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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的藏传佛教
时间: 2011-01-20      史金波      来源: 《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此外,西夏境内的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裕固马蹄寺、武威天梯山、宁夏固原须弥山等石窟中,也有藏传佛教的遗迹。可以说西夏藏传佛教遗物遍布西夏地区。

  四、西夏藏传佛教的僧人和封号

  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夏影响颇深,西夏的藏族僧人数量也较多。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西夏文部分末尾,列举了修塔的有关人员。其中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可知当时在凉州护国寺中已专门设有管理吐蕃、汉族僧人事务的僧官。但从很多材料分析,藏传佛教的大力发展是在仁孝及其以后时期。仁宗朝修订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规定“国境内番、汉、羌中僧人”可量才为座主。不仅证明西夏有藏族僧人,藏族僧人还可以作寺庙主持。《天盛律令》规定番、汉、羌中僧人行童为出家僧人必须能诵11种经,又分为两种:番、羌所诵经和汉人所诵经。两相比较,番、羌所诵经多出《文殊真实名经》《竭陀般若》《无垢净光》《金刚般若陀罗尼经》。这些经典多为藏传佛教经典。由此可见在西夏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以藏族和党项族为多,而汉族主要还是信奉汉传佛教。在桓宗朝罗氏皇太后印施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中,提到“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西番”指吐蕃而言,即藏族。当时所度僧人很多,而且把西蕃僧人列于首位,不难想见对西蕃僧人的重视,也可知西蕃僧人有相当的数量。

  吐蕃人在西夏政坛上的地位并不突出。在西夏政府中很少见吐蕃人担任宗教职务以外的显要职务。从西夏政府颁行的法律文献可以看出,西番族的政治地位在番、汉之下。《天盛律令》中凡提到境内多种民族时,其排列顺序总是番、汉、西番,西番排在第三。汉文文献记载西夏藏族僧人事迹不多,地位不高。如西夏乾祐九年(1178)派大将蒲鲁合野攻金朝麟州(今陕西省绥德西北),邛都部酋禄东贺作西夏内应,相约日期者即为蕃僧达剌(谛剌)。这次战争因藏族僧人的穿针引线,遂使金兵首尾受敌,致遭惨败。又光定四年(1214),西夏右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以书信约宋夹攻金朝,派去联络的是蕃僧减波把波。他带着蜡丸书,前往西和州(今甘肃省西和县)的岩昌寨进行联络。这是西夏晚期利用僧人进行政治活动的一例。藏族僧人在西夏政治、军事活动中也受到信任,但他们不是显要人物。而在佛教中藏族僧人有令人瞩目的地位。

  西夏僧官制度是西夏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僧官制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后期最突出的特点是设立帝师。帝师是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师号。原来认为中国封设帝师始于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封八思巴为帝师。然而新发现的文献表明在此一百年前西夏已经开始封设帝师。北京房山云居寺所藏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题款中发现了西夏的帝师,名为贤觉帝师波罗显胜。后又见西夏汉文《杂字》官位第十七中列有帝师,更确证了西夏帝师的存在。近几年随着中俄合作整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进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又有新的发现。从黑水城文献中发现的西夏帝师有两位,除贤觉帝师外还有慧宣帝师,他们都是藏族僧人,在西夏都是地位最高的佛学大师,撰著了多种佛教文献。

  贤觉帝师在汉藏文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为“贤觉帝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偏袒都大提点、口裹卧勒沙门波罗显胜”。贤觉帝师有西夏功德司正的职衔,掌管西夏的佛教事务,不难看出他在西夏的宗教地位极高。他的官位也是很高的,“口裹”是“授”意,所赐官位“卧勒”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封号,相当于大国王的地位。俄藏文献中有西夏文刻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其经末西夏文题款与上述房山云居寺汉文佛经题款相对应,贤觉帝师的职称、官位、封号、人名完全一致。贤觉帝师在西夏传著了多部经典,其名称在多种文献中出现。如在西夏文《佛说阿弥陀经》题款中有“贤觉帝沙门显胜”。“显胜”即波罗显胜的简称。有些著作中有“贤觉帝师传”的字样,如《一切如来百字要论》《圣观自在大悲心依烧施法事》《圣观自在大悲心依净瓶摄受顺》《默有自心自劝要论》《禁绝顺要论》《疾病中护顺要论》《默有者随胜住令顺要论》《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多种。有的文献署名“贤觉菩萨传”或“贤觉菩萨作”,如《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等持集品》等。贤觉菩萨即贤觉帝师,在《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题“贤觉菩萨传,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而在《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题“贤觉帝师传,兰山智明国师沙门德慧译”,两种经典译者相同。又《等持集品》是贤觉菩萨作,仁宗译经,《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贤觉帝师传,仁宗验定,《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贤觉帝师传,仁宗验定,可见贤觉帝师和贤觉菩萨是同一个人。

