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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

发布时间: 2020-03-03 12:27:00 来源: 中国西藏网

  1246年8月,虽然已进入盛夏时节,祁连山顶上却还挂着皑皑白雪。一队步履蹒跚的人马已经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长途跋涉了2000多公里,只要翻过这最后一座雪山,就会到达古都凉州,一位蒙古汗王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八思巴,当时只有12岁,另一个叫恰那多吉,只有10岁,他们兄弟俩是跟着自己的伯父,西藏当时最有学识的佛学大师萨迦班智达来参加凉州会谈的。八思巴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的东行是如此的漫长,此后除短暂回了两次西藏,他后半生的大多数时光都将散布在东方这块土地上。

  一

  由于天气原因,飞机晚点8个小时,在焦急无奈的等待中直到下午3点多才抵达兰州中川机场。但顾不得太多,下机后向西疾行3个多小时直奔武威,也就是曾经的凉州古城。冬日暮色中的河西走廊时宽时窄、蜿蜒游移,但到了武威城前忽然变得天开地阔、苍劲坦荡,远处的祁连山脉闪着清冷银光。

  凉州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一度是中国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最听古来横吹曲,雄心一片在西凉”,王之涣、孟浩然、王翰、陆游等文人墨客的凉州词,一首比一首经典,也写尽了凉州的历史沧桑。在成吉思汗横扫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他的三子蒙古汗王窝阔台的领地,窝阔台即大汗位后又把这个重要的地方交给次子阔端驻守。阔端就是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会谈的主角,这次会谈的议题是西藏如何归附蒙古。

  吐蕃能够进入蒙古人的视野,固然有蒙古帝国自身的强大。据说成吉思汗在从中亚撤军途经印度河上游时,本来打算取道吐蕃返回蒙古,但因穿越青藏高原实在异常艰难而放弃了。窝阔台时代再次拉开豪取世界的架势,在派军继续西征的同时,命令阔端南下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青川滇地区,如何把更加辽阔的高原腹地收入囊中自然也提到眼前。历史总是相向而行的,吐蕃王朝从七世纪开始的向外扩张,也在客观上拉近了自己与蒙古的距离。从吐蕃鼎盛时代征服吐谷浑、攻打长安,到宋辽时期的唃厮啰政权,再到大批僧人到西夏王朝当国师,吐蕃已经悄然触摸到了蒙古高原。蒙古人先是派出一支队伍进行试探性进攻,竟然直达拉萨北部的热振寺,杀死五百余僧人,“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那时的阔端应该还算了解西藏的政教实际,懂得佛教领袖在西藏的话语分量,提出迎请一位遍知无碍的大喇嘛到凉州,商谈如何使西藏归附蒙古。此时,“在边远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当派最大,最讲脸面的是达隆的法主,最有声望的是止贡派的京俄,最精通教法的是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在蒙古汗王的邀请和西藏地方以及各派宗教势力的推崇下,突然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此时的萨迦班智达毕竟已经63岁,他或许预感到凉州之行不一定能够再回萨迦,行前不仅把萨迦寺的管理做了详细的交待,临走还带上了自己最看重的两个侄子。从那时起,八思巴就注定要成为萨迦派的未来教主,也必然会站到西藏地方与蒙元帝国调适关系的前台。


图为武威白塔寺萨迦班智达塑像

  因为到武威已是晚上,第二天一早我们才到东距城区20公里的白塔村参访白塔寺,白塔寺就是萨迦班智达在凉州驻锡了五年的幻化寺。他圆寂后,阔端为他修建了一座高约42米的藏式喇嘛灵骨塔,周边又修建了大小不等的99座白塔,因此又称百塔寺。我们进入白塔寺,迎面就是一尊高大的萨迦班智达塑像,塑像的后面就是百塔群,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白塔都是近些年新建的,但幸运的是灵骨塔的塔基部分总算保存下来。白塔寺在西北寒冷的晨雾中静静矗立,见证着中国多民族国家缔造的一段重要历史。


图为武威萨迦班智达灵骨塔遗址

  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改建、扩建了四座藏传佛教寺庙,除了他驻锡的这座东部幻化寺,还修建了西部莲花寺、南部金塔寺、北部海藏寺。目前海藏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但已回归为汉传佛教寺庙了。因为白塔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塔寺就成为目前武威市区最重要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碰巧遇到了西藏萨迦寺派驻金塔寺的一位僧人夏加单针,他给我们介绍,萨迦寺从七年前开始向武威派驻3名僧人,主要是主持佛事活动并管理寺庙。我问他们习惯吗?单针说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在千里之外能有这么一座寺庙与萨迦寺一脉相承,感到非常的因缘殊胜,不时还能接待来自西藏和周边藏区的僧人及信教群众,在这里生活得倒很充实。


