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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达昌家族历史叙事与拉萨的政治斗争
时间: 2011-03-15      卡洛尔·梅可葛兰      来源: 《民族学刊》2011.1

    邦达仓拥有大地,邦达仓拥有天空
    ——西藏民谚
    在一个黑暗与雷电交加的傍晚,拉萨居民聚集在布达拉宫背后的“二十公园”(nyi shu''i gling ga)内庆祝传统的“煨桑节”。整个一天,人们在公园内搭起的帐篷里野餐与赌博。除了糟糕的天气外,公园内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人们尽情地吃喝玩乐。西藏大部分的上流社会成员齐聚一堂。帐篷的门帘都被放下了,也许是为防止别人的偷窥和恶劣的天气的侵袭。在其中的一顶帐篷中,伴着暗淡的油灯与焟烛光,一群人一边玩“麻将”,一边喝着“羌”,帐篷外,两个人交头接耳,紧张地准备着自己的节日活动。此时,麻将桌边一两个人正在想着如何出牌,一道闪电后雷声隆隆,闪电照亮了整个帐篷。透着“羌”刺激得发亮的眼光,人们发现有人轰然倒地。帐篷外两个人早已离开,急急忙忙穿过拉萨的大街小巷逃命去了。倒地的男人已经死去,就在雷声响起的一瞬间被人射杀,雷声掩盖了枪声,使杀手能够从容离开。
   
    这一事件发生在1921年,被害人是邦达列江,邦达仓家族的首领,一个定居拉萨的康巴商人,也是13世达赖喇嘛的亲信。
   
    西藏人至今传诵着邦达列江被害这一戏剧性的事件。事件发生70多年后, 讲述者们神态依然肃穆, 双目圆睁,声音低沉,他们的讲述使故事充满悬疑,而始终未解的谋杀以及邦达仓家族在现代西藏社会与历史中的争议性地位又使故事更加曲折。本文按照事件本身的悬疑发展,将两个脉略合二为一。首先将研究邦达列江的谋杀以及此次谋杀引起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将研究邦达仓家族的历史以及西藏社会的地区、阶层以及政治关系。
   
    在上个世纪前50年内,西藏社会正艰难地探讨着从外面传入的有关“现代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各种思潮。西藏的商人阶层在拉萨的贵族控制的社会中正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团体。这一新兴商人团体中的多数来自于西藏东部的康区家族,该团体的抗争是对“民族想像”中地区社会地位与社会阶层间严格等级制度的挑战,因为该制度优先照顾的是西藏中部的贵族阶层。20世纪拉萨贵族世系与继承意味着财富与权力,但是经济方面的成功也开始影响到传统的社会声望所依持的堡垒。其在康巴人中间,两个最成功的贸易集团是来自于甘孜的三都仓家族以及来自芒康的邦达仓家族。与热振拉章一起,这三大家族被称为“热振-邦达-桑都”。在今天的噶伦堡,印藏公路关闭40多年后,他们仍被人们称为,“西藏的太阳、星星与宝石”。
   
    “地邦达、天邦达”。我第一次听到这一说法是从邦达家族以前的养骡人那里获得的。在以后的接触中, 我也听到许多藏人常引用这句话,并说邦达家的佣人在犯事时通常会讲:“我与邦达家有关系,其奈我何?”这种怠慢无礼只有邦达仓家族的权势才能做到,他们从默默无闻串升到迅速拥有权力,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成为了也许算不上最阔绰的, 但却是全西藏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来自于康区的邦达仓家族在拉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家族成员游历于印度、康区、拉萨和内地,涉及领域包括西藏的经济、贸易、世俗和寺院政治,与国民政府及英印当局建立了各级公开与秘密的联系。在本文中,我将综合一些口头和文字材料来展示该家族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与利用新的材料来佐证1934年邦达家族在康区的叛乱或1940年邦达饶嘎在噶伦堡的“西藏进步党”的研究不同,我将集中于研究邦达列江本人,以及他怎样作为邦达家族的父权首领引领其家族在全藏赢得声望。
   