  贤觉帝师名波罗显胜,不会是汉人。其传著要经过别的高僧译成西夏文,如德慧为法师时曾译《佛说阿弥陀经》,为国师时曾译《忏罪千种供养奉顺中已集当许文》《奉敕修行者现在及转身利缘佛顶尊胜佛母依千种供养奉顺中共依略忏悔文》等,因此他也不是党项人。贤觉帝师应是吐蕃高僧。
甘州黑水建桥碑的汉文碑铭中也有贤觉菩萨的记载。该碑系仁宗乾祐七年(1176)立,碑文为仁宗御制,其中提到:“昔贤觉圣光菩萨哀悯此河年年暴涨,飘荡人畜,故以大慈悲,兴建此桥,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沾安济之福。……朕昔已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仍罄虔恳,躬祭汝诸神等。”这里的贤觉圣光菩萨应是贤觉菩萨,也就是贤觉帝师。可能贤觉菩萨在藏族人较多的甘州黑水河上建桥,作功德善事,与贤觉帝师关系密切的仁宗曾亲临此桥,嘉美贤觉兴造之功,后仁宗于乾祐七年立碑撰文,碑文一面汉文,另一面藏文,也可佐证贤觉帝师是吐蕃人。

  在俄藏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第二个帝师是慧宣。慧宣帝师撰著的佛经也不少,有其题名的如《风身上入顺》中有5种要论,每一种要论是名称后都有“中国……帝师沙门慧宣”的题名。他的著作也由智明国师德慧译成西夏文。值得注意的是慧宣帝师的题名前都有“中国”二字。“中国”二字在这里不是指中原地区的王朝,也不是指距中原地区很近的西夏王朝,而是专指吐蕃民族。在黑水城的很多佛教文献作、译者题款前冠有“中国”二字者,都不是党项人,而是吐蕃人。然而他们是在西夏的吐蕃人,所接受的封号帝师、国师、法师等都是西夏的封号,他们所在的寺庙是西夏寺庙,所以应把他们视为西夏人。

  西夏还有第三个帝师,为大乘玄密帝师。有一部由清宫流传出来的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经陈庆英教授考证,有一些文献是西夏时译传的。其中第6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为“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大乘玄密帝师是西夏的帝师。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虽未见大乘玄密帝师的题名,但有大乘玄密国师的记载。西夏文、汉文两种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御制发愿文中,记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有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这些都是藏族僧人。在天庆元年(1194)为刚刚去世的仁宗皇帝刻印的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又有大乘玄密国师,前面也冠有“中国”二字。大乘玄密国师后来升号为大乘玄密帝师。在汉文本《大乘要道密集》第66篇《大手印伽陀支要们》的师承次第中,也记载着大乘玄密帝师,他是噶举派著名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

  以上三位帝师未在同一文献中出现过。可能西夏王朝同时只封一名帝师,帝师圆寂后,再封一位帝师。这三位帝师的传承顺序约可能是贤觉帝师、慧宣帝师、大乘玄密帝师。

  西夏政府中管理佛教事物机构是在家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二司的主要负责人为国师。西夏的国师较多,其地位次于帝师,往往任功德司正的职务。西夏国内同时就可有几名国师。现已从多种文献中知道了西夏20余位国师的名称,其中有吐蕃族国师。除前面提到的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的高僧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外,西夏还有一位高僧觉照国师法狮子,也是吐蕃僧人。他的题名前也冠有“中国”二字。《道之中禁绝顺要论》题款为“大度民寺中国觉明国师法狮子传”、《中有身要论》题款为“大度民寺(众宫)中国觉照国师法狮子传”。大度民寺是西夏著名寺庙,“中国”当时是藏族的代名词。法狮子是在西夏的藏族高僧。

  在西夏法师是低于国师的高僧封号。西夏法师很多,但文献记载中藏族法师较少。《大乘要道密集》第6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题款中的西番中国法师禅巴,就是在西夏的藏族僧人。不仅其前的“西番中国”证明了他是藏族,在同书第七篇《解释道果逐难记》的篇首记禅巴传承,并可推知禅巴是萨迦初祖萨钦的弟子,更确证他是藏族身份。