图为武威鸠摩罗什塔

  古凉州文化底蕴深厚,著名的马踏飞燕就发掘于市中心的雷台。马踏飞燕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今天中国有数百个旅游城市都以拥有这个标志为荣。在雷台不远处,就是鸠摩罗什寺。鸠摩罗什,这位祖籍天竺、出生于龟兹、成名于凉州的高僧,位列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他翻译的《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至今是佛经的经典读本。武威城中的鸠摩罗什塔与城东的萨迦白塔遥相呼应,叙说着古凉州曾经的辉煌。

  二

  八思巴的东行之路,如果是萨迦班智达带着走出第一步,那么后来的路则是八思巴作出的选择,凭藉的是自己的远见、智慧和毅力。

 
图为八思巴塑像

  在去凉州的途中,八思巴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前从萨迦班智达受沙弥戒。“班智达”,是印度对精通五明的佛教学者的称呼,萨迦班智达云游各地、遍访名僧,勤学善思、兼收并蓄,闻思修、讲辩著,名满一时。在凉州的五年,萨迦班智达把自己的教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八思巴。同时八思巴还广泛接触了蒙古族、汉族、西夏等各方面的文化和历史。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幻化寺圆寂,临终前把萨迦寺的法螺和教法全部传付给八思巴,年仅17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此时年轻的八思巴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回西藏还是继续留在东方?

  在蒙古帝国早期历史的50年间上,出现了几个改变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节点或拐点。1219年,大蒙古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率军西征,横扫中亚直到黑海之滨。1235年,成吉思汗最英勇善战的孙子拔都汗再次西征,占领基辅罗斯和俄罗斯,直逼波兰和匈牙利,1242年因窝阔台汗病死为争夺汗位突然中断了对欧洲的征服。1251年,拔都扶持西征时的铁血伙伴蒙哥即大汗位。1259年,蒙哥汗亲征四川,在久攻不下的合川钓鱼城负伤身亡。次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即大汗位,正式建立大元帝国。蒙古人的这一番东征西战,搅动了欧亚大陆的格局,可能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前最狂野的军事行动。身在凉州的八思巴裹进了蒙古大历史,忽必烈成为继萨迦班智达之后决定八思巴命运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


图为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

  曾到嘉陵江畔的钓鱼城凭吊古迹,望着波涛滚滚的江面,我在想,如果蒙哥不是那么较劲非攻下钓鱼台不可,他就不至于死得那么早,忽必烈也就做不了皇帝,后来的八思巴那会是什么样子?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又是怎样一个样子?

  三

  八思巴在凉州一呆就是14年。现在,忽必烈当了皇帝,八思巴东行的脚步又一次启动,这次他来到了首都北京,不过那时叫大都。

  起初,八思巴和忽必烈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当年请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到凉州的是阔端,他的父亲是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哥哥贵由是第三代大汗。而忽必烈的父亲是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托雷,哥哥是第四代大汗蒙哥,这是两个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系统。当年的拔都汗已经攻到了马扎儿(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就是因为不愿让贵由即位大汗才急忙撤军的。贵由坐上大汗位就出击拔都,然而没过多久就去世,拔都汗再次支持曾经与自己并肩作战并攻下钦察(今乌克兰)的蒙哥坐上大汗位,蒙古王的宝座从窝阔台系转到托雷系。托雷系一上台就重新进行利益分配,恰好在萨迦班智达圆寂的当年阔端也去世了,忽必烈顺势接管了对凉州和吐蕃等地的统治。


图为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忽必烈雕刻

  忽必烈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慈悲和宽容,毕竟萨迦班智达伯侄是阔端请来的,八思巴是否可用还有待观察。从《萨迦世系史》记载看,忽必烈至少对八思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考验。第一次考验的是八思巴的态度和见识。忽必烈把八思巴召到六盘山军中,对吐蕃之事不屑一顾,一口气提出吐蕃何时有王、你的祖上有何功业等8个问题进行刁难,八思巴引经据典讲到了松赞干布的功德、吐蕃与唐王朝交战、文成公主进藏等史实,让不太懂唐宋历史的忽必烈心服口服。第二次考验的是八思巴的宗教学识和法力。不仅让八思巴参加佛道教的论战,还要求八思巴显示与众不同的神通。当时嘎玛噶举派教主嘎玛拔希也来到京都,正是从他开始创立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承制度。嘎玛拔希善于幻变之术,一度吸引了蒙古王室,这将直接动摇忽必烈对萨迦派的信奉。直到八思巴被迫显示了断身显灵的神通后,忽必烈才从佛法上认可了八思巴。

