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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西藏发展问题上的特点(上)
“慎重稳进”与“跨越式发展”
时间: 2011-09-01      续文辉      来源: 西藏研究

  [关键词] 西藏;慎重稳进;跨越式发展

  [摘 要]“慎重稳进”与“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执政50多年历程所经历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特点。“慎重稳进”是从西藏和平解放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阶段党治藏方略的特点,“跨越式发展”则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治藏方略的一个显著特点。但从历史的结果看,在“慎重稳进”想指导下,我们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而在“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又必须“慎重”处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合理有效地处理“慎重稳进” 与“跨越式发展”辩证关系,是西藏工作的方法论。

  边疆经营事关国家的统一、稳定,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西藏地处西南边陲,在国家的稳定、发展、安全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伴随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央关心和全国大力支援下,西藏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不可忽视的是,西藏在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既孕育着繁荣又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尤其是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一直把西藏问题视为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的突破口,致使西藏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要比以往和其他地区更加突出、更加尖锐、更加复杂。要确保今后西藏的发展、稳定、安全,有必要在充分而清醒认识影响西藏政治社会稳定的因素的同时,向历史寻求治藏的智慧,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执政的历史经验。

  一、经营西藏中的“慎重稳进”方针与西藏社会“跨越”难题的破解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代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经历明清两朝的有效治理,最终确立了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法律地位。西藏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的历史,更典范地说明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基于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格局与特点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 实现了西藏历史上社会跨度最大、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最先进的伟大变革。

  ( 一 ) “用政治方式”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和解决西藏问题的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和藏民族的接触是在1936年在长征的路上,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省的甘孜、道孚、炉霍一带,并在西康重镇甘孜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博巴自治政府的建立是党早期民族自治主张在藏区的第一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和我党民族平等、团结、自治主张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付诸于实践,并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组织系统,提出了明确的施政纲领。为以后党探索解决西藏问题以及以后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在后来的发展中,党在论及有关少数民族时,多次论及到西藏和藏民族问题。可见,在我党执政前,就十分关注西藏和藏民族问题,西藏和藏民族问题在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中所占的重要地位。1949年2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时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1949年7月4日,在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未解放的地区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需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最早的决策。这个决策,揭示了党对民族和宗教这两个西藏社会最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党对西藏独特的区情的重视与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它确立了“用政治方式 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构想。

  就在此时,在西藏内部的分裂分子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老牌侵藏分子、前英国驻藏代表、时任印度驻藏代表理查森的导演下,制造了“驱汉事件”的闹剧,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达到使西藏孤悬于外的目的。西藏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和西藏背后外国势力的干涉,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针对“驱汉事件” 及其背后外国势力的干涉,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指出:“ 即应着手经营西藏”,“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但基于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中央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在准备进军的同时,1950年1 月15日,刘邓在接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进军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主要靠政治、靠政策。在1月18日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朱德指出,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军事手段在势不得已时才能加以使用。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西北局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以往历代统治者的不同。面对国外的干涉,党对西藏的政策首先是建立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独立的基础上,在任何威胁到多民族国家主权、破坏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和事态面前,是无任何妥协的余地。同时,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上,始终坚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坚持“建立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政治主张,以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和谐民族关系为终级目标。从建立“博巴”政府到“用政治方式”看待和解决西藏问题,再到以政治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办法维护祖国统一的演绎过程, 我们再次体会到, 党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中所体现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娴熟方法和艺术。

  ( 二 )“ 慎重稳进”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用政治方式”处理和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的工作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深刻认识“慎重稳进”,就无法领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治藏方略的深刻内涵和意蕴。和平解放前,西藏处于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又几乎是一个单一的全民信教的边疆民族地区,藏传佛教几乎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农奴在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十分悲惨。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侵略、挑唆下,西藏亲帝分裂分子和势力一直企图把西藏从祖国怀抱里分裂出去,不仅使西藏长期处于维护主权、反对分裂斗争的前沿,也造成了各民族之间和西藏民族内部的不团结, 各种矛盾的交织使西藏工作更加复杂化。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毛泽东首先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西藏的战略地位,“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 1/8”,“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其次, 以 “慎重稳进”方针统摄西藏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指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原则是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团结达赖、班禅两派”。强调“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再次,提出了西藏社会变革战略步骤。人民解放军入藏后,毛泽东明确指出,西藏的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还指出要把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分两步解决: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帝分离主义分子,然后再逐步地改革封建农奴制度,把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第四,改革西藏旧有封建农奴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但如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强调要在西藏各界群众认同基础上稳步推进。处理西藏社会发展问题,“稳”与“进”是问题核心,核心的实质是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以坚定的忍耐和等待的决心,不求一时的功利,只为开万世太平。毛泽东讲:“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 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 )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第五,良好的工作机制是实现“慎重稳进”方针的制度保障。1952年4月8日,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复电中指出:“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 并对西藏工委创办拉萨小学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一事给予批评,指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严格的请示汇报制度确保了“慎重稳进”方针在西藏的贯彻执行。

  ( 三 ) “用政治方式”看待、解决西藏问题和以“慎重稳进”的方针统摄西藏工作的一切目的在于推动西藏社会制度的跨越

  西藏要从凋零萎缩、民不聊生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到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基本理念、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的制度框架,实现西藏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崛起的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百年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在不断地突破前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现形式,并在突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百年的实践里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社会主义不是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恰恰相反,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给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一个“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中实现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 由于前提和路径的改变,必然要求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根据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同时打破教条的束缚,以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极端的不平衡性,更是把我国各民族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凸现出来,但无论这种差异性与特殊性有多大,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特殊性与差异性不是各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障碍,它仅仅规定了各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时所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不同的路径。在西藏这样一个民族、宗教问题突出,情况极为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治方式”高于军事(经济 )方式的原则,始终坚持“慎重稳进” 的方针,把尊重西藏历史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在西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结合起来,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主权意识与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价值取向统一起来,把引导和促进西藏社会进步与西藏各界和广大农牧民群众共同意愿结合起来,完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形态的“跨越”。(待续)

(编辑:西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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