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教授访谈录②】经典教义何以回答“时代之问”？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

　　记者：中国的经学诠释学形成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积极循环，请您就此谈一谈开展好教义阐释，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性。 

　　班班多杰教授：诠释学不但西方有，中国古代经学诠释学也非常发达。大家知道的儒家经学诠释学历史非常悠久，另外中国佛教中也有经学诠释学的内容。 

　　中国的经典诠释学或者叫做经学诠释学，可以简单概括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这样一个体系架构。所谓的“我注六经”，就是原原本本地去解释、理解、论述经典文本的本来内容和本来意思；所谓的“六经注我”就是以六经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一种新思想、新见解、新体系。 

　　所谓的“我注六经”，就是说“疏不驳注，注不驳经”，疏实际上就是对注的进一步解释，它不驳斥、不批判、不违背注；那么注也不违背经，意思就是说疏也好，注也好，归根到底要准确、客观地解释经的本来思想，这是“我注六经”。 

　　关于“六经注我”，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说我们要以六经为基础去创立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体系。一方面要守正，但是不能完全拘泥固守于原来的经典，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赋予经新的内容、内涵、意义，只有这样，人类的思想才能不断地延续、发展、创新，文化才能发展。 

　　佛教中有句话叫做“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意思是说佛讲的是一种思想，但是不同地方、不同语境、不同传统下的信仰者理解佛的这一思想，必须要依据自己的传统语境，要和本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佛的思想才能更好地传达、更好地发展，这就要坚持本土化。 

　　藏族有句谚语叫做“注释者比原作者更善巧，智者以前的好，论著以后的好。”（此为藏族谚语，亦可理解为“作者原意以前的好，解释者以后的好”）。一开始我有些不理解，注释者比原作者高明，为什么这么讲？后来和哲学诠释学、经学诠释学一结合，对照起来考察才明白，就是因为注释者结合了他的语境，结合了本地的情况，本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时代变迁等内容，因此它发挥的作用更有效。解释一种思想，一种经典的内容，解释得好不好主要看和本地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结合得怎么样，互动得怎么样，融合得怎么样，否则就是教条主义了。 

　　了解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对藏传佛教教义要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 

　　我认为中国化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本土化，这是从空间的角度讲，一个是时代化，这是从时间的角度讲。佛教从印度传到我国中原大地，发展了2000多年，在中国的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传播发展了1300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本土化已经很深入了，但时代化还没有完成。经典教义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跟着时代走，每到一个新的时代，经典中就会被赋予时代的内涵，否则经典回应不了时代的主题，时代的内涵，就成了教条。因此，要对宗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而且这种时代化永远在路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就是强调要融贯古今、跟上时代。（中国西藏网 记者/吴建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