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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闻中外的阿里托林寺
时间: 2011-01-17      次仁加布      来源: 《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


托林寺 图片来源:走遍中国旅游网

  在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距古格王朝遗址以东十余公里的象泉河南岸,有一处殿宇巍峨、塔群高耸、红墙围护的建筑群,这就是名闻中外的托林寺(mtho-lding-dgon-pa)。托林寺意为悬空寺或盘旋于空中的寺庙。它是阿里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佛教寺庙,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之发源地。

  托林寺是由“上三贡”(stod-mgon-gsum)之一即赤扎西贡(khri-bkra-shis-mgon)的次子松埃(srong-nge)于10世纪末藏历火猴年(996年)创建的。松埃是当时的古格王,他为了征服并惩治异教势力,弘扬佛法,更好地稳定当地百姓,出家为僧,取法名拉喇嘛益西沃(lha-bla-ma-ye-shes-vod),后来又建筑了这座寺院。当时所建的部分,包括现代尚存的迦萨殿、白殿和集会殿等。

  拉喇嘛益西沃还派仁钦桑布(rin-chen-bzang-po)等27名当地孩童去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学法。仁钦桑布等在印度各地拜名师70多位,学习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还掌握了写作和翻译等技巧。由于水土不服等缘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未学成,最后只有仁钦桑布和玛勒笔喜绕(rma-legs-pavi-shes-rabs)连同所请印度高僧返回托林寺。他们在拉喇嘛益西沃的主持下,著书立说,翻译大量佛学显密经典,并使菩陀提舌等众异教徒折服。其间,仁钦桑布翻译、校订了显教经文17部。其较著名的有马鸣伦师所著《八支集要》(yan-las-brgyad-pavi-snying-po-bsdus-pa)、迦湿弥罗学者所著《集要广注?词义月光》(snying-bsdus-vgrel-chen-zla-zer)等医学著作以及工艺等方面的大量书籍;同时他还对赤松德赞时翻译的佛教经典进行了多方面的修订。历史上把他之前翻译的密宗经典称为“旧密咒”,将他及以后翻译的密宗经典称为“新密咒”。拉喇嘛益西沃和仁钦桑布在托林寺所作的这—切,给上路弘法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拉喇嘛益西沃为在托林寺更好地弘传佛法,并为邀请阿底峡大师而筹集黄金时,在噶罗(gar-log)地方献出了生命。

  公元11世纪初,拉尊江久维(lha-btsun-byang-chuvi-vod)继拉喇嘛益西沃之后做了托林寺的住持。他在阿里各地筹集和挖掘大量黄金,派译师加尊珠森格(rgya-brtshon-vgrus-seng-ge)和那措楚陈杰瓦(nag-tsho-tshul-khrims-rgyal-ba)携带筹集到的黄金,前往印度迎请当时在全印度极负盛名的佛学大师阿底峡。阿底峡出身于东印度萨霍尔(za-hor)王族,后成了印度著名佛寺超岩寺之上座。他到达托林寺后,在此传教、译经,著有《菩提道灯论》等著作20余种,对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兴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他在此寺所传授的医学八大部类,对藏医学各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也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这位噶当派(bkav-gdams-pa)祖师被尊称为“觉沃杰”(jo-bo-rje),意为尊者。他73岁时寂化于前藏聂唐(snye-thang)。

  1076年,在古格王孜德(tshe-lde)的大力支持下,在托林寺为阿底峡去世22周年举行盛大的纪念法会,因为这一年正好是藏历火龙年,故这次法会被称作“火龙年法会”。这是藏传佛教复兴运动开展后,藏区各地佛教徒的第一次大型法会,朵康和卫藏等地区的大量佛教徒参加了这次法会,它对稍后一段时期内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公元17世纪30年代,拉达克王(la-dwags,或作la-dvags)用武力征服古格王国,并统治此地达50年之久。在此期间,托林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寺庙里面众多的供物、佛像、经书等无价之宝被劫掠,许多塔林被毁坏,各殿堂内的壁画也横遭破坏。僧侣们的存粮被掠为军饷。

