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

　　2020年春节，武汉。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这个特殊节点，这个九省通衢，在21世纪的新时代竟然以这种方式走到中国乃至世界的面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到来甚至比我们对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区块链产生的可能想象更不可思议。宅在成都家中自我隔离，倒是可以好好审视一下成都和武汉这两座在GDP排行榜上你追我赶的较大较著名城市。闲读历史还发现，这两座城市之间曾发生的一次“蝴蝶效应”，在100多年前联手制造了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 

图为大都督尹昌衡

　　1911年6月起源于成都的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直接后果是清政府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湖北防务空虚，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辛亥革命又导致了“四川独立”，催生了这位不到30岁就登上人生顶峰的“威猛金刚”，然而仅仅在2年之后他就昙花一现般迅速结束了政治生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就是西征将军尹昌衡。

　　一

　　按照高德地图的导航信息，从成都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四川省彭州市。彭州的历史悠久而辉煌。这里是古蜀国第二代蜀王柏灌的都城所在地，北边茂县是第一代蜀王蚕丛的领地，南面的温江和郫县是第三代蜀王鱼凫、第四代蜀王杜宇的领地，东边不远处就是古蜀国失落的文明三星堆。尹昌衡的出生地就在彭州的升平镇昌衡村，村子坐落在川西平原与龙门山脉的过渡地带，地势坦荡，阡陌纵横。通过新修的“昌衡村”巨大牌楼之后，一群村民正在一个小院里打麻将，当我问起尹昌衡故居在哪里时，竟然有三个人同时站起给我们指路，看来尹昌衡在当地村民中还是有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绿树浓荫之中，规划整齐，鲜花怒放，看来这里正在打造一个新农村的样本。

图为尹昌衡故居

图为尹昌衡故居的共和碑文

　　尹昌衡的故居似乎在村子的东南角。这个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建成的成都文化地标，由尹昌衡祖宅故居、尹昌衡墓、诗文碑廊、纪念馆、书院等部分组成。在进门处的共和文化广场上，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大理石石碑，上书“推翻帝制，走向共和”，这应该是对尹昌衡所作贡献最高褒扬。翻看尹昌衡的“朋友圈”，他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参加黄兴组织的“铁血丈夫团”，辛亥革命后身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与江西都督李烈钧、贵州都督唐继尧、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窗好友，蒋介石仅是他的小师弟，这个无敌战队还真不一般。

图为保路运动纪念碑

　　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就在尹昌衡晚年居住的忠烈祠街“止园”边上，一年一度的菊花节在十月开展。在盛开的菊花之中，矗立着“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保路运动促使辛亥革命爆发，成为压倒两千年帝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尹昌衡自始至终参加保路运动，在四川自治后出任大汉军政府军政部长，再任四川军政府都督，支持中华民国，拥护临时宪法，因此尹昌衡成为辛亥革命绕不过去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然而，更能展现尹昌衡宏大格局和独特气质、最能体现尹昌衡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事件则是他率领的康藏西征。

　　二

图为新旧皇城坝

　　1911年12月22日，曾任驻藏大臣、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在成都明远楼前皇城坝被砍掉了脑袋。明远楼，古代蜀王府前的一座城楼，1966年被彻底拆除。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北侧的四川科技馆。如今，全国并不多见的一尊毛泽东挥动巨手的大理石雕像就矗立在这里。那个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就是尹昌衡，时年只有27岁。当下令举起屠刀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仅仅在半年之后，自己也踏上了赵尔丰走过的高原西征之路。因为，1912年的西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20世纪初的青藏边陲波诡云谲，危机四伏，情况错综复杂，各方力量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拨打着自己的算盘。已经把印度纳入殖民地的英国人，早就想把势力扩张到喜马拉雅山北坡，先后在1888年和1904年发动了两次对西藏的战争，成为“西藏独立”的始作俑者。看到只剩一丝游气的清政府已经无力经略西藏，此时发起了新一轮瓜分攻势。清政府也试图做最后一搏，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固川保藏，并派两千川军进藏守边。英国当然不愿看到这一幕，在公然表示反对川军进藏的同时，乘机煽动亲英分子在拉萨发动骚乱。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想获俄国的支持而不得，在北京受到冷遇也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力回天，刚回到拉萨又受到川军的威胁转而寻求英国的支持，再次出逃印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内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英国人和西藏地方上层认为谋取实质的“西藏独立”机会也来了，于是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官兵，并组织藏军进扰川康地区，一些不甘“改土归流”的土司和寺庙也四处发动叛乱，从西藏拉萨到四川甘孜的广阔地区，迅速狼烟四起，一时间清军手中只剩下昌都和巴塘两座孤城。内外交困使得西藏和川边的局势面临崩溃。

