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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时间: 2012-05-03      多尔吉 王川 何洁      来源: 中国藏学网

  在民国时期(1911-1949)的藏传佛教与藏族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建于川藏邻近的山城重庆绍云山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是不容忽视的。汉藏教理院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史上,与“康藏研究社”、“华西边疆研究所”、“西睡文化院”并称为川、渝等地的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发表的学术论著至今仍具有世界影响。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可用“沟通文化”四字概况:即对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藏族传统文化为内地民众所了解、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本文根据四川省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博物馆所藏相关档案与文物,参证以民国时期的汉藏文献,力争对这一问题有所阐述。

  一、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

  民国成立后,由于清末治藏政策的失误、英国等外来势力的挑拨、内地辛亥革命的成功、驻藏清军的异动等原因,中央权力日渐丧失在西藏地方的威信,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逐渐趋于不正常状态,兼之双方“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复杂的关系,彼此间形成种种隔膜。为了缓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消除汉藏隔阂,恢复以前双方的正常关系,近现代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僧人都进行了种种努力,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实际效果。这其中,民国时期著名佛教僧人释太虚大师(1889-1947)所创始的“汉藏教理院”就是近现代佛教界进行的一种努力。

  汉藏教理院全称“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由太虚大师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正式创建于“巴县北暗”(今属重庆市)“嘉陵江缙云寺”,寺处江边之缙云山。早在汉藏教理院成立之前,太虚已经尝试作了一些沟通汉藏关系的工作。

  1924年9月,太虚派弟子大勇上人(1893-1929)于北平(即北平)慈因寺设立藏文学校,招收学员学习藏语文,为赴藏深造作准备。1925年,藏文学校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太虚大师派出大勇、大刚、法尊(1902-1980)、观空、严定等上人前往西藏学习,该团困于川边四年,始终没法入藏,而该团成员或东返内地、或赴川边的甘孜、或滞留打箭炉(今康定)、或扮商人潜行入藏如能海(1886-1967)。该学法团中不乏生有慧根、笃诚佛学者,如法尊法师,他和同学朗禅法师先以昌都强巴林寺一位“学德兼优映夺全藏”的格西学法,后随入藏商人于1931年到达拉萨。在拉萨五年,法尊师从哲蚌寺多位高僧学习经论、研究藏文经典,以其坚强的毅力精通了藏传佛教典籍,1936年应太虚之召携带大部藏文佛教经典取道印、缅返回内地,为以后汉藏教理院的译经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太虚飘洋宏法欧美,并准备于巴黎筹建“世界佛学苑”,计划分设藏、汉、梵、巴利文共四种语系的佛学研究,虽然最后并没完全实现,但成了创建汉藏教理院的原因。1930年8月,太虚入川宏法,至于川东重庆。适逢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四川军阀刘湘通令川东各地佛教会,选派僧侣入藏宏法,“以备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太虚借此机会,建议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收汉藏青年而教之”,由于获得刘湘、刘文辉、潘文华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汉藏教理院的建立水到渠成。民国二十一年(1932)8月“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正式创建于“巴县北暗”(今属重庆)绍云山之绍云寺,民国二十五年(1936)7月呈请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正式立案。

  对于汉藏教理院的建院宗旨,各种历史文献在语言表述上不尽相同,如19 44年5月《世界佛学苑概况报告表》称该院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睡”为主旨;如该院1936年6月填报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简章》第一条及《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院董会简章》第二条规定“本院以招收汉藏青年研究汉藏佛学,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睡边防,并发扬汉藏佛教,增进世界文化为宗旨”以及“旨在陶铸僧材,振兴佛法,研究汉藏教理,融洽中华国族,发扬汉藏文化,增进世界和平,以言振兴佛教也”;又如该院自称“沟通汉藏文化,团结汉藏精神,巩固西睡边防,保全中国领土”。综合上述诸说,可将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这四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为汉藏教理院广大师生奉为圭皋,时论亦多赞许之或期许之,如三十年代后期,国民政府重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总参议夏斗寅访院即书赠“沟通文化”四字;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访院亦多以“沟通汉藏感情文化”之重责相期许。所以,汉藏教理院的历史重大作用概括为“沟通文化”四字,四字的主要内涵与核心宗旨可归纳为“研究汉藏佛理,发扬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融合中华民族,增进世界文化。”

  在开办的近20年中,汉藏教理院培养了数百名专门人才,为研究汉、藏佛教教理,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汉藏教理院的评价,以往学者绝大多数对汉藏教理院在“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方面的作用都予以肯定。但亦见有个别论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是汉藏教理院创建时的理想,其日后的发展与实际的运作没有达到此效果。综合当时汉藏教理院的举措及时论、后来诸方面的评议,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固然是汉藏教理院在创建时的理想,但在以后近20年的时间中,汉藏教理院秉承该办院宗旨,作了许多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建院理想与宗旨,对此应积极地予以肯定。

