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日塘秦刻石：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河源密码的钥匙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确认，是近年来青海地区诸多引人瞩目的重大考古发现中社会关注度最高、争论最热烈的一个。这块黄河源区发现的我国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虽仅有短短的37个字，但年月日等信息比较完整，字字珠玑，补史之缺，意义重大。

　　翻检新世纪以来学界编纂的关涉青藏高原地区的几种通史性著作，如《西北通史》（谷苞总主编，2005年）《青海通史》（崔永红、杜常顺、张得祖主编，1999年）《西藏通史》（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2016年）等，对秦代青藏高原地区先民历史活动的描述均着墨不多，篇幅较少，难窥全貌。究其原因，主要是以往的史籍中相关记载缺乏，难以对此时高原地区的民族活动做出全面的描述与判断。

　　《后汉书》是最早对春秋战国以来青藏高原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史籍，首次为长期活动于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青藏高原地区）的羌人单独立传，系统记载了羌人的起源、迁徙、分布及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史料价值极高。《后汉书·西羌传》中，对秦厉公（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43年）至秦始皇（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10年）时期秦国与羌人之间的互动有着十分生动的记述，蕴含着关于青藏高原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信息。如：春秋末期秦厉公在位时，戎人出身的无弋爰剑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在秦人放火焚烧时因有景象如虎的物体为其蔽火，得以不死，后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亡入三河间。由于岩穴被焚不死的神迹和教授羌人田畜技艺的功绩，无弋爰剑被羌人推以为豪，其后代也世世为豪。这则史实被学者视为“英雄徙边记”的西北样本，虽有神迹色彩，但却真实反映了秦国向西开疆拓土、遂霸西戎的过程中，大量戎人离开故土向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迁徙，并逐渐融入当地土著——羌人之中的情况。到了无弋爰剑曾孙忍的时候，秦献公（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61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将秦国的西部边境向西推进到洮河流域，引起河湟地区羌人部落的大迁徙。忍的季父卬将其种人附落西迁至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之地，与众羌不复交通，其他羌人部落也陆续分迁各地，演化成为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等，而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多娶妻妇，种族繁衍。这次羌人的大迁徙，不仅推动了羌人的兴盛，也促进了羌藏民族的发展，对青藏高原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深刻影响。到了忍的儿子研的时候，“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作为羌人部落首领，在秦国太子驷的率领下至洛阳朝觐周显王，是青藏高原各民族积极参与中原政治活动的典型事例，也是青藏地区与中原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深入的见证。及至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至此，秦国与羌人之间的疆域就以长城为界，基本处于互不侵犯、和平相处的状态。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与确认，说明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等前往河源地区的昆仑采药，是一次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活动，也是得到了沿途众多羌人部落的鼎力支持，反映出新生的大一统国家已经将影响力扩展到了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是对秦朝灭亡前夕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史料记载的重要补充，是反映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西部羌人部族互动关系的重要史料，填补了秦朝西部边疆民族史研究实物遗存的空白。而尕日塘秦刻石也恰好与上述《后汉书·西羌传》中相关记载前后相续、紧密衔接，形成了完整的史料链条，使我们对春秋末期以来近260多年间秦国与羌人群体的互动、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这些长时段较为完整的史料链条也明确昭示，中原王朝的每一次向西开疆拓土的活动，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到青藏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让人清晰感受到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形成发展的脉动。与此同时，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使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河源，将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神奇故事与羌人首领卬率部西迁的壮举、松赞干布柏海迎亲的和亲盛事、唐蕃争战河源的百年烽火以及元代以来持续探寻河源的国家行动等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这为我们揭示出河源地区在青藏高原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标定了河源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进程中的独特历史位置，并且提供了一把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河源密码的历史钥匙。

　　（作者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