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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西走廊”面面观之陇西走廊中的战争
时间: 2011-10-28      马宁      来源: 中国西藏网

  编者按:“陇西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作者根据在陇西走廊中的长期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对费老提出的“陇西走廊”的概念进行回应,概括出陇西走廊的概念和内涵,并对“陇西走廊”中的民族与宗教情况进行论述。

  一个地理单位要构成一个走廊,必须要具备民族迁徙、战争和移民等条件,这篇文章便是从战争的角度进行解析。

  (一)东汉时期的羌人大起义

  汉代,西羌地区已经划入当时的中国政治疆域以内了,羌人也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陇西走廊中的主要民族之一,羌人在东汉时期为了反动护羌校尉的残暴屠杀政策,曾经发起过多次起义。

  东汉时期,西羌和东羌的大规模起义共有五次,建初二年(77年)到永元十三年(101年)河湟地区以烧当羌为首,与封养、烧何、当煎、当阗、卑湳各羌,月氏胡、卢水胡联合进行起义;永初元年(107年)到元初五年(118年)金城、陇西、汉阳三郡戍羌在开往西域的途中,至河西的酒泉郡(今甘肃酒泉),爆发了起义,并在北地郡建立了滇零政权;永和四年(139年)到永嘉元年(145年)金城、陇西两郡的且冻、傅难诸部与安定、北地两郡的罕羌、烧何逐部在凉州各郡以及关中西部为反对汉朝将佐官吏的贪污暴政而进行起义;延熹二年(159年)到建宁二年(169年)陇西的烧当等八种羌、安定的先零羌、上郡的沈氐羌先后在各郡展开反暴政斗争;中平元年(184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在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爆发了以金城的义从羌和陇西的先零羌为主,后又有湟中的义从胡、汉人及汉族官吏参加的起义[1]。羌人起义范围东起上郡、西河,西至河湟,南到武都,北达北地,更波及益州部、三辅、河内、河西走廊全境。上面所说的五次起义中有四次是以陇西(今甘肃临洮)为中心的,羌人在陇西走廊中来回驰骋,兵力曾攻入三辅的扶风、京兆一带。

  (二)三国时期在陇西走廊中发生的战争

  1、魏、蜀政权的拉锯战

  公元220年,东汉王朝崩溃,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势,羌人成为魏、蜀两国争夺和利用的重要对象。三国时,蜀国曾迁羌人入蜀。建兴六年春(228年)“亮拔西县千馀家,还于汉中。”“建兴七年(229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2]”蜀汉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出攻魏陇,魏军邓艾与雍州刺史郭淮拒之,留邓艾屯白水北。姜维遣廖化于白水南,向邓艾逼近时,又策军自东袭取洮城。邓艾先至洮城据守,姜维不能攻克。“十七年(254)春正月,姜维还成都。大赦。夏六月,维复率众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3]”景耀五年(262年),姜维出侯和攻洮阳,败于邓艾,退还沓中(今甘肃迭部以东,舟曲以西)。景耀六年,魏国诏邓艾、诸葛绪等统军三万进军沓中,寻姜维主力决战。诸葛绪守武街(今武都西南),厥姜维归路。姜维自沓中欲引兵东还,金城太守杨欣等追姜维于疆川口战,姜维败。

  限于蜀汉国力,姜维北伐中原所进行的战争一直在陇西走廊中的狄道(今甘肃临洮)、临洮(今甘肃岷县)、河关(今甘肃临夏西)、枹罕(今甘肃临夏)一线进行,而且屡战屡败,沓中就在蜀国后期的北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成为姜维屯田避祸,以图北伐的根据地。有学者在甘肃省舟曲、迭部、临潭、卓尼四个县的重点地区作了社会历史调查,对地上文物、遗址、口碑传说、藏语音汉语对译、自然环境及军事地理进行考察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后得出了“沓中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洛大以东,舟曲县西部、西南部的大峪乡和武坪乡,核心地区是大峪乡境内。[4]”的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使魏、蜀两国拉锯战的界限变得更加明晰,也进一步明确了陇西走廊在魏、蜀争战中的重要性。

  2、邓艾灭蜀

  邓艾灭蜀所走道路为阴平古道,是陇西走廊中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由陇进蜀的必经通道之一。景元四年(263年)八月,魏军兵分三路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余人,由狄道(今甘肃临洮)进军,以牵制蜀大将军姜维驻守沓中的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余人,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以切断姜维退路;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欲乘虚取汉中,然后直趋成都。司马昭在令邓艾进攻沓中的同时,又令雍州刺史诸葛绪统兵三万余抄蜀兵后路去攻占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和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玉垒),以遏阻姜维入蜀。而由钟会统兵分路攻入汉中,占领当时由汉中入蜀的军事要地阳安关(今陕西阳平关)。姜维回军抢过阳平桥头而后东行入蜀,途中闻钟会已攻占阳安关,即与廖化诸军会合,据守剑阁(今四川剑阁县北)。