  二、汉藏教理院对于促进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

  汉藏教理院成立,即肩负着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交流的重要职责,汉藏教理院也围绕此目标作了一些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讲授、学习藏族文化,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及本身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等三个方面。

  (一)讲授、学习藏族文化(包括藏语文、佛教、历史、政治、风俗等)

  汉藏教理院从成立之初,《院规》第二条就规定了“学生唯学是求,不得干预他事”并自称“本院为边疆文化教育机关”;1936年7月并呈文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批准立案。此外,又多次填写国民政府颁发的《全国学术机关概况表》。因此,这个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学术”,包括宗教研究与宗教教育等方面。

  1、开设的相关课程

  根据1936年6月汉藏教理院填报的《普通科课程表》、《专修科课程表》,可知汉藏教理院“普通科”学僧需学习8个学期共4个学年,需进行11门课程的学习,每个学期学习的课程名相同,即《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汉文佛学》、《国文》、《历史》、《论理学》、《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体育》、《党义》等11门课程,尤以《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汉文佛学》、《国文》等4门课程最为重要,每个学期每周均要进行6个学时的学习;《历史》、《论理学》、《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等5课程次之,每个学期每周均要进行2个学时的学习;《体育》、《党义》等2门课程学时最少,每个学期每周均只进行1个学时的学习。

  而“专修科”学僧需学习6个学期共3个学年,需进行5门课程的学习,每个学期学习的课程名、学时数均相同,即《藏文佛学》、《教授翻译》、《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汉文佛学》等5门课程,每个学期每门课程每周均要进行6个学时的学习。

  汉藏教理院的这种安排,突出了《藏文文法》、《藏文佛学》、《教授翻译》、《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汉文佛学》、《国文》等重要课程的学习,其主旨是着重于藏语文与藏传佛教,以及西藏文化史、地理及藏汉翻译的学习,次则及汉传佛教、汉语文以及历史,又次为逻辑学(《论理学》)、卫生学、农学、法学等,这种安排的目的正是为了“沟通汉藏文化”。

  2、采用的教科书

  根据1936年6月汉藏教理院填报的《普通科教科书目录》、《专修科教科书目录》,可知汉藏教理院普通科、专修科的学僧学习的教科书,主要如下:

  《藏文佛学》课程采用《现观庄严论》(弥勒大师所著)、《中论正理海疏》(宗喀巴大师所著)、《入中论》(月称论师所著)、《劝诫王颂释》(章嘉胡都克图所著)、《菩萨戒品释》(弥勒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法尊法师所译)。

  《教授翻译》课程采用《现观庄严论金鬘疏》(宗喀巴所著)、《入中论疏》(宗喀巴所著),以上8种教科书,除《菩提道次第广论》外均为藏文,大多系拉萨“三大寺”之首的哲蚌寺印制的版本(5种),其次为北平雍和宫、东谷喇嘛寺及汉藏教理院印制的版本。

  《汉文佛学》课程采用的是护法等论师所著《成唯识论》、青目论师所著《中论释》、提婆论师所著《广百论》、实义杂陀所译《楞严经》、沮渠京声所译《弥勒上生经》、般若三藏所译《心地观经》、无着论师所著《摄大乘论本》、玄奖法师所译《解深密经》、玄奖法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五分)》、玄奖法师所译《百法明门论》、玄奖法师所译《瑜伽菩萨戒本》、道宣律师所著《净心诫观法》、法尊法师所编《杂阿含提要》、腾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佛学书局印制)、太虚大师所编《佛乘宗要论》、绛巴喇嘛所编《别解脱戒讲义》、世亲尊者所著《俱舍论》,以上数种教科书,大多系金陵刻经处印制的版本(7种),其次为汉藏教理院(4种)、上海佛学书局(3种)印制的版本,又次为扬州藏经院(1种)及常州天宁寺(1种)印制的版本。

  《藏文文法》课程采用的是土登喇嘛所编《藏文字母拼音》(汉藏教理院印制)、法尊法师所编《藏文文法新编》(汉藏教理院印制)、水银大师所编《声明》及《歌渴书信作法》(水银喇嘛寺印制),系汉藏教理院印制的版本(2种)及水银喇嘛寺印制的版本(2种)。