    迅捷闪电:邦达仓家族的成功史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西藏昌都。在较短的时间内,邦达仓家族从地方权势发展为地区力量乃至于全西藏的权贵,他们沿用了两个不同的名号—邦达仓(Pandatsang)及彭达仓(Pomdatsang)。19世纪中叶,昌都萨迦地域内的彭达仓家族,被称为“扎巴彭达”是萨迦家族与萨迦教派的贸易合伙人与赞助者。当时,萨迦家族首领的一个姐妹,嫁入了彭达家族。他们获得了萨迦家族在芒康(昌都南部的重要地区)一个职位,因此迁入该地区。列玛江参(邦达列江)是彭达—萨迦联姻的后代传承。邦达列江本人的商人敏锐与宗教护佑使家族权力得以巩固加强。与萨迦家庭的关系是邦达昌家族发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萨迦家族是全西藏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他们从西藏中部的萨迦镇及寺院开始发展,在13世纪成为权贵。虽然萨迦家族统治西藏的时间只有一个世纪,但该家族的重要性和宗教传统并没有减弱。独特的是,所属的家族,地产、寺院和作为藏传佛教四大派别之一的教派都被称作“萨迦”。除了遍布西藏的萨迦派寺院外,萨迦在1950年还在西藏十一个不同地区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包括西藏东部的二个区域—芒康与八宿。
   
    萨迦家族在芒康的职位是芒康18宗(领地)之一,被称作“甲科彭”(亚科宗)。邦达家族所领受的就是这一领地。这片区域包括金朵牧区和农牧混合的果树区,以及甲科寺院和附近地区。这一职位通常授予萨迦寺内一名僧人,由他在3至5年内担任寺院和社区的领导。与此不同的是,邦达家族获得的职位是永久世袭制。这意味着该家族是这一区域新的统治者,该区域除向萨迦交税外,也向拉萨当局支差或征收“地区税”。
   
    萨迦职位的获得给邦达仓家族带来了物质利益,同时获得保护神“多吉达登”和“索果”精神护佑,以及开始侍奉威严“芝玛”神和萨迦教派中“巴姆”灵媒,得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转变。家族迁入的芒康地区被称作邦达,家族因此被冠以“邦达仓”的称号,而不是早期的“颇姆达仓”。这一近期的变化反映出“颇姆达”和“邦姆达”仍然可以指称该家族。家族更乐于将自己称作“邦姆达”,转译为“邦达”,这里我将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称呼他们。
   
    芒康的新职位没有削减邦达家族的贸易,反而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了贸易的方式。邦达列江搬到了拉萨来协调家族的长途贸易。从此,邦达家族获得了社会承认,开始影响整个西藏社区的“历史记忆”。在与康巴及拉萨藏人关于邦达家族的数次采访中,一些能够解释该家庭的发迹过程的当事人,都向我叙述了类似的故事。汇总如下:
   
    1911年,清朝被推翻,13世达赖从拉萨逃往西藏边境地区,邦达列江为达赖喇嘛提供货运,以及一支由200至300康巴人组成的护卫队。当达赖喇嘛安全返回拉萨后,他接见了邦达列江,问他需要什么奖赏。列江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商人,不懂政治,只是希望获得政府特许的经营权力。达赖喇嘛答应了他的要求,将命令送往噶厦——西藏内阁。噶厦问列江,“如果我们给你提供一百万果莫,明年我们能获得多少”。他聪明的回答道,“两百万”。协议达成后,邦达作为新星开始崭露头角。作为噶厦政府的商务代表,邦达从销售商处以固定价格半价购入羊毛,别人必须在他完成购买后,才能购买。他只支付运输价的半价,别人必须在他完成运输后才能装运货物。别的商人,羊毛商,运输商不满这种规定,开始变得妒忌起来。
   