  邓艾为避开蜀国有重兵镇守的关隘,不走正道,便选择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更为艰险的进军路线。“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赴涪”。邓艾从阴平桥头沿景谷道东行,他自率所简选的精兵万人为前锋,余下的一万多人则担负粮食军械为后继。行至今白水江的碧口(在今甘肃今文县东南),转而越过险绝的摩天岭(在今四川平武县东北),抵今四川青川县[5]。邓艾灭蜀所走之路即为前面所说的阴平古道。

  邓艾灭蜀在陇西走廊中流下了很多遗迹,今天在甘肃宕昌县官亭观音峡还有“邓邓桥”遗址,是邓艾当年搭桥留下的遗址,半山上搭建栈道的凿孔还清晰可见,蜿蜒曲折,有五六十个之多,遗迹长度近200米,其余遗迹在修公路的时候被破坏。另外,文县县城东面高崖头有邓艾城,是邓艾驻军的地方。在甘肃文县摩天岭还有“滚毡坡”遗址,是邓艾裹毡滚落的地方。

  (三)唐朝时期在陇西走廊中发生的战争

  1、唐蕃之战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迅即向其四周广大地区展开了强大的武力扩张,这种扩张延续了近200年的时间,极大地改变和发展了西藏文明自身的成分,并导致了西藏文明东向发展趋势的形成。[6]”吐蕃王朝与其东面的中原唐王朝往来互通有无,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唐蕃两次联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带去了中原文化,促进了西藏的发展,成为千古美谈。与此同时,吐蕃王朝与唐王朝之间也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陇西走廊成为其进兵中原的有力跳板。

  公元676年,吐蕃军队大举进入鄯(今青海乐都,包括湟水流域)、廓(今青海尖扎县北)、河(今甘肃临夏县西南)、芳(今迭部东南)诸州,统治了这里的羌、党项等族,迁来了一部分吐蕃部落。公元714年八月,吐蕃大将勃达延、乞力徐等率十万大军入临洮,又进攻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唐朝命薛讷摄左羽林将军和太仆少卿王晙等率兵邀击。十月,唐蕃战于武阶驿,唐军大破吐蕃,惩胜追击至洮河,又在长城堡展开恶战。十月,唐军拆毁河源之桥和河东城堡,与吐蕃仍以大河为界[7]。8世纪中叶,唐朝发生“安史之乱”,朝廷尽抽西北之兵勤王平叛,吐蕃乘唐朝西北边防空虚之机,联合南诏、回纥大举东进,数年之间,攻陷唐朝西北数十州,尽有河西、陇右,陇西走廊西南部的芳州、叠州、宕州、洮州尽被吐蕃攻占。当时吐蕃军队驻屯的重点地区有四个:“一是,原随吐谷浑王室北移于大通河流域的那部分吐谷浑人居住区,主要为今甘肃天祝和古浪两县;二是,今青海化隆一带,即藏史所称噶玛洛部驻屯区;三是,大夏河、洮河、白龙江地区,这一地区是吐蕃向唐进攻的兵力集结地;四是瓜沙地区。[8]”吐蕃军队驻屯的天祝、古浪位于陇西走廊北部,大夏河、洮河、白龙江地区则位于陇西走廊西南部,这些军队的驻屯地也正是今天藏族的聚居地。

  2、嗢末起义

  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僧人拉隆贝吉云丹杀死后,在朗达玛的儿子永丹和斡松的周围形成两大贵族集团,相互争位夺权,吐蕃的将领和属部各自为政,彼此争战。由于多年对外用兵和连年饥馑疫疠,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广大奴隶和平民无法生活下去,终于爆发了起义。

