5]中借英国和西班牙、英属北美和西属拉美的历史殊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例证,这些例证说明,由于每个社会的个体都是学习者,从社会传统那里的学习不仅是认知主体面对新环境而产生的新经验的因变量,同时还要受到既存信仰结构不断渗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有可能导致几代人的潜意识选择,这决定了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另外一种路径依赖,即文化传承使现在和未来都同过去关联。由此,学者们可以得出一个理论推导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路径依赖不仅可能使制度变迁沿着既有的路径进入良性轨道,也可能使制度变迁沿着错误的路径滑入低效率的状态而无法脱身。这个结论在全世界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在中国西藏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这个课题的论证,将证明这一结论的合实性与普适性。

  其实, 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6]思想在凡勃伦传统中早已提及,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指出:“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 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和保守主义因素。”在凡勃伦看来,制度是人们思想和习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直接与人们的心理活动相关,因此,制度的变迁其实就是人们为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心理方面的调整或改变。他说:“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7]这意味着社会制度的演进体现了人们对变化了的环境的精神适应过程,一些与现存环境难以相容的思想习惯被淘汰了或被改造了,产生新的制度。而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的制度是以往过程的产物,同以往的环境相适应,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在形势的要求,所以制度在形成的同时也在蜕化为陈迹,它滞后于形势的变化,它形成的终点也就是调整的起点,这决定了制度总是处于无止境的演变之中。[8]在对西藏总体供给模式的研究之中,我们发现这个模式其实就是西藏地方进行发展的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在制度经济学层面上看,它具有通过一种制度供给之后研判过去的绩效以决定是否照此办理的理性选择作用,换言之,过去的制度供给(安排)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今后对这种制度供给的取舍,当规模收益发生递增时人们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制度供给,即沿着这个路径继续向前,相反则希望不予保持。中央对西藏的总体供给模式,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的50多年间特别是1994年之后,给西藏地方的规模收益趋于递增,从地方机构和普通人群都实现了收益递增,政府绩效也由这个模式得以实现,总体供给模式已经成为西藏社会变迁制度“路径依赖”的特有方式,至少在15年之内不可能有什么模式能够取代这种模式以保持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供给制度等等都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通过对西藏经济社会的系统研究,解析结构性矛盾及其根源,客观评价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从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两个层面来研究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并提出进一步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26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对非典型二元结构的具体分析,参见孙勇《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3]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人的境况变得更好。

  [4]“费效比”或者投入产出比(英文简称RIO),就是投入费用和产出效益的比值。

  [5]道格拉斯?C.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

  [6]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 、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ffect)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强化。诺思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7]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3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8]杜朝运,《论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变迁思想的变迁》  经济评论 2001 年第5 期。

(作者系西藏社会科学院书记 责编:鹤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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