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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时间: 2011-08-31      徐继增      来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摘要: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对于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表现出非常突出的历史特殊性,而它正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又呈现出极具复杂性的一面。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总体来看,是西藏社会继民主改革之后的又一次跨越式发展。客观地探讨这段历史,有益于认识面向新世纪西藏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及其后发优势诸问题。

  1965年到1976年,是西藏社会转变及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十年,也是西藏继民主改革之后的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由此,西藏终于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目标。西藏社会主义的历史曾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其主要在于,它是在解放将近15年之后进行的,而且历经十年之久,其时间跨度之长超过国内各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在于它不同于内地三大改造的内容,而主要是对传统农牧业的改造,当时西藏社会的经济基础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对象的主体部分更为薄弱;其情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还在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不幸恰好处在国内全局性的社会动乱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与当时党的全局性工作的失误历史地交织在一起,这就增加了我们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与研究的难度。而这一历史时期对西藏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影响着当代西藏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不仅有益于总结和平解放50年来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推动西藏社会前进的先进生产力的本源,认识面向21世纪西藏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及其后发优势的历史合理性的根据,也是很有当代实践价值的。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经过民主改革后在西藏巩固地确立起来了。应当说,自从1959年平叛斗争的全面胜利和民主改革的进行,西藏就开始了从反帝反封建农奴制的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即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奠定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可以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西藏的真正实现,同时也标志着西藏将要进入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

  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客观依据的。196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确定在五年之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要让农牧民个体所有制稳定一个时期,各项工作都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已经大体具备。农业生产互助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据 1963年的统计表明,这年西藏全区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化了,全区农业生产互助组达到2.2万多个,入组户数 16万多户,有9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 。全区1965年农业总产值在1961年1837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 44%,达到26420万元;牲畜存栏在1161.55万头(只)的基础上,增加到1701.7万头(只),增加了45%。根据西藏经济和社会已经向前大大发展了的实际情况,中共西藏工委和中央书记处分别于1964年7月和1965年3月讨论并决定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试点,中共中央又于1970年12月8日正式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此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尽地研究了俄国封建农奴制条件下的原始公社所有制以后得出结论,认为俄国在这种条件下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痛苦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后来,在 20世纪初,俄国经过十月革命果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列宁明确地提出并完整地表述了关于处在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落后国家或民族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列宁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提出了这一著名论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不仅可以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发育程度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于1922年制定了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到了3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完成民主革命的思想。在40年代又进一步确立了经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依据这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又创造了一整套稳妥可行的具体的方针政策,由典型示范到普遍推进,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到1956年底,完成了对原有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我国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西藏民主改革中,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用改造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和平赎买的方法,对西藏未参加叛乱的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改造。这初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也是适用于具有更大特殊性的西藏地区的。

  党在西藏领导以藏族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特殊性和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工作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解放、改革与社会发展问题一贯都是非常重视的。有材料表明,从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基本胜利到1954年底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仅毛泽东同志亲自对西藏工作的指示、批语、信件、谈话就有50多次。党中央特别强调要从西藏的民族和宗教这个基本区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后来这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1954年4月,随着西藏社会改革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即着手对西藏的历史与现状、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周密的 调查和研究。与此同时,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委也在西藏各地区开展了这方面的社会调查。这年的5月7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要成员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西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构想:“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后,就搞和平改革。”。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与实践,为在西藏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我国各民族地区情况都有其具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此要求党在这些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时,必须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探索新经验,创造新形式,而不能简单照搬内地经验。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共同道路,各民族地区的差异性,都没有在实践中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障碍,而只是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西藏地区不可能长期停滞在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与此相适应的极端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同时也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发展封建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历史可能性,更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条件,因而只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考虑到西藏社会发育程度相对落后于内地的特殊情况,在实现民主改革即完成民主革命的基础上,让农牧民个体所有制经济稳定发展一个时期,而不是像内地那样土地改革完成后,即开始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实践证明了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条件基本成熟,就应不失时机地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也表明,如不及时地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引向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则必然产生新的经济分化和阶级分化,从而使广大劳动群众丧失民主革命的成果。党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牧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有历史必然性,而且也具有现实的条件。从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统一性的历史要求看,同时也从西藏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的要求看,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西藏社会发展正确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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