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嘉措大师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二任会长、佛学大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强民族团结，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被毛泽东、周恩来赞誉为“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大师一生热情拥护党的领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友善，特别是在长期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与习仲勋同志建立起深厚情谊，携手处理了许多民族宗教事务中的难题，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天，重温两人的革命友情，一是纪念两位的历史功勋，二是学习领悟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崇高品质和人格风范；三是希冀能够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提供经验启示。

　　同处西北，一见如故

　　喜饶嘉措幼名多杰，僧号喜饶嘉措•坚华杰贝罗哲（意为“文殊菩萨喜悦的智慧”），1884年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起台沟贺庄的一户藏族贫苦家庭，幼年就被送到当地的古雷寺出家为僧，他勤奋刻苦、天资聪慧，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之后，喜饶嘉措来到拉卜楞寺求学，加入扎仓，学习13年，包括集类、因明部5年，般若4年，中观论部2年，俱舍论1年，戒律部1年。一般而言在读戒律部的大都是40岁以上的僧人，然而，喜饶嘉措在20岁出头时就进入戒律部开始从事佛教经典的研究并成绩斐然。但喜饶嘉措并没有因取得如此成就自以为傲，而是在经师的鼓励下，毅然选择远赴西藏继续深造，并于1915年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拉然巴格西”学位，被聘为经典侍讲并主持经典校勘重刻工作。1937年，喜饶嘉措大师回到阔别30余年的青海家乡，担任古雷寺寺主。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喜饶嘉措大师除讲学、传法、研究经论外，还组织抗战宣传团，积极奔走于甘青蒙藏地区。他谴责日寇侵略罪行，号召广大佛教徒团结起来，保国保教，同心抗日。为此，他撰写了大量爱国文章，在蒙藏群众中影响颇深。如大师在《白色法螺的声音》一文中呼吁：

　　中国佛教众僧，要同心协力地开展一场爱国宗教活动，从根本上抵御祸国殃民的日本（侵略者），团结一切力量为各民族消灾除害求幸福，为驱敌作出光辉的课业，为强国利民而祈祷，为抗日取胜，捐躯在所不惜。团结起来，为战胜顽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喜饶嘉措大师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被党和国家先后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青海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一、二、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他为青海的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宗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的习仲勋，虽然与喜饶嘉措分属两省，但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行政区划上，陕西省和青海省都同属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范畴，故而喜饶嘉措和习仲勋亦可称为“西北人”。习仲勋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1932年至1934年，习仲勋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先后创建了渭北、照金、南梁革命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1935年，在国民党“围剿”之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称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被毛泽东评誉为“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即它是党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1945年10月，在中央西北局成立后，习仲勋担任西北局副书记，1946年6月任西北局书记，1949年6月，中央改组西北局，习仲勋任第三书记主持日常工作，1950年2月，任第二书记。10月在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后，习仲勋全面主持西北党政军工作。这一时期喜饶嘉措大师也被先后调任到青海省政府、西北局工作。西北局主要负责领导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自治区、西安市等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工作，因而习仲勋和喜饶嘉措在工作、职务上属于上下级的关系。当喜饶嘉措大师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总先想到找习仲勋商量、请教。习仲勋也会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并帮助解决问题。二人相见如故，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友情。

　　同心协力，共商国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地区匪情严重，分布有较大匪股470多个，人数达13万之多，给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剿匪反霸、巩固新生政权也就成为了西北地区的首要政治任务。在这场斗争中，习仲勋和喜饶嘉措投入了极大的智慧和精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平息昂拉部落叛乱的过程中，二人所表现出的默契配合，彰显了二人诚挚浓厚的革命情谊。

　　昂拉部落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东南贵德县尖扎滩地区（今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又称昂拉八庄，共有57个自然村，1100余户，5500余人，以藏族为主，世袭千户制。1933年，项谦继承第12代昂拉千户之职，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后与马步芳等西北土匪结为至交。新中国成立初期，项谦骄横跋扈，公然与人民政府对抗，发动匪乱扰乱社会秩序，从1949年11月至1951年10月，项谦组织昂拉匪徒，外出抢劫，小的天天不断，大的多达36次。为此，喜饶嘉措大师曾两次写信给项谦并派人去争取，但都吃了“闭门羹”。面对项谦日益增长的嚣张气焰，青海省委、省政府坚持对其进行军事进剿，而喜饶嘉措大师则主张继续做争取工作，在这方面习仲勋与喜饶嘉措大师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反复电告青海省委、省政府：“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之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鉴于喜饶嘉措大师在藏族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习仲勋坚持“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并得到了大师的欣然同意。从1951年8月起，喜饶嘉措先后五次亲赴昂拉劝说项谦。第一次是1950年，大师到达贵德约见项谦，但项谦却置之不理。1951年11月1952年1月，大师又两去昂拉，转达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严正指示，但项谦虚情假意、敷衍应酬。1952年4月，喜饶嘉措再次来到昂拉，项谦仍固执己见，不予合作。第五次是1952年7月在项谦投诚后，为稳定项谦情绪，保证与其长期合作，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务请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见项谦。”在喜饶嘉措的诚恳说教下，项谦彻底打消顾虑，主动来到西宁，并被委以重任，在团结藏族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收服项谦一事上，充分体现了习仲勋和喜饶嘉措之间的相互信任、相得益彰，是二人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

　　党中央根据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决定于1958年开始对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青海省就包括其中，但却遭到了青海牧主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反对分子的强烈抵制。1958年春，这些人组织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当时有102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460余间房屋被烧毁，70余万千克粮食被抢劫，造成经济损失160多万元。同年“五一”劳动节，习仲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喜饶嘉措大师通报了青海叛乱情况，并告知大师他的家乡道帏没有参加叛乱。得知这一信息后，大师立即给家乡写了一封信，向道帏的全体僧俗、老幼乡亲们表示感谢。1958年6月26日至7月8日，喜饶嘉措回到青海参加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通过走访、调研，得知在平息叛乱中有大量简单粗暴、违反宗教政策的现象发生。回京后，他就直言不讳地向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反映情况说：青海平叛斗争中有许多过激行为发生，一些寺院被砸，经文被毁，佛像、法器被拿去炼钢，一些无辜百姓被杀害，寺院被迫关门，群众人心惶惶。习仲勋听后当即给喜饶嘉措大师说：“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寺庙应当保护。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政策在执行中可能是过火了，后面会纠正的，你可以给藏族群众解释一下。我再给统战部和青海讲讲。”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党和国家及时调整政策，有效化解矛盾，保证了青海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工作的圆满完成。

　　喜饶嘉措大师作为一个热爱祖国、虔诚宗教的上层人士，热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宣传党的政策、团结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工作，他总是讲“共产党对我的恩情和三宝对我的恩惠一样大”，“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以报洪恩”，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赞誉。同时，喜饶嘉措大师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令人敬佩的诤友，他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党的政策、方针、作风等发表了许多自己的看法，每每他的秘书和学生劝谏他少批评些时，他就会强调：

　　我们反映下面的情况，讲了不少意见，完全是民族地区的真实情况，没有一点编造。我们不怕冒犯某些人，大胆地讲出来，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宗教，为了各族人民。

　　今年，适逢喜饶嘉措大师诞辰135周年（如按1883年出生计）、逝世50周年，习仲勋同志诞辰105周年，撰文回顾和重温二人的崇高品格、历史功勋、革命友谊，是对两位老人最好的缅怀和纪念。（中国西藏网文/蒋国栋 韩笑）

作者简介：

蒋国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

韩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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