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藏学研究 > 藏学文摘 > 文摘
 
大蒙古国前期与乌斯藏教派关系的再考察
特别论究萨迦派地位的发展与转折
时间: 2011-04-14      王俊中      来源: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本文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王俊中的论文提要)

   在传统汉文史料,如(元)〈发思八行状〉、〈帝师殿碑〉、(明)《元史.释老传》等中所载忽必烈汗与乌斯藏萨迦派国师八思巴的交谊,都言两人因政教间的需求而得会见机缘,忽必烈在开始时即对年轻的八思巴其佛学根底佩服不已,故而受法,尊礼为师。但衡诸蒙藏史料,吾人可知此过程并非如此单纯。本文即依据藏译资料,推衍出两人的「供施关系」实是经历一段远为曲折、选择性的发展历程。

    论文第二部分从蒙古在乌斯藏的军事活动和征集战利品等考虑,说明为何最初伐掠乌斯的蒙古王公:阔端,后来会选择位居后藏,势力并非最大的教派─萨迦派,作为邀请至凉州「指点迷津」的藏地喇嘛,并略为讨论萨班在跨越艰难的高原之旅中要携两名年幼侄子:八思巴兄弟的原因。


    论文第三部分探讨在拖雷系的蒙哥汗承继汗位后,原本藉由与窝阔台系的阔端结缘而取得藏地较高权力的萨迦派,一时之间地位发展反尔由优势转向劣势,加上年老的萨班死去,年轻的后继者八思巴为有利教派生机,势必要将与蒙古王公结缘的劣势改变,故于1251年八思巴到达拖雷系忽必烈的帐前,传播佛法。从前后事件与史料中透露出的讯息,笔者推论,由于八思巴所精擅的是佛教显宗的佛学,而非密宗神通的法术,故与当时在北京与各地蒙古人欢迎法术高超喇嘛表现的时风明显有违,他显然并非如汉文史料所述,在一开始即受到忽必烈的喜爱,但因为他的博学与才智吸引者忽必烈身旁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王妃察必的兴趣,故萨迦派的喇嘛仍留在忽必烈帐下,为其服务。


    论文第四部份考证现今学界普遍认同的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教派竞争者: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会面的时间于1255年,似乎稍晚于史实。由于噶玛拔希精通密法神通,他的出现吸引了大批忽必烈身旁臣下的崇信,而令萨迦派感受到威胁,故在萨迦派的史料中出现一段极少数八思巴以神通幻现的记载。但由于噶玛拔希迅速被蒙哥汗接往北京,后来又加入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的阵营,使得忽必烈后来在求佛法灌顶时,不得不倾向于萨迦派,他和八思巴间所传授的「金刚灌顶法」中所立的几点原则,后来成为终元一朝可汗与帝师之间交往的准则。


    在论文终章,笔者就文间所论的八思巴不擅于密教法事提供两则补充:一为其在忽必烈于蒙哥汗末年遭受排挤时,仍然在忽必烈身边,以密教仪轨为之去禳祈福;其二是由八思巴推举给元廷的胆巴喇嘛,在史料中反映出完全以密法应事的作为。

 

  一、前言:汉文史料的检讨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一说十七年),大元帝师八思巴(vphags-Pa)在乌斯藏萨迦(SaKya)圆寂,享年四十六(此据藏文资料;汉地资料因生年晚四年,故享年四十二), 世祖「不胜震悼」之余,敕命翰林学士王盘述其生前行状,其中对八思巴早年求法,与和忽必烈汗的往来经过,王盘作这样的陈述:


  (八思巴)乃土波国人也,生时诸种瑞应,具详家谱。初土波有国师禅怛啰乞答,具大威神,累叶相传,其国王世师尊之,凡十七代而至萨师加哇,即师之伯父也,乃礼伯父为师,秘密伽陀一二千言,过目成诵,七岁演法,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遍咨名宿,勾玄索隐,尽通三藏,癸丑师年十五,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世祖、宫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


    无疑地,王盘与八思巴同朝数年,当不致彼此全无了解,但是或基于出身的文化背景有相当的出入,使得这篇行状在今日读起来,颇多之处有落入儒者为名人立传时的窠臼之嫌,且有许多「想当然耳」的错误。例如,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萨迦派出身的款氏家族有一名子弟名鲁易旺波松瓦(梵名:那迦难达罗合乞塔),即吐蕃最早出家的「七试人」之一,据学者考证,禅怛啰乞答当是他梵名的简译,鲁易旺波松瓦曾修行有成,但在《萨迦世系史》中他和藏王似乎没有什么师承关系。另外,忽必烈和八思巴的会见,原是忽必烈向蒙古宗王阔端提出邀约,非八思巴千里迢迢主动前来拜访的,此点我们映证其它数据即可得知。


