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娘，弟弟的骨灰，我背回来了。”一群云南人，没再回来

　　1938年春，徐州战场。

　　炮火稍歇，呛喉的硝烟中，一个年轻军人从尸堆里挣出来。

　　四周全是死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叠在一起。

　　他猛地一激灵，回头去摸后背——还好，那只帆布包还在。

　　里面是弟弟的骨灰。

　　这些天，他背着弟弟冲锋、卧倒、肉搏，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刻都没丢下。

　　出发前，母亲叮嘱兄弟俩：“一起去，一起回。”

　　恍惚间，他似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童年那株樱桃树下。

　　母亲在院子里搓洗衣服，轻轻哼着昭通老家的山歌。弟弟拿水瓢泼他，他追着弟弟满院子跑。

　　“一起去，一起回。”母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枪炮声又响了。

　　他把帆布包重新绑紧，走向战场。

　　千里之外，昭通老屋的樱桃树该抽新芽了？母亲大概还站在门口，望着出山的那条土路，等着两个儿子，一起回。

　　（一）出门

　　故事起始于云南的一座小城——昭通。

　　这里群山环抱，云雾终年不散。金沙江绕城而过，风裹着青草的香气。

　　昭通穷。地薄，山陡，一年到头打不出多少粮食。但穷有穷的滋味——

　　女人歇晌，往门槛上一坐，绣花针在指间翻飞，嘴里哼着调子。男人打完谷子，裤腿一卷，围在晒场边上抽烟。孩子们光着脚丫在田埂上追蚂蚱，追着追着滚进草垛里，笑成一团。

　　夜晚，院坝上烧起柴火。有人拉二胡，有人踩着节拍跳舞。月亮挂在老槐树梢头，照着他们的脸——瘦的，黑的，可都在笑。

　　这里也出过大人物，当时的“云南王”龙云就是从昭通走出去的。山里人说起他，口气里带着一种隐约的骄傲：咱昭通人，能成事。

　　那时候的日子，像山间的雾，薄薄的，轻轻的，一伸手就能拢住。

　　可炮声，终究翻过了大山。

　　识文断字的人把报纸上的内容念给大家听：东北丢了、华北丢了、上海丢了、南京危急……

　　消息从县城散出去，散进寨子，散进山坳，忧虑开始爬上每个人的眉梢。

　　院坝上的火还烧着，月亮还在老地方，可歌声没了。

　　1937年8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表态，云南可出兵20万，北上抗战。他说：“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我们应该立即编成一个军，出师抗战。”

　　动员令下达到了云南各地，征兵告示贴满了县城和乡镇。夜里，很多家的灯亮到很晚。母亲轻轻啜泣，父亲坐在门槛上一锅一锅地抽着旱烟。谁也没开口说“要去”，可谁都知道，他们会去。

　　那些唱歌跳舞、追逐蚂蚱的孩子，一夜之间，长大了。

　　文章开头那对兄弟，哥哥叫赵继昌，弟弟叫赵克。两人已当兵数年，这趟回来，是向母亲辞行。

　　母亲送到门口，没有哭。她拿出两双鞋——是她亲手纳的千层底，针脚又密又齐。蹲下去，一只一只给两兄弟穿好，又理了理鞋口，拍拍鞋面上的灰。

　　“一起去，一起回。”

　　声音很轻，说给儿子，也像是说给自己。

　　1937年10月5日，滇军60军在昆明巫家坝机场举行出征誓师大会，随后近4万人出发北上。路边挥动的手臂是告别也是召唤，深沉雄健的背影是旧人也是新人。

　　队伍翻越乌蒙山，渡过南盘江，渐渐融化在远方的风沙中。

　　再见了，无忧的日子。

　　再见了，安逸的日子。

　　再见了，沉湎的日子。

　　再见了，个人的日子。

　　再见了，父亲母亲。

　　再见了，爱人女友。

　　再见了，田埂上追逐的萤火。

　　再见了，从未远离过的故乡。

　　自我的人，到此止步。

　　投机的人，到此止步。

　　怯懦的人，到此止步！

　　（二）守土

　　徒步40天，2000多公里，滇军将士从云贵高原一路进入湖南长沙。

　　他们原本要去参加南京保卫战。可行至半途，南京沦陷的消息与新的命令相继传来。

　　新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台儿庄的地方。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从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他们更不知道，这个名字，很快会写进历史。它将让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尝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败绩。

　　台儿庄之战不好打。

　　那里地势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滇军从云南出来已经近半年，人困马乏，面对的还是日军精锐。

　　在日军眼中，对面这支队伍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的情报里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一盘散沙，胆小怕死。

　　至于滇军，日军大概从没见过。

　　先头部队一个营，在陈瓦房与日军迎面撞上，双方几乎同时开火。五百余人从清晨打到午后，子弹打光了拼刺刀，刺刀卷了用枪托，枪托砸断了用拳头，用牙。

　　五百多条命，换来了大部队布防的时间。

　　可时间太紧了。阵地还没挖好，日军的坦克就碾了过来。这些云南小伙子们从没见过坦克，机枪扫上去，只溅起一串火星。他们把几束手榴弹绑在一起，塞进坦克履带底下；有的干脆抱着炸药滚到车底，轰的一声，血肉和铁绞在一起。