  17世纪30年代,由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和不丹竹巴噶举派(vbrug-pa-bkav-rgyud)之间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信奉不丹竹巴噶举派的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战争。拉达克王暂时把其势力从古格扎布让卡(gu-ge-rtsa-rangs-mkhar)和信奉宁玛派的托林寺移出,调往前后藏,进攻仲巴(vbrong-pa)、萨噶(sa-dgav)、拉孜(lha-rtse)等地,以支持不丹竹巴噶举法王,他们声言不能坐视不丹法王遭受欺凌,而横遭灭教之灾。这一消息首先经托林寺僧人很快传到拉萨。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第司桑杰嘉措和达赖汗(ta-lan-han)等藏蒙官员共同商讨对策,最后一致决定派一支蒙藏骑兵联合迎击拉达克侵略军。联军由达赖汗的堂兄噶丹次旺拜桑布(dgav-ldan-tshe-dbang-dpal-bzang-bo)统率。据阿里当地人传,噶丹次旺是托林寺寺主派往拉萨的僧人,是从日喀则桑珠泽(gzhis-ka-bsam-grub-rtse)扎什伦布(bkra-shis-lhun-po)寺的众多僧人中挑选出来的;他钻研佛法,剽悍勇敢而才华出众,具有尚武善战的大将风度,故特命他还俗,并统军出征。他智勇双全,与众不同,他率领的大军长驱直入,击退敌军,最后蒙藏骑兵把敌军追逐到其首府列城(Leh),迫使拉达克人把抢掠的众多贵重物品归还托林寺。尽管如此,托林寺经此劫难仍然遭受了极大破坏。

  随着格鲁派势力向阿里地区的发展,到公元1683年时,托林寺由原来信奉宁玛派的寺庙变成了信奉格鲁派的寺庙,并成为拉萨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属寺。从此,托林寺的堪布例由色拉寺杰巴扎仓(bye-ba-grwa-tshang)派出,以后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选拔与任用制度。

  第一任托林堪布是格鲁派著名僧人古格阿旺扎巴(gu-ge-ngag-dbang-grags-pa)。他来到托林寺后,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对托林寺的重新兴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犹如宗喀巴是甘丹寺的第一任甘丹赤巴(dgav-ldan-khri-pa)一样,阿旺扎巴作为托林寺的第一任赤巴,在阿里百姓的心目中与宗喀巴同样受到尊敬。自阿旺扎巴起,托林寺始置赤巴宝座。有资格登上这个宝座的堪布,必须具有措让巴格西(dge-bshes-tshogs-rams-pa)的头衔,而且还必须从色拉寺具有一定威信的5个措让巴格西中挑选。挑选时,由达赖喇嘛多次面试,详细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最终选定。一经选定,达赖喇嘛即给选中者摸顶,并赐给他一个极为珍贵的金制马额顶戴和5件最上等的特日玛(ter-ma,一种细软的精细毛织物,亦称哔叽料做成的大僧袍),以示宠信与权威。

  与堪布一同前往托林寺的还有强佐(phyag-mdzod)、贵尼(bskos-gnyer)等一行25人,他们也和堪布一样任期3年。其中强佐由扎仓(grwa-tshang)会议选派,作为前提条件他必须是堪布的亲信。堪布还挑选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两名助手做索本堪布(gsol-dpon-mkhan-po)和贵尼,而强佐的助手必须从别的康村((khams-tshan)里推选。其他的助手和佣人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但一般要经过严格挑选。

  他们于藏历三月中旬或月末从拉萨出发,和地方政府派往阿里的噶尔本(sgar-dpon)一样也走南路。沿途—般要经33个驿站(详见附录),全程通常要走两个月左右。一路上虽然十分艰辛,但沿途各驿站的食宿都安排得相当周到。

  当他们到达巴驿站时,托林寺的前任强佐、贵尼、翁则等官员已提前到达巴迎候,在这里要举行献哈达、敬酒等活动。抵达托林寺后,前任堪布还要亲自给他们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和宴会。两任堪布要在托林寺共同度过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新堪布需要熟悉工作,了解具体情况,老堪布交待各种事宜。最后在为老堪布举行的解职、饯行仪式上,新堪布登上宝座,老堪布把全寺权力的象征——达赖喇嘛亲自颁发的印章转交给新任堪布。仪式极其隆重、热闹,参加者有扎布让(rtsa-hreng)和达巴(mdav-pa)两宗的宗本。有各地方头人如萨让如本(za-rang-ru-dpon)、曲木底本(chu-mo-gti-dpon)等,还有托林寺各属寺的堪布。在仪式上,不论是各地方头人或各属寺的堪布都带来许多贵重礼品,献给老堪布。老堪布临行时,要把他一直欢送到达巴驿站,在那里,许多僧俗百姓也远道赶来送行。