　　此时，尹昌衡第一个站了出来。不仅因为他是四川都督，西藏与四川唇亡齿寒，更重要的是尹昌衡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家国视野。他自幼崇尚“忠义仁勇”，后来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在日本留学时感叹国家积贫积弱、被列强瓜分的现状，曾作诗《感怀》，“大陆近沦胥，斯人敢弃捐？国情殊蠢蠢，我志益拳拳。”在这里我们看到20世纪初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中方在甲午战争中遭到全面失败，但反而激发了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热情，1906年底赴日留学人数竟达到空前的17860人之多，远远超过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日本一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试验场，保皇、立宪、共和，进行着激烈交锋，并从中产生了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尹昌衡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背景，他对藏事危机的反应更敏锐、态度更坚决、行动更积极。1912年6月，尹昌衡发出了当时在西藏问题上的最强音，“西藏扰乱，边事岌岌可危，非迅速出师不可。西藏虽为中国之西藏，其实为四川之门户，对于中国为藩篱，对于四川有密切之关系。况西藏不失于腐败之清廷，而失于新建之民国，诚莫大之耻。” 于是，7月10日尹昌衡亲自挂帅西征。

　　三

　　尹昌衡的西征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闪电战。西征军先锋队6月中旬从成都出发，快刀斩乱麻，秋风扫落叶，不到3个月时间就神速平叛。到这年9月，北路军进至昌都，南路军进至巴塘，滇军进至盐井，各路人马旗开得胜，西康一时全境平定。西征之所以如此顺利，自然是尹昌衡运筹帷幄、指挥得当，有他的独到之处，毕竟四川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5年的科班训练不是白学的。尹昌衡在出征前鼓足士气，大会小会发表演讲，发布《西征别川人书》，表明以死报国的决心，“去者有勇往直前之心，未去者有预备调遣之想，则西藏不难恢复，边疆不难巩固，祖国可以光荣矣！”他立下三个坚定诺言，“一是恩威并用，二是誓死不退，三是艰苦卓绝。”尹昌衡的壮举赢得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年轻的四川老乡郭沫若赋诗激赏，“藏卫喧腾独立声，斯人决计徂西征，筹边方略何须向，几时归来酒一樽。”尹昌衡是川军的塑造者之一，他自己也感慨，“见我川军人之爱国，而西藏即可以不亡”，这与湖南人杨度发出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简直异曲同工。后来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打出血性，参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九死一生，这样的英雄壮举看来并不偶然。

　　西征军为壮声威，把擒杀赵尔丰的照片一路散发。赵尔丰自任川南永宁道时就得“赵屠户”之称，杀人如麻。在川边“改土归流”时，也是心狠手辣。此时又来一个斩杀赵尔丰的尹昌衡，自然更是了得，乱军“皆惊而溃遁，故势如破竹。”其实，尹昌衡在实际征战中恰恰采取了与赵尔丰铁腕治藏完全不同的策略，他有民主共和的思想。“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夷汉有同胞之宜，及彼此无畛域之分。”他的指导思想是恩威并施，不是简单的武力镇压，“以恩抚之，以威临之”。他纪律严明，体恤民生，要求军士“一草一木，不得妄取，亦不得轻杀一人”。他尊重宗教信仰，“非利用佛教，操纵喇嘛不为功”，所到之处“无寺不入，无僧不见”，赢得了民心与支持。康藏研究专家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把尹昌衡和赵尔丰作了一个对比，称尹昌衡“因俗利导，不拂民情，克以保此残疆，贻为建省基础。虽其政治建设之规模，艰苦卓绝之美德，皆不足与赵氏比拟，然拓疆之功，亦可与颉颃矣”。

　　实际上，尹昌衡的征程同样充满了艰辛困苦。他抱病出征，携父母家人同行，后援军费毫无保障，兵力不足五千却打出了十万大军的招牌，胜负也没有完全把握。但将军上马，再无退路。尹昌衡在一年半的西征途中写下了数十首诗词，真是冷暖自知。诗中有艰难困顿、有忧伤悲切，他的《西征夜行军》，“月到天心马到山，惊霜无间扑刀环，呼寒战士犹枵腹，盼捷将军未解颜。”但诗中更多的有英雄豪气、有胜利喜悦，他的《征人歌》，“倚马所成文有骨，斩蛟之剑光如虹，愿以征歌勒崖石，万古守之以丰隆。”如今的康巴大地，从康定到理塘，从乡城到巴塘，都留下了尹昌衡将军的前行足迹。遥想当年，尹昌衡站在雅砻江畔的雅江渡口，把那座著名的钢桥命名为“平西桥”，并赋诗一首，“铁锁横江水，金戈出塞门，天心骄将帅，人力锁乾坤。”依然带给我们壮怀激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