  《论理学》课程采用的是太虚大师所编《因明大纲》、史慧圆居士所编《因明讲义》、窥基大师所编《因明入正理论疏》,大多系武昌佛学院印制的版本(2种),其次为成都文殊院印制的版本(1种)。从上述可见,学僧学习的《藏文佛学》、《教授翻译》、《汉文佛学》、《藏文文法》、《论理学》等5门最重要的课程的教科书,基本上均系佛教典籍,藏、汉文字均有,著者为藏、汉民族的古今高僧大德,教员亦均具藏、汉民族高僧大德(详下);至于《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西藏文化史》、《西藏地理》等4门课程,并未指定专门的教科书;而《体育》、《党义》、《卫生学》、《农业常识》、《法学》等5门课程,或采用当时高中通用的教科书,或采用流行的版本,对于学僧的学习有很大的益处。

  之所以针对学僧开设农学、体育等方面的课程,除了这是汉传佛教“农禅合一”、寓农于禅思想与传统的影响外,还与汉藏教理院学成僧人入藏学习、传承佛法的同时改进当地农业的构想相关。这一点,汉藏教理院代院长法尊在1940年6月所撰呈的《汉藏教理院呈报二十八年度下年度事务状况》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本院学生将来被派入藏,不但负有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之使命,抑且负有开发农业、改造康藏生活之责任”。

  3、图书馆的收藏

  藏文有《大藏经》、《续藏经》、《宗喀巴全集》、《水银大师全集》、《第七世达赖全集》及“藏文杂典”等。

  汉文有《影印宋版藏经》、《藏要》及佛教经典单行本、其它相关宗教书籍、各种辞典、丛书及史地、哲学、文学、科学、美术方面的书籍,以及几种杂志、日报。

  此外还有几种“外国杂志”。

  (二)翻译、出版“汉藏佛教丛书”

  翻译汉藏佛教典籍,既是汉藏教理院高僧大德讲授、学僧学习与研究藏文化的需要,是汉藏教理院沟通汉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1936年10月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正式成立,由代理院长法尊法师主持(太虚虚领院长之职),专修科学生为助译,以资练习藏文,念诵佛典。从1934年4月起,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拨付400元经费,资助翻译处编译汉藏对照初级教科书。同时改翻译处为编译处,并加强组织,制定章程预算呈教育部备案,并命编译处按月报告工作,随时将编译稿本送教育部审查。

  对汉藏教理院翻译工作,太虚大师非常重视,曾经专门论及道:

  本院名汉藏教理院,固在专门研究佛教学理,而同时还含有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间感情的意义。然实际还是在沟通汉藏的教理上工作。以佛法讲:大概分为“教,理,行,果”的四个阶段。“行”与“果”是以“教理”为基本的。所谓教者,即是从释迎如来以及三乘圣者果海中流出的教典。在平常大约把教典分为三大系统,即巴利文、汉文、藏文是。在此教典的系统上,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所有都有必须沟通的意义。不过,现在于藏文移译为汉文的,移译风气,今本院等在内地已大打开。但,有些从印度传来很重要的经论,在汉文是有,而为藏文所无。现在还少有人从事译汉文为藏文的工作;且在西藏连这种风气还未有人提倡。这是要希望以喜大师在西藏的资望,把它提倡起来的。这,是关于“教”的一点。

  所谓“理”即汉藏彼此向来各别所宗尚,所阐扬的佛法上重要道理。近来关于西藏的,如菩提道次第义、中观月称义及理等,也都有人在注意研究及翻译读习了。在这种意义上,内地所有的禅台贤各宗义理,有许多已经是以喜大师知道的;也希望将此种带到西藏去阐扬。

  此段引文系1937年10月太虚大师所致的欢迎词,当时格西喜饶嘉措大师(1884-1968)及其随员格桑格西、翻译兼弟子杨质夫等人,来到内地各大学主讲“西藏文化讲座”,被时论认为“(大师)努力于汉藏文化沟通的志愿深可景慕”。喜饶嘉措大师抵达重庆后,应邀在汉藏教理院讲演西藏各宗教流派及教义,此时距汉藏教理院翻译处成立刚好一年整。太虚大师在欢迎词中阐明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即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沟通汉藏教理。要做到汉藏教理互通,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翻译汉藏教典,互通有无。对于前期的工作,太虚大师予以了肯定,认为汉藏教理院已经打开了将藏文翻译为汉文的风气,并希望喜饶嘉措大师能够在西藏把汉文佛教典籍翻译成藏文的风气提倡起来。“这样,才能做到汉藏教理的彻底沟通,同时也彻底做到了汉藏两民族文化和感情的沟通”,做好了沟通汉藏教理的最基础工作,才能沟通汉藏文化和联络两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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