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唐太宗“钓鱼执法”，一位谄媚见长的隋朝旧臣，为何敢当面揭穿？

　　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习近平总书记依托这一历史典故，深刻阐明“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贞观初年，朝堂上掀起了一场令百官心惊胆颤的吏治整顿。

　　为了肃清贪腐，唐太宗暗中派遣亲信向百官行贿试探。一名刑部的司门令史（隋唐时期吏名，掌管关卡通行文书事务）收了一匹绢帛，皇帝便下旨要将这名小吏处死，以儆效尤。

　　大殿上文武百官人人缄口，没人敢在皇帝盛怒之际说什么。此时，民部尚书（唐初称户部为民部）裴矩站了出来，当众指出唐太宗的“钓鱼执法”本就不当，不应以此处死小吏。长于纳谏的唐太宗，当即采纳并夸奖了裴矩。

　　我们不禁好奇，在隋朝时对隋炀帝极尽顺从、几近谄媚的裴矩，为何入唐后竟敢当众对唐太宗说出逆耳忠言？这一“顺”一“诤”的两幅面孔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真相？

　　（一）灵活务实，实地调研

　　裴矩出生在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的一个门阀世家。隋朝建立后，裴矩以其对西北地区的了解和出色的交往能力，深受隋炀帝器重。

　　由于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因多年战乱中断，隋大业初年（605年前后），裴矩受命担负起了重启丝绸之路的重任。他频繁地前往张掖等地，主管互市，制定更为便利的商贸规则；他代表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使丝绸之路重新畅通；结交往来的西域胡商，请教各国的山川地貌、君长姓族、风土物产，又参酌典籍、实地踏勘，耗时数载编成《西域图记》。

　　该书不仅图文并茂地详录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地理、民俗与物产，还首次系统梳理出由敦煌通往“西海”（今地中海）的北、中、南三条商道，并精准标注了沿途要害与驿站，成为后世经略西北、重建丝路的重要指南。

　　隋朝之所以格外重视对西域的管理和开拓，除了战略考量，也有隋炀帝好大喜功、力主拓边的性格原因。裴矩在为隋朝的西域治理作出扎实贡献的同时，也因对隋炀帝阿谀逢迎而在人品上受到诟病。

　　诚然，裴矩在辅佐隋炀帝时，确有“承望风旨”的一面，例如建议隋炀帝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支持隋炀帝发动战争等。隋炀帝对裴矩也极为满意，称赞他“大识朕意”（很能领会我的心思）。

　　但从另一角度看，裴矩也“借力”做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政绩：在张掖设立规范互市、扩建驿站，促成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国君主参加隋炀帝举办的燕支山盛会，重振中断数百年的丝绸之路；又巡抚岭南，平定俚帅王仲宣之乱，与俚族（隋唐时期北方人对岭南一带族群的称谓）杰出领袖冼夫人合力安抚岭南二十余州，迅速稳定了新生的隋政权在岭南的统治……

　　裴矩干事从不靠空谈，而是立足实地调研、着眼民族交融与文明互通的长远功业——这是一种方略宽简、务实灵活的政治智慧。可以说，在西域治理、重启丝路、稳定岭南等方面，裴矩确实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二）直言敢谏，实事求是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朝覆灭，裴矩辗转投靠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后来，窦建德在虎牢关被李世民击败，裴矩顺势归降唐朝。

　　朝代更迭，裴矩的为官风格也发生了“转变”。在唐太宗虚怀纳谏、从善如流的执政风格下，裴矩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曲意逢迎，而是敢于讲真话、吐真言。

　　在面对唐太宗设计的“钓鱼执法”时，裴矩当庭抗辩、直指君主施政疏漏，他说：“做官之人收受贿赂，确实该当死罪。但陛下您故意派人去送财物给他们，然后再对他们处以死刑，这是有意将人陷害到法律之中，恐怕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念相违背吧。”

　　裴矩的一席话让唐太宗深以为然，不仅没有以帝王的身份施压责罚裴矩，反而当众褒扬道：“裴矩能在其职位上据理力争，而不一味地顺从，倘若每件事都能如此，国家怎能治理不好呢？”

　　对于裴矩在隋唐两朝的不同表现，司马光给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君明臣直”。裴矩之所以在隋朝为佞臣，在唐朝是诤臣，不是他的品性有所变化，而是他辅佐的人变了——如果君主不喜欢听别人指责过错，那么刚直之人就会变为奸佞；如果君主乐于听取直言，那么奸佞之人就会变为刚直。

　　也就是说，裴矩的“佞”与“诤”，是政治生态滋养的结果。当上位者敞开胸襟、容得下逆耳之言，臣子自然敢吐实情；反之，在上位者拒谏饰非的执政风格影响下，下属纵有才略，也难免沦为“悦媚取容”的执行者。

　　裴矩前后之别，恰恰印证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深层道理：一个鼓励说真话的政治氛围，比什么都重要。

　　（三）勤勉奉公，乱世不移

　　裴矩的为政品格，不仅在于能干实事，更在于无论身处何地、身居何职，始终都将“奉公”作为自己不可动摇的立身准则。

　　《隋书》毫不吝啬对裴矩才能的赞美，直言他博学多才，很有办事能力，而且恪尽职守，勤劳不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纵观古代之中，大概也没有能超过他的）”。

　　隋代中后期朝政崩坏，满朝文武大多收受贿赂、声名污浊。唯独裴矩坚守本分，没有一丝贪赃敛财的传闻，时人皆称颂其操守，“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始终守住廉洁谨慎的操守和美德。

　　隋开皇十年（590年），裴矩奉诏巡抚岭南，在冼夫人助力下平定叛乱。战事结束后，他没有借机谋取私利，而是着眼长治久安，依制擢用当地首领为长官，将原本各自为政的岭南重新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此举不贪近利而谋远图，尽显其勤勉奉公、廉谨自守的为政品格，而这也是他身处乱世仍可得以保全的重要原因。

　　横跨乱世与治世，历经暴君与明主，裴矩的“变”与“不变”，是他留给后世最具启示的为官信条——变的是外在的进退取舍，不变的是内里的廉谨与实干。

　　以裴矩的转变为镜，也映射出良好的政治生态对于当前政绩观塑造的重要性。领导干部要想听到真话，就要先树立鼓励说真话的制度和氛围，要有闻过则喜、知过不讳的胸襟，听得进不同意见，容得下尖锐批评，“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继承发扬好广纳贤言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心怀天下、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为国家和百姓做出久久之功。

　　（作者简介：孟凡东，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陈树涵，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BDJ07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2024XSYL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