  八思巴当然也敏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或走或留,在此一举。在忽必烈拒绝八思巴的请求,执意要向吐蕃摊派兵差时,八思巴釜底抽薪、以退为进提出,“如此,吐蕃的僧人无必要在此住坐,请放回家乡”。而忽必烈也真的摊了一下手,“那么,可以前行”,想走就走呗。虽然后来忽必烈在身边人的劝说下收回成命,但八思巴还是下决心离开。1253年,八思巴动身返回西藏。当走到朵甘思(今四川甘孜)时,面对金沙江对岸的家乡,八思巴突然停住了脚步。史书上讲他回西藏主要是为了受比丘戒,而恰恰此时得到了萨迦寺授戒师去世的消息,因此没有必要回萨迦去了。但我想,此时的八思巴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试图在两难之间作一个最终的选择。

  八思巴不愧是萨迦班智达的衣钵传人。他的伯父最广为流传的著作是《萨迦格言》,书中主张一个人可以依靠伟人成就自己的事业,“弱者依靠强者,就会得到生存,一滴水珠虽然渺小,进入湖泊就不会干枯。”他还主张做事要灵活机动,“只要对人对己有益的事情,无论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善于采取巧妙的办法,绝不会有人说你狡猾。”八思巴一定全面分析了蒙古帝国的野心、忽必烈的魄力、西藏的前途、萨迦派的地位、个人的机会等等,反复比较、综合权衡,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回去,向东,追随忽必烈。

  

  这一次决绝的转身,最终赢得了忽必烈对八思巴的完全信任。忽必烈要实现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需要用佛教信仰去统一思想,也需要依靠八思巴去管理西藏事务,而八思巴既需要通过皇权去推行藏传佛教,也需要蒙古势力帮助自己巩固宗教地位。于是,在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下,双方寻求到最大公约数,在身份和信仰上都实现了“他者”向“我者”转变。八思巴从此以后,峰回路转、顺风顺水。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喜金刚灌顶,成为忽必烈的宗教上师。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立即任命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下诏设立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军政事务的总制院,由八思巴领之,同年授权八思巴兄弟回萨迦建立行政体制。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1270年,忽必烈授封八思巴为帝师。此时的八思巴,已然是“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达到了自己的人生顶点。

  八思巴最大的政治作为是建立了西藏行政体制,影响西藏深远的政教合一制度也由此发端。八思巴10岁离开萨迦,20年后才第一次回到家乡,而且是作为大元帝国皇帝的代表荣归故里,八思巴一方面是感慨万千,另一方面则是责任重大。他在萨迦的两年时间里,主持划分了十三万户,划分了俗人民户和寺属民户,建立了以萨迦教主为政教首领的萨迦地方政权,创设了延续至今的寺庙“拉章”制度。此时,中央王朝才算真正实现了对西藏地方进行有效管辖。

  八思巴最大的宗教作为是把藏传佛教传到了蒙古王室,让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从信仰萨满到信仰藏传佛教,让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成为藏传佛教的两座高地。蒙古王室在崛起初期,并没有确定用哪一种宗教里来作信仰支撑,而是采取了对各种宗教来者不拒的态度,汉地佛教、藏地佛教、道教的大师在汗王身边走马灯转换,成吉思汗在征战途中就带着长春真人丘处机,蒙哥的身边则跟随着嘎玛拔希。忽必烈选择了八思巴,让他通过释道辩论驳倒了内地佛教高僧和道士,让他为王室成员普遍进行授戒、灌顶,从而让元朝自上而下接受了藏传佛教,并在蒙古地区影响至今。


图为辉煌不再的日喀则曲美乡

  当然,八思巴对于巩固萨迦派的地位更加不遗余力。在八思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萨迦时,他在曲弥地方举办了至今仍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大法会。曲弥,是西藏十三万户之一曲弥万户的所在地,即现在的曲美乡,距日喀则市区约20公里,处在G318国道从日喀则到萨迦县的途中。不过在八思巴的时代,日喀则还是荒芜一片,连名字都没有。又过了几十年,取代萨迦王朝的帕竹王朝如愿以偿,建立溪卡桑珠孜简称日喀则,才逐渐成为后藏中心。《汉藏史集》记载,参加曲弥法会的人员总数有十几万,其中僧人就有七万。这次法会一连办了14天,耗资巨大,八思巴仅黄金就捐献了963两,其他物品不计其数。这次回西藏,八思巴奠定了萨迦派在西藏宗教格局中重要而特殊地位,从此以后各教派对萨迦派都给以高规格的礼遇。即使五世达赖在一统政教大权时,对萨迦派也没有更多贬斥,没有采取对觉囊派彻底改宗、对噶举派极力打压的强硬手段。在西藏噶厦政府时代,各教派宗教领袖的座次排位,萨迦法王的座位仅低于达赖、班禅,但要高于格鲁派的法台甘丹赤巴,再下来才是其他教派的宗教领袖。1937年九世班禅在返藏途中因病圆寂,也是在玉树地区最大的萨迦派寺庙结古寺。

