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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现实发展中制度供给的理性思考
西藏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度供给研究绪论之四
时间: 2012-01-13      孙勇      来源: 中国西藏网

  【前言】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当代藏学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中,理论或学术的探讨不深,其中对社会变迁的制度供给问题还未有足够的重视。

  综观我国藏学研究和西南边疆研究,主要集中于藏族和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政治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相比之下比较缺乏,研究的层次相对较低。再纵观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各个方面,因西藏经济在总体上较为落后和弱小,探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领域显得很窄,多数属于经济工作层面的对策研究或者是政策研究,囿于方法论和方法的原因,这些研究的实证研究不足,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学术性也不可能很强。鉴于实践的需要,拓展对西藏乃至对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其制度供给问题的相关性进行探讨,已成为理论界亦即思想库的当务之急。

  研究制度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并予以理论和实证的阐释,目的是找到不同区域和特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以及需要如何改进制度供给等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供给是决定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制度供给与变迁。从经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西南边疆省区的相对落后,并在东西部差异问题中显现出的矛盾激化,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差异化问题,其实是在国家进行制度供给以矫正传统制度缺陷,又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变迁等环境下出现的系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如果能够清楚地看到并清晰地认识到从这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问题,将有益于西藏乃至西部宏观对策和政策制定的理性前提思考。

  对西藏现实发展中制度供给的理性考察

  一直以来,西南省区和西藏现实中的制度供给问题多数时候表现为政策问题,并由此导致了政策的制定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对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政策,研究人员所关心的是其内生与外生的绩效。这个绩效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而对于区域社会来说,长期绩效才是发展的目标任务。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制度学派、发展经济学等专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研究者认为,把制度、制度变迁、制度安排等内生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体现了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换言之,制度的变迁体现在政策的转换上,那么政策的绩效是其转换的拐点。一个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绩效一旦出现低下的情况,甚至出现负绩效的情况时,政策的转换则成为必然,这可以视作制度变迁的一个机理。对中国西部特别是对西藏发展问题的理性考察,人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理论界对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个命题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制度变迁既然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什么在思想库的课题之中忽视制度变迁?那些不利制度变迁后面的原因是什么?

  在中国西部乃至西藏,思想库的贡献在这个方面的非常贫乏的,甚至缺乏理论上的通常认识,即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制度供给和创新是一种生产力;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看到,在内地省市的转型时期,这种双重制度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对于边疆地区诸如西藏自治区。对制度的这两种作用还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在为数不多的经济理论著述和论文中,甚至找不到可进行案例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篇章。西藏为什么忽视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量化制度绩效的实证深度不够有关。许许多多关于西藏发展是“输血”还是“造血”的争论或者期待的论文,只能以不了了之作为结尾。本课题关于制度绩效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一是案例分析,如1959年以后合作经济组织的绩效分析;二是模型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对1959年之后的制度变量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

  制度供给在现实中体现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政策科学、合理、无误就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政策出现偏差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当今各国以及许多执政党对政策和政策研究十分重视,在一些政策学研究中,已经把政策上升到衡量综合国力的主导因素,称政策是执政党执政效能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充分注意到制度供给中的政策因素,认为在既定的条件下,制度变迁是由政策导致的。

  近些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关于制度与变迁的政策建议,将制度供给的政策形式进行了研究,特别是政策导向下的制度供给显然与一个经济社会的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课题组成员近年来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初步的结论是,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课题组主持人认为,如果能够通过系统研究,对政策与制度供给的关系作深入探讨,特别是对西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关联性很强的问题进行实证考察和研究,有助于国家对西南边疆决策的制度安排。因此,本课题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探讨制度安排的政策前提,分析政策影响下的制度供给的特性,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的轨迹,并结合实际对制度供给问题予以阐释。

  在本课题之中,最新的阐释之一是,制度供给可以理解为制度创新的能力,是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以获得在特殊区域追加社会和经济利益的活动。制度供给是影响区域经济活动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在变量。在前提既定的情况下,制度供给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从研究的角度上看,制度供给分类可以从制度供给主体、内容、执行、方式、态度、范围、效率七个角度进行,而在其中,存在主动式供给和被动式供给、局部制度供给与整体制度供给新的分类方法。

  第二个最新的阐释是,在分析制度供给的均衡性上,实际中存在着供给创造需求的制度动态均衡模式。制度供给源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不足往往是需求不足的表现,而在特殊区域的特例是在制度需求不足时制度供给可以启动和创造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创造制度需求是现阶段西藏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当制度供给线与制度需求曲线相重合,而且曲线平缓,表明制度供给的进展速度相对缓慢。但这种趋势并非一成不变,在文化摩擦减少、产权逐渐明晰、财政好转以及社会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制度供给必将冲破临界值而带来整个制度结构的变化,由此造成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必然为制度需求创造产生条件和相应的动力机制,使制度需求在滞缓一段时间后与供给线分离,形成总体制度均衡,这种均衡标志着西藏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态势可以确立。

  第三个最新阐释是,在对制度供给与政策的关系上,特殊区域的实证研究证明两者有一种内在关系。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演进的历史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要求执政党的制度与政策的供给环境时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现阶段非典型二元结构内涵的变迁,既是原有制度和政策供给的结果,又是现有制度和政策供给的起点,这个动态的变化意味着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制度供给和政策实施的过程是“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过程,一种制度和政策均衡被打破,新的制度以及政策供给必须及时跟进,新的制度变迁必须及时补位,制度供给与社会变迁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社会变迁是制度供给的依据,政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
第四个最新的阐释是,制度供给组合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效能具有很强影响,即不同的制度供给形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效能是不同的。如前的分类研究制度供给的不同组合形式,可以阐释西藏经济社会进步的效能问题。

  在本课题中,“制度变迁”的命题主要指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目标最大化,通过政策法令实施强制性变迁的一种态势。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变迁的制度供给来看,制度供给具有针对整体和局部不同重点的特性,从制度供给的强度来看,还有强制性和需求诱导性不同侧面的原则,从制度供给的速度来看,还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之分。西藏经济社会具体的制度供给,可能是整体制度供给或者变迁,也可能是局部制度的供给或者变迁,存在强度和速度的搭配选择问题。其中,需要审时度势,适时调整,进行高强度、快速度、可逆性小的制度供给组合,在必要的时候也要采取低强度、慢速度、可逆性大的制度供给组合,也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多种组合。本课题研究将制度供给的速度看作制度变迁方式,或称之为制度演进方式,把从制度供给强度上看的制度变迁称之为制度创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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