  在西夏传播发展藏传佛教只靠藏族僧人是不够的,要在西夏地区传播藏传佛教经典,需要将其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这就要有通晓藏传佛教经典的党项人和汉人。在存世的西夏佛经中可以找到从事藏传佛教经典整理、翻译的党项和汉族高僧。如主持整理、校对、刻印《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诵顺要》的出家僧人酩布慧明,酩布是党项姓。贤觉帝师和仁宗详勘的《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中,参与翻译的有僧人诠教法师鲜卑宝源,鲜卑是西夏番姓(党项)之一。周慧海也是参与此经翻译的高僧,他可能是汉族,有显密法师的称号,有功德司副使的职衔,后升为国师,多次翻译贤觉帝师的著作。又如智明国师德慧,他可能不是藏族,但他翻译、著有多种藏传佛教著作。郭法慧为法师,后升为国师,也翻译多部藏传佛教经典。

  11世纪末以后,伊斯兰教在印度强力推行,对原来的佛教造成重大威胁。不少印度僧人为躲避灾难,并弘扬佛法,来到西藏传法。同时一些印度僧人也到佛教兴盛的西夏传法。在西夏时期印度正流行密宗佛教。在西夏早期,景宗时镌刻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记载进献舍利的有“东土名流,西天达士”,这里的“西天达士”当指印度僧人。《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题款中有高僧拶也阿难答(胜喜),题款“天竺大钵弥怛、五明显密国师、讲经律论、功德司正、口裹乃将沙门拶也阿难答亲执梵本证义”,不难看出他有很高的宗教地位,同时也有了相当高的官位“乃将”,此官位是可赐予中书位的高官。他还传译过《佛说阿弥陀经》《番语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恭顺》等。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一些冠有“西天大师”的僧人,他们是在印度撰著密教经典,还是来西夏传法,还需分别考察。

  西夏文献中出现了很多僧人的法号、封号和职衔,需要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族属及活动。但根据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在西夏藏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藏族、党项族、汉族,甚至印度僧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西夏藏传佛教的经典

  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不少经典移译成西夏文,以适应西夏党项僧俗的需要。百年来,西夏时期的文献出土、发现很多。其中以黑水城出土最为丰富,内中佛教经典数量最多,近400种,里面不乏藏传佛教经典。西夏文佛经中,凡译经时代明确的,大都在西夏前期。而译自藏文的佛经,多未注明翻译时代。这可能是受了当时藏族习惯的影响。在西夏文佛经中,有的在传译经题款中明确写有“羌本翻译”、“羌译”的字样,有的在序或发愿文中记载译自藏文,如西夏文《大乘圣无量寿经》序中有“羌文已译,刻印流行”的记载。有的则没有类似记载。所以确定西夏文佛经是否转译自藏文,还要从经名、章节和用语上去考察。有的佛经卷首效法藏文佛经的形式,经题首先是用西夏文音译的梵语经名,前冠有“梵语”二字,然后才是西夏文所译经名,前冠有“番语”二字。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圣摩利天母总持》、《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大寒林经》都是这种形式。

  西夏的藏传佛教经典很多,如西夏文《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寒林经》《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大密咒受持经》《圣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大乘胜意菩萨经》《圣胜慧到彼岸八千颂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圣摩利天母总持》《出有坏母胜慧到彼岸心经》《不动总持》《大印究竟要集》《吉有金刚王空行文》《圣金刚王能断胜慧到彼岸大乘经》《无量寿宗要经》《圣柔吉祥之名真实诵》《呼金刚王本续之记》《秘密供养典》《呼王九佛中绕随五佛亥母随略供养典》《不动佛随广大供养典》《六幼母供养典》《吉有令净恶趣本续干》《十五天母加赞》等。有不少是藏传佛教的法事仪轨,如《聚轮供养作次第》《胜令住顺法事》《菩提勇识之业中入顺》《菩提心及应常作法事》《离世七道法事》《心习顺次》《金刚王亥母随净瓶以亲诵作顺》《圣顶尊相胜母供顺》《金刚王默有母之思定为顺》《番言圣观自在千眼千手之供顺》《吉祥上乐轮随耶稀鸠稀字诵以前尊习为识过定入顺要论》《风气心上入顺》《风气心上入顺》等。此外,还有很多要论,如《白伞盖随母施食要论》《四十种空幢要论》《默有自心自恋要论》《金刚王默有母随智火供造顺要论》《欲乐令全混要论》《大白伞盖母之总持诵顺要论》《大乘默有者入道中顺大宝聚集要论》《中有身要论》《诸密咒要论》等。

  藏族的因明学也传到了西夏,西夏文的因明著作也有不少,如《正理滴之句义显用》《正理意暗除之文略释》《正理滴特殊造他利比量品》《正理滴特殊造》《正理空幢要语》《正理滴第一义释记》《正理滴第三义释记》等。