    关于邦达家族与13世达赖偶遇的口头历史将家族的发迹时间确定为1912年。但是列江确实帮助过13世达赖喇嘛,并且后来因此受宠。这一时间要早于1912年。在伦敦收藏的英国殖民档案帮助我们将这一时间提早了几年。虽然西藏从未被英国殖民过,但英帝国及其殖民官员书写并积累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对于西藏,我们可以看出, 英帝国的目的是试图确保西藏的发展与大英帝国及英印当局的利益相吻合。20世纪初英国在西藏的政策目的有三个:首先是在西藏精英层中培养亲英情绪;其次是影响西藏的外交事务;再次是以发展贸易作为英国与西藏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就第三点而言,英国当局一直感到不安,西藏当局的贸易政策经常有悖于英国人观念中的“公平与开放”的市场原则,而这一原则是印度与西藏签署的一系列贸易协定的基础。
   
    对于西藏贸易政策的抗议,集中于西藏当局对于邦达家族的偏爱,这也是英国与拉萨方面交涉的主要内容。1909年,英国开始抗议对邦达仓家族的宠幸,这一抗议发生在列江对达赖喇嘛提供帮助和护卫的前三年。1909年5月26日,西藏政府赋予三家商号采购羊毛与牦牛尾专营权:“拉萨的昆桑家族,车玛的京巴家族(如果京巴家族无力进行,由拉萨的噶如莎执行),彭多仓家族的朴聂仓”。
   
    与英国一道,印藏交界地带及沿噶伦堡至拉萨路段之间的春丕谷的18家大的商家也参与了对“特许经营权”的抗议。清驻藏大臣联豫也反对这项特许权,曾颁令撤销。但他的要求与别的抗议一样被西藏当局忽略,“专营权”使持有者们很快受益。邦达家族的贸易实力很快增长,当局仍然将西藏主要物产羊毛的专项经营授予邦达列江。邦达也是从内地输入茶叶和丝绸的主要经销商,在内地,包括北京和上海,都开办了商号。到1920年,邦达列江被公认为西藏商界的领袖,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注意。1904年至1921年间,间断出任驻锡金(兼领藏事)的政治专员的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就邦达列江的情况提供了一份罕见的描述:
   
    我在藏期间,西藏主要商人是邦达仓,我在拉萨见过他。他在加尔各达、上海和北京有分号,以前在日本也有分号。他与印度的贸易主要是羊毛,但他也出口牦牛尾和其它商品。往北京输送羊毛服装,及狐狸皮、石貂皮、猞猁、旱獭等。他从内地输入大量的丝绸。邦达仓强调了解不同丝绸的品质,因为西藏不同地方的爱好需求不同。他认为,从俄罗斯输入的丝绸质量优良,没有次品,甚至比最贵的内地丝绸还要昂贵。
   
    邦达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康定或成都支付流通于上海的可兑汇票的康巴商人。到1910年,邦达家族在拉萨的成功经营,使他们决定与拉萨的贸易商江棱(央格棱)家族联姻。江棱家族的女儿索南和色东,与邦达家族的儿子央培和托加成亲结婚。不仅如此,为了亲上加亲,作夫婿的兄弟俩又迎娶对方的妻子为妻。通过官方的仪式,两家合二为一。双方的联姻,生育了一个女儿,白玛措杰。她从此有了邦达姓名,同时原来的江棱家族的儿子也被称为邦姆达竹巴(或邦苏),在进入政府部门当差时被称作邦苏。两家的联合不仅是商家的联合,而且为康巴邦达家族与拉萨社区间建立了更深的联系。
   
    拉萨的社会差别不只是阶级差异,而且包括地区差异。周边地区的藏人依附于中部西藏的社会等级序列。能够跨越差别将不同社会集团集聚的两股力量是商贸和宗教。商贸和宗教信仰能够跨越社会和地区差异,同时也在内部生成新的差异。如,通过地区商会、寺院及按地区归附的住所,进入拉萨的康巴人能够轻易地找到居所和饮食,获得喇嘛的庇佑。在这一熟悉的世界里,许多商人也许满足于在这一框架内活动。然而邦达列江的愿望超出了拉萨康巴社区的范围,他与江棱家族的联合,他的商业努力,他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就是充足的证据。英国殖民档案和西藏流亡政府历史回忆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为什么邦达列江在1909年获得特许权?是什么使他获得西藏政府的重视?
   