  萨迦派的寺庙至今广布在西藏昌都和川甘青地区,这里正是八思巴两次东行经过的地方。这个区域在今天的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之间,也就是历史上唐蕃古道穿过的地方。唐蕃古道作为西藏通往东方的主要通道,从唐代延续到宋元直到明代。清代以后,川藏大道才逐渐成为进出藏的主要通道。在唐蕃古道的基础上,忽必烈建立和完善了从内地通往萨迦的进藏驿站,共27站。其中朵思麻(今甘青交界地区)7座,朵甘思(今川青藏交界地区)9座,乌思藏(今西藏地区)11座。萨迦派也沿着这条大道在安多和康巴地区传布开来。甘肃甘南的禅定寺,青海玉树的尕藏寺、结古寺,四川甘孜的更庆寺、宗萨寺,西藏昌都的瓦拉寺,成为除西藏本土萨迦寺、俄尔寺之外最重要的萨迦派寺庙。在从德格县去石渠县途中经过一座萨迦派寺庙俄支寺,寺庙里建有八思巴大殿,这里的僧人和信教群众十分虔敬和自豪地对我讲,寺庙就是八思巴大师在途经甘孜时亲自建造的。虽然寺庙前的这条大道已废弃多年,但仍能感受到当年的恢弘气势。据说,俄支地方就是传说中的格萨尔王城所在地,也有可能是至今仍无定论的“朵甘行都指挥使司”所在地。

  五

  虽然做了近30年的宗教工作,但去年夏天才第一次到五台山参访。盛夏八月来到山上,天高云淡、干爽清凉,当下顿悟藏传佛教信众为什么偏偏把五台山作为信仰的圣地。且不说宗教信仰,单凭自然风景、山川植被和独特气候,与青藏高原就极度相似,俨然是一个内地的小西藏。

  刚到西藏工作那会儿,我就听很多朋友讲起五台山是藏传佛教的圣地,僧人们以一生中到五台山朝拜一次为最殊胜的愿望。因为,藏传佛教认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朝拜五台山总是有道理的,但从何时成为了信教群众的信仰追求呢?我尝试着在阅读西藏史籍的过程中寻找答案,至少找到了两段记载。在被认为是藏族史籍早期历史记载的“木之本” “水之源”的《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中记载,松赞干布东进到五台山后,以其幻变神通建造了108座寺庙,且座座寺庙的山门都朝着京都而东开,寺庙中的所有佛像、佛经和佛塔亦随之天成自现。在另一部重要的史书《拔协》中,更是生动而详细记载了吐蕃五位使臣到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佛殿求取图样的故事,当使臣桑喜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走出寺门时,“山中的猛兽都向他行礼,并护送到山脚下。”可见,早在佛教初传西藏的吐蕃时代就已形成对五台山的朝圣信仰体系。


图为五台山白塔塔基的文殊菩萨雕刻

  萨迦派更是尊奉文殊菩萨为主要神祗,文殊在萨迦的众神谱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萨迦世系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由文殊菩萨幻化的具吉祥萨迦世系,最先出自光明天界”。正因如此,在内地已经稳定下来的八思巴于1257年前往五台山朝拜巡礼。在山上的3个月里,八思巴写下了多篇赞颂五台山和文殊菩萨的诗篇,最著名的是《花朵之鬘》和《珍宝之鬘》,他从佛教密宗的角度,将五台山的五座台看作是密法金刚界五部佛的佛座,直赞“如须弥山王的五台山,基座像黄金大地牢固,五峰突兀精心巧安排”。应该说,从八思巴的巡礼之后,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我在飞往五台山的航班上就遇见了西藏几位僧人,等到了五台山中,不管进到哪座寺庙,都能碰到来朝佛的西藏和四省藏区僧尼和信教群众。五台山不仅满足了信教群众的信仰需求,还成为汉藏民族沟通往来的一座重要桥梁,八思巴实在是功不可没。