  从公元9世纪50年代始,以“嗢末”为主力的起义首先在唐蕃交界的陇西走廊中爆发,《新唐书》记载:“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及恐热乱,无所归,共相啸合数千人,以嗢末自号,居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间,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马尤良云。[9]”敦煌发现的历史文书《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斯6342号中明确记载:“嗢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孙,□国弃掷不收变成部落。”此外,嗢末还融入了一些被吐蕃征服地区的部族,如苏毗、羊同、党项、吐谷浑等。嗢末人长期被吐蕃奴隶主所奴役,在长达百年与吐蕃人民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的子孙逐渐接受吐蕃的语言、风俗、饮食、服饰以及宗教信仰,逐渐吐蕃化了。所以嗢末人是在与吐蕃人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是作为吐蕃奴隶贵族征战和镇戍的一种军事力量[10]。《资治通鉴》记载:“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11]”嗢末起义军逐渐向东南的康区发展,及于全藏。公元869年,在吐蕃本部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奴隶、平民‘金洛’(反上之意)大起义。这次起义犹如‘一鸟飞腾,众鸟影从’,起义烈火燃遍了整个藏区,最终推翻了吐蕃王朝的统治[12]

  吐蕃进攻唐王朝时驻屯在陇西走廊中的军队和部落成为“嗢末”的主力军,今陇西走廊南部的舟曲、迭部一带藏族普遍流传自己为藏王马兵,未得返回西藏命令而留居于此的传说正与此合。

  (四)蒙元时期在陇西走廊的战争

  蒙元时期,为实施酝酿已久的假道大理进攻南宋后方的“斡腹之谋”,蒙哥汗于1252年令忽必烈远征大理。“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术、王君候、王鉴谕大理,不果行。九月壬寅,师次忒剌,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13]”有学者对忽必烈进军大理的路线进行了考证,认为,中路军大体可沿今若尔盖、红原、马尔康至金川县再沿大金川南下至丹巴,此外别无其他良好路线可选。若尔盖、红原、马尔康一线沿途多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适于大队蒙古骑兵行军,而沿大金川西岸南下之路亦较为平坦,因而中路军自忒剌南下至丹巴是很有可能的。西路军忒剌至旦当岭进军路线大体为自甘肃迭部经今四川阿坝、马尔康西北、壤塘、炉霍、甘孜、德格、白玉、西藏贡觉、昌都、芒康、盐井、云南德钦、小中甸进入大理境内。东路军行军路线为自甘肃迭部经四川松潘、茂县北部、黑水、理县、邛崃山脉、小金、金汤、泸定县岚安、沈村渡、得妥南下至黎州白水村,然后由此渡大渡河至青羌地界进而至大理建昌府境内,此后经四川西昌、会理、云南永胜县、永胜县顺州,再西南行渡金沙江至鹤庆经邓川、上关而至大理城下[14]。由此可知,忽必烈率领的大军曾经从东到南,经过陇西走廊,先驻扎在陇西走廊中部的临洮(今甘肃临洮),而后在陇西走廊南部的忒刺分兵,忒刺即洮河之南、叠山之北的达拉沟,今属甘肃迭部县,并由此进入藏彝走廊。这条通道即前面所说的洮岷叠松道。

  (五)明、元在陇西走廊的战争,明初移民和茶马互市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派兵北伐,陇西走廊是明朝和元朝争夺的热点,李思齐弃潼关、走凤翔、退临洮。明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徐达驻兵陇西,派副将冯胜攻临洮。土司赵琦投降、李思齐前后受敌,归降于渭源庆坪。接着邓愈进克河州,元朝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投降[15]。洪武四年(1371年)夏四月丙戌,傅友德按照朱元璋旨意“若出不意,直捣阶、文,门户既隳,腹心自溃。”急速由陕入甘,扬言进攻金牛峡(今陕西宁强境内),实则引军趋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南),攀援山谷,败蜀将丁世珍,攻克阶州(今武都),蜀人毁掉白龙江桥阻挡明军,傅友德修桥渡过白龙江,破五里关(今甘肃文县北)攻下文州,进而渡白水江攻下绵州[16]。此路即邓艾灭蜀所走阴平道也。故古人有云:“夫攻蜀者,不可不知阴平。守蜀者,固可不知阴平乎?[17]”

  《明史》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18]”洪武年间,天下安定后,为了满足壮大武力,扩充兵员的需要,朱元璋设置卫所,军民分籍,实施“卫所制”,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卫所制规定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为“籍选”,即从世袭的军户籍中抽丁而来,每户派一人为正丁去卫所服兵役。而且正丁服役于卫所,必须携带家属,以安定生活并生儿育女。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设河州卫,任命何锁南普为河州卫指挥同知。置千户所八,军民千户所一,百户所七,番、汉军民百户所二,辖区包括今天的甘肃省临夏、甘南以及青海省的黄河以南的黄南、海南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年)设岷州卫。洪武十二年(1379年),洮州十八番族叛,李文忠与西平侯沐英合兵讨平之,筑城东笼山南川,置洮州卫[19]。这三卫与洪武六年(1373年)所设的西宁卫合称为明朝的西番诸卫。四卫的建立奠定了明朝在甘青藏区的军政基础。