　　平原丢了，就退到禹王山。

　　禹王山不高，但站在顶上，整个台儿庄战场一览无余。日军要攻，滇军死守。

　　炮弹像雨一样倒下来，树连根掀翻，石头炸成齑粉。阵地平了又挖，挖了又平。最后连挖工事的工夫都没了——士兵们把战友的遗体拖过来，一层一层堆起来，用死人的身体，为活人挡子弹。

　　没人说话。只有枪声、爆炸声、刺刀入肉的闷响。

　　山顶反复易手。白天被日军占去，夜里滇军敢死队摸黑夺回来；天亮了又被占，再夺。来来回回，每一次冲锋都有一批人倒下。

　　炮火把山顶削下去一米多。风从运河那边吹过来，带着血腥味。

　　二十七天。

　　滇军阵亡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九人，伤五千余。十二个步兵团，只剩了五个残缺的团。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矶谷师团，被一群从山里来的云南人拖住，再没能往前推进一步。

　　七千多具日军尸体，留在了山脚下。

　　日本人惊恐地发现——以往内斗的中国人，可以肩并着肩；平日胆小的人，敢往坦克底下钻；往常载歌载舞的人，端起刀枪；过去笑意盈盈的人，眼含杀气。

　　打了几千年交道，他们还是没弄懂中国人。

　　年仅二十出头的赵克也倒在了白刃战中。赵继昌听说弟弟在冲锋时没有回来，在黑暗中只身前往营救。

　　他在尸堆里翻找，一具，又一具。翻到第七具，停住了——脚上那双千层底布鞋，针脚密密的。他认得，那是出门前母亲一只一只给他俩纳的。

　　他找来干柴，把弟弟放上去，点火。火舌舔过布鞋、衣角，舔过那张年轻的脸。风吹过来，烟飘向西南，那是昭通的方向。

　　骨灰凉了。赵继昌解开布包，一点一点装进去，扎紧口子，背在身上。

　　“一起去，一起回。”

　　他拍拍布包，端起枪，又走向了战场。

　　从那以后，赵继昌就背着弟弟的骨灰继续作战。子弹在耳边飞，炮弹在身旁炸。

　　他中了弹，伤很重，被战友从火线上背下来，辗转送到后方医院。再后来，伤未痊愈，便奉命返回云南。

　　一路向南，过湖南，穿贵州，翻乌蒙山，背上的包始终绑着。

　　终于，在一个下午，昭通到了。

　　那扇门推开的时候，是什么情景？母亲抬起头的那一刻，是怎样的表情？两个人之间，又说了些什么——

　　我们不忍去想。

　　那些画面，太沉重了。留给那个院子，留给那棵樱桃树，留给那个午后安安静静的风吧。

　　今天，昭通市中心，共赴国难纪念碑矗立着。

　　碑身静默。四周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卖烤洋芋的摊子冒着热气，放学的小孩追着跑过。

　　碑身刻满名字，都是滇军昭通籍阵亡将士。赵克的名字，藏在其中某一个角落。

　　三千三百多个名字，汉族、彝族、白族、苗族、傣族、回族、纳西族，山里的、坝子上的、江边的……活着的时候，翻不同的山，唱不同的歌。死了，名字在同一块碑上，像当年在同一支队伍，奔赴北方。

　　三千三百多个名字。

　　是三千三百多声临行前的“娘”。

　　是三千三百多次离别时的回望。

　　是三千三百多扇再也没有人推开的家门。

　　是三千三百多只再也等不回主人的碗，摆在桌上，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风从金沙江那边吹过来，和八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碑前有一束野花，不知道谁放的。花还新鲜。

　　（三）回家

　　历史上，云南人总在西南边陲，静静看着中原风起云涌。山太高了，路太远了，逐鹿天下的事，好像从来轮不到他们。

　　三千年，他们很少走出过群山。

　　不是不想，是山太大。乌蒙、哀牢、横断，一道一道，像老天爷垒起来的墙。军队要出去，粮草跟不上。云南人也不好战。坝子上种田，山坡上放羊，各过各的日子，清苦而宁静。

　　可有一种力量，能穿越千山万水，能翻过沟壑纵横，把人们集结起来。那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不能容忍中国被人欺凌的血性。

　　日本侵华，让这些祖祖辈辈未曾走出过群山的人，一起迈过了门槛。

　　那个年代，总有人动辄搬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全部综合国力的总和。

　　于是他们翻开账本，加钢铁，加煤，加军舰，加飞机，加来加去——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不可能打赢日本。

　　怎么加都是输。

　　但他们的算式里，漏掉了一项——人心。是各族儿女不能容忍母亲被践踏的决心，是千千万万人宁可自己碎掉、也不让这片土地碎掉的决心。

　　加上这一项，天平瞬间翻转，结论完全相反。

　　全世界的古老文明，只有中国延续至今。

　　不是因为五千年来我们没经历苦难、没遇到挫折。是因为我们始终认这个国，认这片土，认这根血脉。

　　这口气在，中国就在。

　　昭通很小。小到地图上只是一个点，小到三千三百多个名字，就几乎刻满了一座碑。

　　可正是从这座小城走出去的那些人，替一个更大的家挡住了炮弹，守住了尊严。

　　而中国，有许多昭通这样的小城。

　　他们的身体留在了北方。只有名字，回到了故乡的石头上。

　　昭通老屋那扇门，八十多年来，一直没锁。

　　母亲始终留着门。

　　她等的人不会再回来。

　　可中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