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渺渺烟波接远天 一湖碧水共千载

　　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省东部，是我国第一大内陆咸水湖和最大的天然湖泊。其四周被祁连山脉的支脉包围——北依大通山，东屏日月山，南枕青海南山，西邻橡皮山，与柴达木盆地相接。这片辽阔水域自古便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天然牧场，也是中原通往青藏高原西部和西域的交通要道。

　　从史前时代开始，众多民族通过迁徙、屯垦、贸易、联姻等方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促成了环青海湖地区各民族共生和多种文化共存的格局。青海湖名称的演变，也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注脚。历史上，青海湖有“卑禾羌海”“仙海”“鲜海”等不同名称。北魏时期有“青海”之名。藏语称“措温波”，蒙古语称“库库诺尔”，其意均为“青色的大海”。同一个湖泊，各民族用不同语言赋予相同的美好寓意，这正是文化认同的见证。

　　考古确认，青海地区古人类活动遗迹丰富

　　考古研究显示，青海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丰富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3万至4万年前，青海湖周边广大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1982年发现的小柴旦湖遗址，是青海省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位于柴达木盆地内湖泊沿岸的阶地，说明史前时期这里很可能是古人类重要的资源聚集地。考古调查显示，青藏高原边缘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主要分布在湖泊与河流附近。其石器原料以本地河流砾石为主，并伴有个别优质燧石、安山岩等外来原料，制作技术以锤击法为主，工具修理方式复杂多样，暗示可能存在不同人群的迁徙交流。

　　公元前4000至前3600年，北方草原的游牧民开始沿着河流向青藏高原东部河谷迁徙，延伸至青海湖南部的高寒草原地带，逐步形成了农牧混合的生计方式。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的宗日遗址，距今约5600年，是黄河中上游农耕文化与高原狩猎采集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目前马家窑文化分布最西端，经考古证实唯一共存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与卡约文化的古遗址，为探讨青海本土文化形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离青海湖不远的湟源县卡约文化遗址，呈现出我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形态。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具有承继关系，也是青海地区分布范围最广、遗址数量最多的文化类型。该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与畜牧生产工具，反映了古代羌戎部落的文化特点。其中，遗址出土的“黄帝四面人像”和被认为是西王母权杖的“犬戏牛鸠杖首”，印证了中原古籍中的相关描述。

　　“望祭西海”，大一统国家实践的重要体现

　　在我国古代政治版图中，青海湖的重要地位主要通过“祭海”来体现。作为“岳镇海渎”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海”祭祀制度化在西汉宣帝时期得以正式确立。青海湖祭祀正是国家山川祭祀体系的典型案例。

　　西汉末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人到西海（今青海湖）地区，劝诱当地卑禾羌人首领良愿归附。良愿同意献出鲜水海（青海湖）、允谷（今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东南）、盐池（今茶卡盐湖）等要地。王莽随即奏请设立西海郡，与当时已有的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构成“四海”。据《青海湖祭海》记载，平宪邀请羌人首领会宴时说，西海乃神地，应归属朝廷，每年若不祭海，海神发怒，激起海水，会将你们淹没。这反映出中央王朝对青海湖神圣地位的承认与尊重。

　　唐朝国力强盛，与吐蕃关系密切，青海湖成为唐蕃交锋与交流的重要场域。唐玄宗时期，正式将西海列入国家祀典，并规定于京城“望祭”。元明时期，基本沿袭前朝传统。清朝对青海湖的祭祀达到鼎盛。雍正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于雍正四年（1726年）诏封青海湖为“灵显宣威青海神”。乾隆帝还规定，每年秋季由钦差大臣前往青海湖边举行官方祭祀。祭海仪式结束后，当地王公与钦差大臣还会举行会盟，商议边务、处理纠纷，形成了“祭海—会盟”一体的制度安排。清政府通过举行青海湖祭祀仪式，增进了环青海湖族群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青海湖官方祭海礼仪的演变过程，正是大一统国家实践不断深化、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的过程。

　　“百川归湖”，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

　　在长期的共生共存中，环青海湖居住的各族群广泛流传着关于青海湖由来的传说故事。

　　“泉涌成湖”是广为流传的故事母题。传说远古时期，青海湖所在地只有一眼泉水。有一天，从泉眼喷涌而出的水骤然增多，将要淹没草原上的牧民。在这紧要关头，西王母搬来一座山堵住了泉眼，拯救了周围生活的牧民和牲畜。喷涌的泉水成为青海湖，西王母则被这一地区的牧民尊为青海女神。有学者认为，“西王母”一词与羌人支系称“神女”的发音相近，推测这一传说最初源自古羌人文化。