  随着卫所的建立,大量士兵及其家属也进入这一地区。对于这些地区士兵的来源问题,较早进行研究的是顾颉刚,他在《西北考察日记》中写道:“此间(临潭新城)汉回人士,问其由来,不出南京、徐州、凤阳三地,盖明初以戡乱来此,遂占田为土著。其有家谱者,大都皆都督佥事、指挥佥事及千户、百户之后。宋氏,明指挥佥事宋忠之后,克家自云系徐州屯头村人。若赵、若马、若杨皆自谓南京紵丝巷人。此间有民歌曰:‘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你带得什么花儿来?我带得茉莉花儿来。’洮州无茉莉花,其为移民记忆中语无疑也。[20]”柯杨教授在此基础上对当地流传的口述历史与民风民俗进行考察后认为是明初征西将领徐达、沐英、李文忠、金朝兴等人的部下,多属当时应天府、凤阳府人氏,人数不下十万之众[21]。除此之外,洮岷一带还有很多样民,是从内地迁徙来教化当地人的。岷州十七里中有一里就是从岐山县迁徙而来的样民。古人在《岷州竹枝词》中有“家家板屋留风土,半是岐阳旧样民”的诗句[22]。可以肯定地说,明朝初期的确有大量军屯移民进入陇西走廊并定居下来。

  明朝在陇西走廊中施政的又一重要举措就是沿用惯例,实施茶马贸易,以茶驭番,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洪武五年(1372年)开始设立茶马司,初设洮州、河州、西宁三个茶马司,后又添设庄浪茶马司,还实行“金牌制”加强对茶马贸易的管理,使河、湟、洮、岷地区成为明朝得马的重要基地。正如谢玉杰所言:“明代的茶马贸易,仅仅是明政府与居住在河、湟、洮、岷一带与川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之间的贸易活动。明政府在这些地区推行土官制,同时又以茶马贸易作为进一步控制的经济手段。[23]”使陇西走廊中的河州、岷州、洮州等地成为明朝西北茶马贸易的重心。茶马贸易的实施,巩固了明王朝的西北边防,促进了人口流动,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往来。20世纪90年代,临潭县还发现明成祖永乐年间茶马敕书、清康熙时洮州茶马信牌、清康熙时茶马领讫、清雍正时洮州茶马信牌、清雍正时有关茶马的地契等珍贵文物,为明清时期洮州茶马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物证。直至近代,洮州故地临潭仍然是贸易重镇,“故旧城商务,东至陕西,更沿江海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24]”

  (六)明末农民起义军在陇西走廊的战斗

  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过天星、横天王等犯成县。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农民军陷文县。同年七月,李自成到成县,纳县民张氏女为妃,驻扎八日,前往西和、礼县。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攻下阶州,七月,攻下成县[25]。同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起义军受到极大的挫折。混天星、过天星、李自成等闯将率领部队又回师甘肃地区。“踞洮、岷、阶、文深谷间。[26]”“七月,犯阶、徽。[27]”从阶州、成县出西和、礼县。其间,曹变蛟收降小红狼。农民军至徽州、两当、成、凤间,十月,农民军攻入宁羌州,分三道,接连攻下三十余州县[28]。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民军除了混天星、过天星二部在阶州和文州休整外,六队者与大天王、混天王、争管王四部连营入秦,走汉中。“李自成屡为官军击败,自洮州轶出番地。诸将穷追,复奔入塞内,番族亦遭蹂躏。[29]”由于番地缺少吃的,农民军损失惨重。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李自成“由蜀入秦,复犯阶州。[30]”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于陇西走廊,利用有利地形躲避明军的追击,势小则隐匿,积蓄力量,势大则出击,转战他地,其活动范围涵盖陇西走廊绝大部分地区,就连当时的西番地区也成为农民军为躲避明军追击的栖身之地。陇西走廊在这一时期充当了农民军的根据地。