  这份《发思八行状》可算是以汉文为八思巴立传的第一篇资料,其后在元代还有僧人法洪的《帝师殿碑》,明代的《元史?释老传》等,综读这些史料,不难发现汉文史料有其一脉相承的渊源,如在《元史?释老传》的开头,是这样描述八思巴的:


     帝师八思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也。相传自其祖朵栗赤,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藏语意:圣者)。少长,学富五明,故又称曰班弥怛。岁癸丑,年十有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

    对照之下,《元史?释老传》与《发思八行状》所叙大致相同。依据这些资料,可知八思巴的祖先是吐蕃有名望的喇嘛,与藏王(赞普)曾有政教的结合关系,八思巴本人因天性聪慧,早年从伯父深入佛学,受到世祖忽必烈的赏识,于是逐渐被收拢重用其佛教的识力,尊为「国师」等。但是,一如上述的《行状》,吾人愈加通读西藏、蒙古的史着,就愈会发现汉地史料不但在细节上有所错误,而且将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关系建立叙述得太直线发展、过于顺理成章了。在蒙古与西藏数据中,这场政治与教派间的结合过程,事实上经历过相当程度的蒙古家族派系势力的角力,与藏地教派间的相互竞争。最终会发展为大元帝国和藏地萨迦派的「施主」和「帝师」式的结合关系,实是经过一番竞争、冲突与政教考虑的结果。以下我们就尝试以藏文撰写的史料补充汉文史料,将这段早期我们仅了解
单纯的史事,恢复它原先复杂的面貌。

  二、早期蒙古与乌斯藏「供施关系」的建立:阔端时期

  (一)早期诸汗的记载

    根据蒙古后期的史料记载,成吉思汗于 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的古鲁格多尔济,土伯特汗遣亦鲁呼诺颜为使,率领三百人来蒙古奉献无数骆驼为贡品,以表示臣服,成吉思汗接受贡品,回遣亦鲁呼诺颜携带信件给萨斯迦(即萨迦)的察克罗咱斡阿难达噶尔贝,于是成为全乌斯藏之主。在出现于更晚出的史料中则更明确的指出,成吉思汗在十三世纪初进兵之地是「乌思」(前藏),还受到第悉觉噶和蔡巴的公哥朵儿只举行大宴,表示对成吉思汗的臣服。

    但是,撰着于较早年代的藏文史着,对成吉思汗进兵之事却毫无记载,而且,在1206年,立基于后藏的萨迦派权力并非全藏最大,蒙古人当时若途经路径较为方便的青海线或川西线入藏,则当先到达前藏,势控前藏的噶当和止贡噶举两派才是较为妥适的联络对象才是。以故,这段成文于四百年之后的「史事」,恐怕是蒙藏后人根据萨迦派在忽必烈时代发展成为大元帝师世系的史实,配合上蔡巴噶举派僧侣因与西夏帝室的佛教信仰发生关系,而成吉思汗在一二○七年第二次征讨西夏,与蔡巴派喇嘛有所接触,所造成的张冠李戴。

    无论如何,汉文和藏文数据对于另一事的记载却有较连贯的时间表,那就是窝阔台的次子阔端因受命治理西夏故地,而对乌斯藏进行的经略,《元史》记载着:1235年「皇子阔端征秦」,1236年「阔端入成都」,在一些非萨迦派的藏文史料中则指出,时至1240年,阔端派遣将军多达纳波(rdo rta nag po)率领一支蒙古军队自驻地─凉州,南向至彭成谷地,显然在前藏遭到反抗,于是蒙古军便展开一场对反抗者惯用的手段──残酷地杀掠,噶当派的热振寺(Rva bsgren) 有五百名僧侣被杀,撷拉康寺(rGyal lha k'an)也遭到相似的命运,此举造成「整个吐蕃的土石皆为之颤抖」随后多达纳波在热、索两地建立驿站,方便蒙军出入,他还想将蒙古人的势力伸向止贡噶举派的领地,《朗氏家族史》载:

  当京俄仁波切(指止贡噶举派的扎巴迥乃)且避住顿塘时,多达逮捕了官巴释迦仁钦,准备处死他,此时(京俄仁波切)向度母祈祷,从天上降下一场石雨,所以将军多达说:「托因(蒙语:出家人),你是好人。」向京俄仁波切致敬顶礼,保全了官巴的性命。(京俄仁波切)奉献了吐蕃所有立有木门人家的户籍,收取贡品,使其归降。从东方工布地区以上,东西洛札、涅、洛若、加尔波、门白卓、洛、门及尼婆罗边界以内的各个城堡都加以拆除,安立法度,使国法教律如同清晨升起的太阳在所有讲藏语的地区显现。

我要留言:

         
 相关文章
 
 
 

热文推荐
国内热点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诚聘英才  |   广告服务  |   频道导航
中国西藏网 版权所有
Copyright© China Tibet Online
E-mail: webmaster@tibet.cn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58336000
京ICP备 1405680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1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