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丹心】解码抗战时期“献金运动”：一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川在民族史研究领域深耕多年，近年，他以聚焦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在抗战时期的“献金运动”做了专题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向我们娓娓道来这段全民爱国史诗，揭开其背后各民族生死与共的精神密码。 

　　“我之所以关注西藏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民族抗战，主要与我一直以来的学术旨趣有关。我长期从事中国民族史，尤其是中国藏族历史研究。关于民族地区抗战运动或事件的研究成果，我十多年前发表过几篇论文。”王川谈起自己的研究成果时介绍，“后来，在梳理近代藏族社会变迁时，我发现抗战时期涉藏地区民众的爱国行动虽有零星记载，却鲜有专题研究。我认为，这些地区的民族抗战史，不仅是中国近代藏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全民族抗战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一段重要历史重新展现分享给大家，既有利于唤醒与强化少数民族同胞尤其是藏族同胞参与爱国、卫国运动的历史记忆，又有利于凝聚并增强社会各界、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图为王川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尤其让王川触动的是，这些汇聚抗日爱国力量的行动并非孤立存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成立，到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后各地僧俗民众的踊跃捐献，贯穿抗战的爱国实践，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组成部分。 

　　谈及这一贯穿抗战始终的爱国运动，王川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前为“自发萌芽期”，早在1931年10月，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与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等人发起的“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便以“六百万康藏父老兄弟姊妹，共膺斯义”的宣言，拉开了西南捐献类抗日活动的序幕。抗战时期西康民众捐钱买飞机、驻藏办事处职员捐薪慰劳将士，这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实践，成为献金运动的雏形。1938年7月武汉献金运动开始后，涉藏地区迅速进入“全面响应期”。8月，“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带回的《回康宣告书》除了呼吁遵守国法与安定地方、寺庙念经祈祷之外，其他均系“献金运动”，即捐献钱财、献粮、献机、捐献书报、寒衣鞋袜，并开展慰劳活动。 

　　而且，这些地区的献金运动“没出现官僚系统腐败导致捐款被挪用的社会问题，没有强制摊派，民众全凭自觉各尽所能。”王川介绍并举例，地方土司、头人等经济实力较雄厚群体，大多一人捐献一百至两三百元，普通民众则捐献几元；学生群体亦能捐献几角钱，广袤地域上的“全民同心”令人动容。虽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稀少而筹集资金有限，但这其中凝聚力量、鼓舞士气、提升民众爱国热忱、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作用却不容低估。 

　　
图为伊文思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记录的武汉各界人士纷纷参与献金的场面 图片来源于湖北日报 

　　王川研究发现，这场现金运动具有“全民参与广泛性”与“捐献形式多样性”的特点，而且表现出政府引导与民众自发并存的特点。他一一分析，从参与人物的身份而言，参与者既包括了涉藏地区上层人士，如藏传佛教高僧、西藏地方政府的贵族；也包括了土司、头人等地方中上层势力；还包括广大的普通僧俗民众。同时，川、康、青、滇等涉藏地区的藏族群众亦通过地方政府或民间组织加入运动，而且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响应，形成跨区域的爱国行动。比如广为人知的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大师呼吁抗战，白玉县噶拖寺呼图克图捐藏洋为将士添置棉衣，亦有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于1938年呈文表示“今者全国纷纷举行七七抗战建国纪念，追悼前线阵亡将士，并举行献金运动”，对日本侵华“愤激中心、午夜彷徨、痛恨倭奴”，并表示“心殷敌忾、有志请缨”，捐献法币两百元。当时这笔款项，相当于普通家庭数月收入或可购买数吨粮食。普通民众的行动更显赤诚：1938年巴安县（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八一三”献金大会上，千余名民众参会，“莫不倾囊捐输，是日共计募得大洋五百余元”，卸任县长吴筱波捐30元现金及500元公司股本，被报刊赞为“洗家助战，令人动容”；理化县（今四川甘孜理塘）的献金名单里，44名小学生各捐2角，65名汉藏商民捐2角至20元不等，寺院喇嘛亦捐448元藏洋…… 

　　同时，捐献形式更超越“献金”字面意义。捐献物不止是金钱，还包括金银首饰、粮食布匹、牛马牲畜、公司股份，甚至飞机大炮等武器装备，连同建设公路、修建机场、维持交通线正常运转等，也是献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都是为抗战获胜而贡献各自的力量，故而亦为献金运动多样性的表现和形式上的延展。王川表示，这些都可以视为“全民抗战”的生动实践，彰显着各民族休戚与共的精神。以“康藏印驿运线”为例，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1942年5月切断了“滇缅公路”。中国对外交通严重受阻，仅剩下西北陆路通道、西南艰难崎岖“茶马古道”尚通。当时的政府在传统茶马古道基础上开通的“康藏印驿运线”，由西康、西藏、四川、云南的各族同胞尤其是藏族同胞以马帮方式经营，在这一地势险峻的陆路上运输抗战物资。他认为，这一陆路运输线对于中国抗战战略物资的进出口，有力支援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推动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经济互通往来，推动了民族团结，为最终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王川看来，这段历史最深刻的价值，在于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尤为深远。他表示，作为学者，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抗战历史，对于“重塑这段历史，让更多人知晓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的贡献，挖掘其中‘各民族生死与共’的实践价值，既是学术责任，也是现实关怀”，也希望更多人关注民族地区抗战史，让全民族抗战史的研究具有更深厚的学术根基，让这段历史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国西藏网 记者/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