    解释邦达仓家族在拉萨成功的钥匙由列江的孙儿——莫南索南托加来开启,作为白玛措杰的儿子,莫南索南托加的青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在他舅舅央培家度过。邦达央培,与他的兄弟热加和托加,将家族以往的故事讲述给年青的一代,这些故事包括早年邦达列江在拉萨的时光。在家族逸史中,列江也以普通康巴商人的身份来到拉萨的。来时他并没有很多钱,但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很有抱负。来到拉萨后不久,列江从朋友处借钱并向拉萨“三大寺”—色拉、哲蚌及甘丹寺捐献了大笔资金。他将自己所有的钱捐献给他们,没有给自己献下任何剩余。当时的西藏未开办银行,人们必须自己保管财物。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将向寺院供奉作为美德。因此,寺院的资金十分充裕。列江向寺院捐献大笔资金后,在拉萨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开始谈论他的乐善好施,寺院方面也认为邦达列江一定是一个刚到拉萨康巴富商。由于没有银行,寺院不愿意将大笔的资金存放在寺院中,一般将资金存放在他们信任的施主家中。这时的邦达列江已显示出他是一个能够委以重托的捐助人,因此他被要求为寺院保管资财。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时将这些资金作为原始资本来发展,在生意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追溯列江的这段佚事时,他的孙儿莫南索南托加说:“这就是开端,在三大寺的护佑下,你在西藏就是安全的”。
   
    列江确实是安全的。他不但获得了西藏政府中僧俗官员的支持,后来也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十三世达赖在执政时期,曾培植了几个亲信。而作为他的亲信,意味着接近达赖喇嘛的机会超出众人,同时也能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内获得特权。莫南索南托加认为,也许列江作为一个聪明能干、有着虔诚信仰的康巴人,引起开明的达赖喇嘛的注意。他愿意与康巴方面建立起稳固的关系。邦达列江个人的敏锐和寺院的关系,他与达赖喇嘛的私交(日后发展为他的儿子与达赖喇嘛及其首席宠臣土登贡培的密切关系)为邦达家族提供了无法估量的财富和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对于那些认为谋杀列江就能够整垮邦达家族的人来说,他们显然错了。
   
    未解的罪行:故事与历史政治
   
    历史就像罪行的道具:即使行为本身无法复原,它仍然遗踪可寻。
   
    邦达仓家族的历史,幕后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轶闻、秘事和猜测。列江被谋杀,这一至今未解的犯罪行为,引起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思考。究竟谁谋杀了列江和出于什么原因杀害了他?这件案子因无法侦破, 乃至于不情愿被侦破而形成了历史上的一段悬案,其间社会政治隐隐约约,犯罪嫌疑人的名字闪闪烁烁,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迄今为止事件和当事人的情况也许根本无法复原,但这段历史的其它方面与无从追溯的真相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里我将通过这一历史事件由何人叙述,以及怎样被叙述,来探讨这一历史事件在不同时间段内,其叙述是怎样按照藏族社会的“主控阐释机制”来加以调适的。在寻找凶手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应该探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以后西藏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嬗变过程是怎样的。
   
    这里要谈到的历史被称为“洛惹余”(lo rgyus),即没有特定的主题种类,以口述而不是早期编年史的形式出现。我所要讨论的邦达列江被害的这段历史既涵盖了事件发生后的书面及口述资料,也包括前些年我在访谈中所作的笔录。在综合梳理这些资料时,我所寻求的不仅是关于谋杀的信息,而且也包含了关于谋杀的故事已被叙述和未被叙述的方式。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波提利(Alessandro Port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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