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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时间: 2011-12-08      马戎      来源: 《西北民族研究》

  自从2008年拉萨“3 14”事件以来,全国民众对西藏和新疆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关系日益关注。作为一个举世瞩目、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背后,无疑有许多境外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我国各地许多领域的工作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与失误,近几年在汉族地区发生的几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就不大容易以境外势力的干预来推卸责任。假如我们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思路是符合社会实际的,各项工作的效果得到各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肯定,那么境外势力再如何捣乱也不可能掀起大浪。所以,我们还是应当把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清醒地面对现实,主要从我们在国内能够做什么的角度来寻找今后切实改善民族关系、促进各族共同繁荣的有效途径和具体办法。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广阔的国土和海疆,在这个国度里生活着勤劳智慧的13亿国民。尽管依据各自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他们逐步繁衍成为聚居或混居的不同群体,并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中被划分为56个民族。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文化核心的统一的多族群国家。在不同的朝代中原王朝的疆域或大或小,族群之间的关系或密或疏,但在历经几千年的战争、迁移、通婚和各种形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人口融合之后,今天中国各族群已经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各自特点又有统一共性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已经构建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同时,不可回避的另一个事实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类型、迁移制约和族际交往历史等原因,我国各少数族群及其聚居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经济和行政联系的紧密程度在近代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势,有的(如满族)几乎完全融入汉人社会,有的(如藏族)曾长期保持相对自治的状态。而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从基本性质到具体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新的变化,那就是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部族国家”模式向现代工业化的“公民国家”模式过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各个地区、各个族群聚居区会因历史基础不同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方面继续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各地区的转变起步有先有后,过渡速度有快有慢,从而呈现出一幅多阶段、多维度、多元化的复杂图像。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广阔的疆土和13亿的人口规模,在发展进程中展现出这样的复杂图像是十分自然的。

  面临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各族群的发展现状和今后进一步发展将要遇到的问题,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心的重点之一。人民共和国成立已60年,外部的世界和中国内部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和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从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加入了国际大市场。这些变化必然影响到国内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族际关系,中央政府自21世纪初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当地的传统经济模式造成冲击。在外部各种反华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的煽动和支持下,国内一些地区如西藏和新疆出现了分裂主义活动和恶性治安事件,这也使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成为本世纪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仍然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任何理论或制度,即使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这些理论或制度也仍然必须接受当前社会实践效果的检验。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欧洲发生经济大萧条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却享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苏联迅速发展成一个工业国并奠定了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物质基础。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同样的指导思想和同样的制度在后来的年代里却导致了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盲目迷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时抹黑苏联在历史上取得的伟大成果,纵容民族主义思潮,最终导致苏联解体。邓小平同志倡导尊重事实、尊重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态度,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在这样的科学精神指导下摸索出来的改革开放道路,才使中国走出了经济停滞的困境,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小平同志在改革进程中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是指导中国30年改革开放走上正确道路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分析和思考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时,也必须遵循这样的科学精神。

  新中国成立60年,现在整个时代和社会已经完全不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结构与态势了,无论是少数民族民众还是政府的干部队伍都出现了代际更替。今天构成少数民族青壮年群体的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些翻身解放、烧毁身契债券的农奴与贫民,而是“70后”和“80后”,他们没有亲身感受过旧西藏的农奴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他们在成长时期所听到的是“文革”中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和大量冤假错案,他们亲身感受到的是今天各族成员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就业竞争,他们接受的信息除了政府的思想教育之外还有境外的反华宣传。不去与他们深入交谈,不去了解他们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和内心感受,仍然以上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时“翻身农奴心向党”的刻板印象来想象今天的藏族青少年,是不可能客观理解目前的西藏社会的。上世纪50年代进入西藏、新疆的军队与政府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和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当地民众今天提起来仍十分敬佩。应当说在革命与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干部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操和奉献精神,他们是在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一代。再仔细分析一下今天政府中任职的各级干部,学历大大提高,知识结构今非昔比,但是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则是完全不能和老一代革命干部相比了。也正因为如此,官员腐败才成为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现实,那么既然民族工作的对象(各族民众)和民族政策的执行者(各级干部)都发生了代际更替的深刻变化,我们怎么还能够设想今天的民族关系会保持在上世纪50年代的状况呢?

  时代改变了,社会在前进,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的基本矛盾都发生了变化。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矛盾,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态势,探讨改善族际关系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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