  (七)红军长征在陇西走廊中的战斗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9月,红军进入陇西走廊后,在这一带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召开俄界会议(今迭部县达达乡高吉村)后继续北上,得到藏族土司的帮助,“卓尼土司杨积庆开仓放粮暗中接济红军,消耗粮食近两仓,三、四十万斤,使红军粮食问题得到解决。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进的门户,翻越了达拉梁,沿岷县漩窝、大草滩一线前进,又先后召开了哈达铺会议和榜罗镇会议,确定了进军方向。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起岷(县)、洮(临潭)、西(固)战役,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35年9月进入红军到10月22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红军沿着洮岷叠潘古道从藏彝走廊进入陇西走廊后,在陇西走廊的西部、南部和中部地区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八)甘南农民大起义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在甘肃的严酷统治,不断引发甘肃各界人民的反抗。1943年,陇西走廊中部和南部临洮、临夏、甘南等地爆发了汉、回、藏、东乡等农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史称“甘南民变”。1943年1月,临洮边家湾的回、汉农民在马福善、马继祖、陈国栋、吕百元领导下,率先发动起义,打出了“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的旗号。1943年1月16日,王仲甲在临洮衙下集镇组织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被公推为司令,两支起义军回合后,在渭源、陇西、漳县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队伍扩充到了3000余人。王仲甲则抽调人马组织一支500人的骑兵队伍由肖焕章率领,东进渭源、陇西、漳县等地。随着起义军不断取得胜利,全省各地纷起响应。1943年3月上旬,临潭县水磨川的800多藏汉僧俗人民在协巴佛的领导下,树起了“饥饿团”的义旗,3月27日,协巴佛率众攻破临潭县城,击毙县长和书记。甘南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形成了汉、回、藏、东乡等各民族空前未有的大联合。刘鸣在3月上旬率部攻占宕昌和西固(今甘肃舟曲)县城。一时间,起义在甘南十余个县燃起,形成了一支达3.7万人的大军。1943年农历四月,各路义军在武山县武马镇汇合,统一起义军名称为“甘肃农民抗日义勇军”,设立总司令部,下设路、团、营、连建制,王仲甲为总司令。1943年4月中旬,起义军主力5万余人在王仲甲、协巴佛、肖焕章等率领下向武都挺进。6月上旬在武都草川崖举行会议,定番号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推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起义军在甘肃南部转战,到10月,随着领导人张英杰、刘鸣的被杀,甘南农民大起义宣告失败。

  除了以上这些战争之外,陇西走廊中还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比如吴玠、吴璘兄弟在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一线与金兵的长期战斗。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至四年(1865年)六月,太平天国启王梁成富带领的太平军在阶州(今甘肃武都)与清军的激烈战斗。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族、撒拉族反清起义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秦汉开始一直到魏晋时期,陇西走廊一直是氐、羌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羌人在陇西走廊一带建立了宕昌国、邓至国等政权,氐人先后建立了仇池国、武兴国和阴平国等政权。成书于康熙四十一年的《岷州志》记载:“岷固从来用武之国也。其地面山带河,形势险阻。西亘青海之塞,南临白马之氐,东连熙巩,北并洮叠;内则屏翰蜀门,外则控制番境,百二十场,实有赖焉。充分说明了陇西走廊重镇岷州、西固的重要性。陇西走廊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陇西走廊这条狭小的空间内先后发生了东汉时的羌人大起义、三国时的魏蜀之战,唐蕃之战、蒙元时期的过境战争,明、元政权的争夺战,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游击战,红军的长征,甘南农民大起义等。伴随着经久不息的战争,陇西走廊也成为战后移民最繁忙的走廊之一,这些因素使陇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显得愈发重要,更加凸显出其连接藏彝走廊与河西走廊的中介作用。

  [1]马长寿.氐与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21页

  [2] [3]《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第924页、第899页

  [4] 裴卷举、王俊英.沓中考[J].西北史地,1997(2)第45页

  [5] 王炳庆.邓艾灭蜀评述[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3)第48—49页

  [6] 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第79页

  [7] 丹曲.甘肃藏族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第73—75页

  [8] 崔永红.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97页

  [9] 《新唐书》,第216卷《吐蕃传下》,第6108页

  [10] 刘建丽.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A].王希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第300页

  [12] 丁汉儒、温华.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第25页

  [13] 《元史》,第4卷《世祖本纪》,第59页

  [14] 石坚军.忽必烈征大理路线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1)第146—158页

  [15] [16] [18] [19] [26] [27] [28] [29]《明史》第3750页、第3801页、第2193页、第3745页、第6976页、第7955页、第6977页、第8549页

  [17] 此为甘肃省文县民间流传的口碑。

  [21] 柯杨.苏皖古俗在甘肃洮河流域的遗存[J].江苏社会科学,2000(3)第54页

  [23] 谢玉杰.明王朝与西北诸蕃地区的茶马贸易[J].西北民族研究,1986.第314页

  [25] [30](清)叶恩沛,吕震南.階州直隶州续志(点校版)[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第146页、第146页

作者简介:马宁(1978— ) 男,羌族,甘肃陇南人,人类学博士,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讲师,羌藏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

(责编:鹤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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