　　这一传说成为后来青海湖周边各民族关于青海湖由来传说的共同母题，并被不断复述和改编。在藏族传说中，故事主人公成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大臣?东赞及其儿子；在蒙古族传说中，主人公是一位失明的老人；在汉族传说中，主人公是孙悟空和二郎神杨戬；藏、汉共同的传说中，有?东赞和文成公主；蒙古、汉共同的传说中，有黑龙王。同一个故事母题，在不同民族中生根发芽，开出各自绚烂的文化之花——这正是环青海湖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写照。

　　流传最广的是关于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相传青海湖所在之地原是一片广阔荒芜的盆地，只有一座土山（今青海湖海心山）和一座石山（今青海湖三块石岛）。文成公主途经日月山时，见此景象心生惋惜，便命令护送她的108位唐朝将士各自从不同方向引一条河流入盆地。将士们最终成功引入107条河流，但最后一条河因无水源而无法完成。文成公主想起自己因思乡在日月山痛哭时涌出的泉水，便祈愿泉水向西流去，奇迹般形成了今天的倒淌河。最终，108条河流汇聚，形成浩瀚的青海湖。这一传说将文成公主和亲的历史记忆融入地理叙事，以“百川归湖”象征民族交融，以“河水西流”隐喻中原文化与青藏高原的联结，成为环青海湖地区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

　　“西海安定”，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环青海湖地区是各民族交融的重要场域。最早生活在青海湖周边的群体是古羌人，先零羌、罕幵羌和卑禾羌是见诸史书的环湖游牧部族。《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

　　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势力逐渐强大，征服了河湟地区的羌人部落，对汉朝北部边疆构成威胁。汉武帝采取“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的战略，大部分先零羌人离开湟水流域，前往西海、盐池等地进行游牧活动。西汉后期，卑禾羌成为主导环青海湖地区的游牧部族，青海湖也因此取名“卑禾羌海”。

　　西汉末年，王莽在青海湖地区建立西海郡，设立五县，青海湖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西海郡故城遗址出土的“西海安定”“长乐未央”瓦当，以及刻有“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22字铭文的虎符石匮，为这一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东汉时期，中央王朝进一步扩大屯田规模，从湟水流域拓展至黄河河曲两岸，甚至延伸至青海湖周边地区，形成了一套以军屯为主、戍边与开发相结合的边疆经营体系。

　　两汉期间，大批中原人通过从军、屯垦、任官、经商、移民等多种途径进入环青海湖地区，推动了汉人与羌、鲜卑等各游牧族群的交流，逐步形成了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局面。

　　魏晋以后，大批鲜卑人迁入青海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羌人逐步融合，建立吐谷浑政权，将西部众多羌人部落统一治理。吐谷浑政权以青海湖为中心，积极推动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沟通交流，进一步促进了“青海道”（即吐谷浑道）的繁荣。青海海西州都兰热水墓是6至8世纪的重要墓葬。其中，高等级墓葬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了千余件珍贵文物，揭示了这一时期民族交融的生动图景。印章铭文确证墓主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墓中出土的丝绸既有中原传统的平纹经锦，也有源自中亚的织金锦，印证了“青海道”曾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而都兰是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墓中同时出现吐蕃式的殉牲（马、骆驼）与汉式棺椁，反映了墓葬礼仪方面的融合。

　　元明清时期，青海湖一带成为蒙古、藏、汉等多民族深度交融的舞台。13世纪，蒙古势力进入环青海湖地区，忽必烈称帝后不断完善青海行政管理体制。明代中叶，蒙古右翼三万户的一些部落陆续西迁，进入西海，被称为“西海蒙古”。1578年，蒙古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青海湖南岸仰华寺会晤，互赠尊号，这对蒙古族和藏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清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将剩余的青海蒙古族编为二十九旗，实行盟旗制度，加强对青海地区的行政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环青海湖地区形成了藏、汉、蒙古、回、土、撒拉等多民族共生的人口格局。改革开放以来，各族人民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共建家园。新时代以来，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与青海湖国家公园的筹建，进一步推动了各族群众在就业、生态管护、公共服务中深度互动。尤其是国家公园筹建中的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将生态保护与民族事务治理有机结合，形成经济共生、文化互嵌、社会融合的良性机制，彰显了青海湖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范式。

　　青海湖，这颗青藏高原东部的“蓝色明珠”，见证了自古以来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考古文化层的叠压到文献记载的交错，从语言词汇的互借到风俗习惯的涵化，从民间传说的交融到宗教信仰的共生，青海湖畔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印记。青海湖的水，来自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来自日月山的溪流汇聚，恰如中华文明——多股涓涓细流，终成浩荡长河。【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文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与青海实践”专项课题（2026SKYJ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