　　正值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制与共和的新旧交替给了西藏地方政府唯一一次谋取独立的窗口期，虎视眈眈的英国人看到了，怀揣独立梦想的西藏亲英分子看到了，中华民国的精英人士也看到了。尹昌衡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而且还行动了。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乱局中，更多的人是在争权夺利，是在彷徨观望，是在空喊口号。谁能放下争执、瞩目边陲、忘我前行？实在是一场赌注、一种冒险。然而尹昌衡做到了，他决绝的西征在事实上成功阻断了西藏独立的脚步，尽管后来还有沉渣泛起、余孽未断。西征军迅猛进击、摧枯拉朽、剑指拉萨，让英国人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坐不住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中华民国外交部进行要挟，“如果民国政府继续派遣西征军前进，英国政府不仅对中华民国不予承认，且当以实力帮助西藏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派人前来议和，“承认西藏领土仍在中国政权之下，承认共和”。尹昌衡西征取得的重大胜利在很大程度上给袁世凯和新生的中华民国增加了底气，在关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问题上最终没有向英国妥协。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又迫于形势，国务院28天内连发7道电报，责令尹昌衡停止进藏，急急忙忙平息战事。尹昌衡的西征最终半途而废。

　　尹昌衡桀骜不羁的性格、追求民主共和的态度，以及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还是让袁世凯心中产生忌惮。于是，1913年6月解除了尹昌衡的四川都督职务，11月电召尹昌衡到北京就医。尹昌衡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为防不测以其特有的张扬且狡黠的个性，进京途经辛亥首义的武汉公开发表了一篇《告全国人民书》，“昌衡此次入京，系为边民请命，以解倒悬。专陈边事外，一切谢绝宾客”。袁世凯不可能放虎归山，对尹昌衡软禁、解职、拘捕、判刑、入狱，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特赦出狱，1920年才最终获得自由回到故乡成都。

　　像尹昌衡这样的人生，轰轰烈烈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便落下大幕，而且在30岁之后就彻底退出江湖，世间也还真不多见。

　　四

　　我第一次到西藏林芝的工布江达是在1996年。从拉萨出发，沿着318国道东行240公里，就到了太昭古城，历史上这里称为江达。从5300多米的米拉山口来到这里，海拔垂直下降了近2000米，呼吸变得异常爽快，眼前景色逐渐从高原腹地的雄壮苍茫变成雅鲁藏布谷地的秀美葱茏。沿途山顶上看到几座碉楼，后来到四川才发现与川西羌族和嘉绒藏区的碉楼相似，想是当年西进的军队所建。当时有同行的朋友说，因为慈禧太后在此地下诏书让赵尔丰收兵，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太昭。后来随着对西藏近代史和地方史的了解，才知道原来与尹昌衡有关。

图为西藏太昭古城

　　尹昌衡气概豪爽，也有些好大喜功，喜欢自我表扬。他走到哪里都会舞文弄墨，要么赋诗，要么题名，要么发公告，四处留下自己的痕迹。尹昌衡西征的大军进抵江达直逼拉萨，这里也是后来西藏地方与西康省的分界线。因为尹昌衡号太昭，所以就把江达改名太昭。在今天的彭州故居，我们看到专门建了一座太昭亭，与西藏的太昭古城遥遥相望。

图为尹昌衡故居的太昭亭

　　尹昌衡还更改了康区的另一些地名。西藏东部重镇昌都，清朝时期按藏语音译为察木多。尹昌衡将察木多改名昌都，即保留了藏语的读音，同时取他名字中的“昌”字，带上他大都督官职中的“都”字，又有昌盛之都的含义，确实改得无比精妙。他还把昌都与太昭之间的战略要地硕般多（在今西藏洛隆县），改名为硕都，既取他字硕权中的“硕”字，又取他的官职“都”字，也是很有意味。

　　五

图为尹昌衡故居的诗文碑刻

　　尹昌衡从日本回国后，在和留日同学谈起自己志向时曾说，“行则淋雨济苍生，藏则著书教万世。”他的前半生西征东战、酣畅淋漓，位高权重、施政济民；后半生归隐山林、宁静淡泊，面壁悟道、游刃释儒。尹昌衡才思敏捷、触类旁通，好学深思、笔耕不辍。他前前后后写下来高达240万字的著述，还曾到清华大学讲授哲学。归隐之后，尹昌衡再无回望政治之心，没有丝毫留恋，即使如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刘湘拟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请他出山担任主席也不为所动，以为父守丧尽孝为名坚辞不就。此时的尹昌衡已彻底走出了战争硝烟和官场政治，在思想的世界自由驰骋，“何处青山不道场，四时美景皆禅机”。

　　六

　　尹昌衡想不到的是，在他西征38年之后，又有一只英勇的队伍向西藏进军，而且比他走得更远，比他解决得更彻底，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尹昌衡等辛亥志士推翻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这支队伍则废除了西藏数百年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在尹昌衡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他关心的正是指挥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邓小平说，“尹昌衡这个人历史上没有对不起共产党的地方，辛亥革命中是有功的，我们要管”，并将他从西昌接回重庆安置。1953年5月，69岁的尹昌衡在重庆走完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图为尹昌衡墓

图为新旧水津街

　　“翻然一悟是英雄，顺理承天好竟功，我自名山高卧去，为民令己祭东风。”如今，尹昌衡幼年时居住的成都城南水津街，已经从一个破旧杂乱的老渡口变成了文化旅游名街。千年悠悠的府南河在这里交汇，静静讲述那些湮没在风中的前尘往事。（中国西藏网 文/尼玛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