  六

  八思巴在大都期间带出了一大批弟子,有藏族、有汉族、有蒙古族,有畏兀儿人、有西夏人,有帝国内的、有帝国外的,他们为多民族、多宗教、跨文化的交往交流各自作出了贡献。元世祖忽必烈当然是最大的蒙古族弟子,他直接利用皇家的威权推行藏传佛教。另有一个来自西夏后裔的弟子杨琏真加,则在江南一带极力传播藏传佛教。南宋灭亡后,其都城临安即今杭州自然是元朝关注的重点,治理策略之一就是用藏传佛教来进行精神控制,在杭州专门设立“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隶属于中央的总制院。杨琏真加就是总统所首任长官,他在杭州改建、新建了数十座藏传佛教寺庙。虽然这些寺庙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但在灵隐寺飞来峰留下来许多元代雕刻,在杭州宝成寺也留下最有文物考古价值的玛哈嘎拉神像。玛哈嘎拉,又被称为“大黑天”,是藏传佛教中的护法神,更被八思巴和忽必烈信奉为战神,元代留存的玛哈嘎拉神像即使在藏区寺庙也已不多见,在江南静谧的寺庙中保存如此完好实属珍贵。八思巴从青海玉树带出的弟子胆巴后来成为国师,他的传教之路走得更远,即使在被贬广东潮州期间仍在建寺弘法。


图为杭州宝成寺玛哈嘎拉石刻

  但八思巴最传奇的弟子还是阿尼哥。八思巴在第一次从内地回到萨迦时,发现有一个来自尼泊尔的神奇小子。这个阿尼哥虽然只有17岁,却能带领80人的尼泊尔工匠队伍到西藏建造黄金塔,不仅聪明伶俐,更擅长绘画塑像。巧合的是,阿尼哥生于1244年,正是八思巴离开萨迦前往凉州那一年。八思巴慧眼识珠,立即收为弟子,待回大都时便把他带在了身边。阿尼哥入朝后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在大都和其他地方主持修建了众多寺庙、佛像。昔日构造宏伟的元大都都城,如今也只在北京北三环北土城一带留下几段名不副实的所谓城垣遗址。相对而言,阿尼哥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则更加丰满,阜成门内的妙应寺大白塔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五台山上塔院寺的大白塔成为五台山的象征。阿尼哥终生再没有回尼泊尔,先后授以光禄大夫、大司徒,成为元代主持和组织藏传佛教艺术以及其他手工技艺的专门机构将作院的一把手,去世后授封凉国公。多年前曾在中国学习的尼泊尔留学生回国后建有一个阿尼哥协会,在新时代传承担起中尼友好交流的使命。


图为五台山大白塔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南宋小皇帝赵显是八思巴的弟子,因为1276年元军攻陷杭州时,赵显只有六岁,且仅仅做了两年的皇帝,春天时节他才被带到大都觐见忽必烈,而这一年八思巴已从河西香根府(今甘肃临洮)回返萨迦。但显而易见,忽必烈在召见这个被俘君王时,一定会向他推送藏传佛教,让他丢掉幻想、清心寡欲、正念修行。等到了18岁时,元朝皇帝更是直接把赵显发放到萨迦寺出家为僧。这位曾经的皇帝可能一方面是对光复大宋江山彻底死心,另一方面也算是颇有佛缘,竟真能沉下心来在萨迦寺修行了34年,成为精通汉藏佛经翻译的“合尊”大师。不过,流水落花春去也,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赵显最终也没有能回到江南故乡。

  


图为萨迦寺八思巴宫

  我第一次到萨迦寺是1991年2月。那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我随一个小型演出团到萨迦县慰问,得知萨迦寺号称“第二敦煌”,于是怀着仰慕的心情参观了寺庙的经书墙和寺庙收藏的历代珍贵文物。此后的20多年间,我参访过青藏高原上百座萨迦派寺庙,对萨迦派曾经的辉煌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去年秋天我又带着不同的视界再一次到访萨迦寺。中央财政拨巨款对萨迦南寺进行了文物维修,但我的关注点已经从令人震撼的经书墙,转移到这些珍贵文物后边的人和事。我们沿着厚重宽阔的萨迦寺城墙空中长廊转了一圈,靠近城墙南侧最大的宫殿就是八思巴宫。第二次回到萨迦祖寺的八思巴就住在这里,4年之后的1280年也最终圆寂在这座宫殿里,时年46岁。


图为萨迦寺经书墙


图为八思巴用过的铃杵


图为八思巴用过的马鞍

  站在海拔4300米的萨迦故地,山顶上已经挂起了早来的秋雪。遥想七百多年,一代萨迦教主因偶然的一次东行,从天边的西藏走到帝国的中心,也把自己写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历史。(中国西藏网 文/尼玛嘉措)

(责编: 郭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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