  新堪布任职后,和以往的历任堪布一样,一般住在他的拉让(bla-brang)里。逢藏历每月八日、十五日、三十日,到大经堂参加佛事活动,并登上宝座给僧众讲经传法,尤其在藏历一月的祈祷大法会、三月的拉曲却杰(lha-mchok-chos-rje)、十月的贵尔日(dkor-re)等重大法会上,托林寺堪布要给其属下各寺的堪布授衔、授学位。届时,托林寺还要举行传统藏戏表演,参加者除了托林寺定额僧人300名外,还有来自各属寺的僧人200余人,仪式颇为盛大隆重。通过这些活动,托林寺及其堪布的名声也大震于阿里、全藏乃至界外。

  托林寺堪布每年藏历六七月份到噶尔扎西岗寺(sgar-bkris-sgang)避暑,同时还举行讲经、传法等活动。尤其是主持阿里地区一年一度隆重的噶尔恰钦(sgar-vchar-chen)盛会。强佐和贵尼亦随堪布到各地征收郭巴(dkor-pa)和农牧区的赋税与供物。

  当历代托林堪布回到拉萨色拉寺杰巴扎仓时,要把马额顶戴亲手交给达赖喇嘛,并汇报他在托林寺三年间的情况,向达赖喇嘛献上一袋阿里蜜桃(mngav-ris-kham-bu),一袋阿里红糖(bu-ram)、几匹优质哈达,同时还把3年所征赋税交给色拉拉基(bla-spyi)和扎仓拉恰(grwa-tshang-bla-phyag),并拿出清册当面点验。另外,历任托林堪布回到杰巴扎仓不久,均被提升为格贵(dge-bskos),让他向寺院发放布施6个月。其目的据说是使他把在托林寺任职3年期间获得的所有私人财产花光,不给他个人留下任何私有的财产。寺院还明文规定,凡是提升为格贵者,必须在全寺范围内发放多次布施,所以,被提升为格贵虽然是件荣幸的事,但没有一定的财力却又是相当困难的,有的格贵甚至还得靠借债维持。因此,托林寺的历任堪布任职期间,对阿里各寺庙中的赋税征收极负责任,绝不马虎,以免提升格贵后借债。他们有的开始前往托林寺任职时,便同时带上茶等很多物品,以便到达托林寺后,与界外的部族、商帮做生意,以此打下较强的财力基础。相对而言,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他们还要多次地给全寺僧人们发放僧粥,藏语称之为“土巴米达”(tug-pa-me-vdag),仅这一项开支也多得惊人。所以,任一次托林寺堪布也非易事。

  19世纪中叶,西藏和森巴(seng-pa)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当时担任托林寺堪布的帕曲却赤央培(vphags-mchog-chos-khrims-yar-vphel)较好地保护了托林寺,并在稳定扎布让宗和达巴宗百姓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值得人们纪念。森巴是西藏人对印度旁遮普(pa-vjab)之锡克人的称呼,当时森巴人裹胁大批拉达克人和巴尔底斯坦人,分三路入侵阿里三围,右路沿象泉河,敌将塔那塔日领兵700余人,攻占曲木底(chu-mo-gti)、扎布让、达巴、琼龙等地,此时,达巴宗本和扎布让宗本,曲木底本、萨让如本等逃避普兰(spu-hreng),但托林寺堪布却一直没有离开寺庙。敌军占领托林寺后,抢掠了寺庙里的很多贵重物品。把上百个骆驼圈在寺庙城墙内,敌军士兵歇宿在寺庙各殿堂里,使寺庙一片混乱,在这种非常时刻,托林寺堪布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寺庙,使其免遭更大的灾难。战争结束后,色拉寺嘉奖了托林寺堪布。至今,托林寺僧人们提及此事时仍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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