  西夏时期还有不少藏文佛经转译成汉文,使汉族信徒也便于接受、信奉。这样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使我国汉文佛经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后世藏传佛教进一步向中原地区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西夏把藏文佛经译为汉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黑水城发现的汉文经典,如《密咒圆因往生集》《六字大明王陀罗尼》《仪轨后记》《金刚剂门》《念一切如来百字忏悔剂门仪轨》《佛眼母仪轨》《梦幻身要门》《甘露中流中有身要门》《舍寿要门》《金刚亥母禅定》《圆融忏悔法门》《密教念颂集》《黑色天母求修次第仪》等。

  西夏黑水城还出土有一种特殊的手写本西夏文佛经,其中每一个西夏字都用藏文为之注音。这种佛经仅发现有数纸,为俄国科兹洛夫和英人斯坦因自黑水城遗址掘获。这种注音形式便于懂藏文的人学习、诵读西夏文佛经,表明了西夏党项文化和藏族文化的互动。此外斯坦因还在黑水城遗址发现有“汉文而用西藏文注释”的残页。由此可以推想当时西夏境内几种主要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密切关系。
  西夏时期不仅有西夏文、汉文佛经,还有藏文佛经。前述乾祐二十年(1189)印施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御制发愿文中,记载了在大法会上“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乾祐二十四年(1193)西夏文《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的发愿文提到“使诵读番、汉、羌三藏经各一遍”。应天四年(1209)的一佛经发愿文中有“诵读经文:大藏经文番、羌(藏)、汉一百八藏,诸大部帙经及余杂经等共二万五十六部”。也提到作法事活动要读诵藏文佛经。西夏的汉文佛经《佛说父母恩重经》的发愿文记述法事活动时也有“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蕃大藏经五遍”的记载。

  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献中,藏文佛经较为少见。西夏在散施大量佛经时,往往只有西夏文和汉文佛经,没有藏文佛经。如仁宗乾祐十五年(1184)刻印的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发愿文记载:“仍敕有司,印造斯经番、汉五万一千余卷,彩画功德大小五万一千余帧”,乾祐二十年(1189)刻印的汉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记载:“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桓宗天庆二年(1195)刻印的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发愿文记载:“散施八塔成道像净除业障功德共七万七千二百七十六帧,番、汉《转女身经》、《仁王经》、《行愿经》共九万三千部”。每次所散施佛经都数以万卷,应是刻本。其中未提到大量散施西番(吐蕃)文经。没有刻印和散施大批藏文佛经可能说明在西夏西番人数不如党项族、汉族多,或藏文的刻印事业不如西夏文、汉文发达。

  因西夏境内有相当数量的吐蕃人,在黑水城、武威等地也出土了一批西夏时期的藏文经典。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藏文经典有数十种,有写本,也有刻本。藏文写本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辩证法性论》等。藏文的刻本也陆续有所发现,从黑水城出土的藏文文献中找到了早期藏文印刷品。如刻本藏文护轮等。一种护轮高24.5厘米,宽19.5厘米,画中张开的公猪皮内有一大圆圈,内有藏文,中又有正方形,四角有藏文,内又有一小圆,有藏文6行。另一种护轮高24厘米,宽24.5厘米,画一背部张开的陆龟,内有7个同心圆,各圆圈内有藏文、梵文。此外还有几种藏文刻本佛经,不少页面完整,有的一种多达20多页。

  藏族有高度发展的文化,早在7世纪就创制了文字,藏文经典也译制、集结很多,但在很多民族普遍使用印刷术时,藏文的早期印刷品却一直未能发现。过去见到最早的藏文印刷品属于明代。上述黑水城出土西夏时期的藏文刻本,证明早在西夏时期已进行了藏文的雕版印刷。这些藏文佛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近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也发现了多种早期藏文刻本残页,也十分珍贵。

  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也传入西夏。西夏的佛经中有一些是梵夹装(长条书式),纸质厚重,两面书写。唯藏文横书,西夏文竖写,各自遵循原来的书写习惯。如《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种咒王阴大孔雀经》《圣大乘守护大千国土经》《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圣魔利天母总持》《大般涅槃经》等都是梵夹装。

  西夏地区的大量藏传佛教经典有的译自藏文,有的是吐蕃佛教大师在西夏的撰著,还有的是党项人和汉人的著作。这些文献说明西夏是传承、翻译、撰著藏传佛教经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地,为藏传佛教继续在中原地区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西夏藏传佛教的绘画和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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