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巍峨苍茫的韶山南麓，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正式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此发端。

　　当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并命名“仰韶文化”，此后又提出“中华文化西来说”。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他的论述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唤起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隐隐阵痛。

　　针对此，梁启超曾经在给儿子梁思永的信中谈到中国学者“想翻这个案”。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也曾扼腕兴嗟：“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这些情形，至少我们希望，不会继续很久。”

　　以李济、梁思永、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来，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河南安阳殷墟……一个个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考古发掘震撼寰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上世纪50年代，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的发现，用考古事实宣告了“中华文化西来说”的终结。

　　100年来，以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等学者学术思想为内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既指导了中国考古学实践，也接受了实践本身的检验，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华文明包容万象、气度万千的一个缩影。

　　今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100年来，一代代中国考古人韬光逐薮、含章未曜，筚路蓝缕、接续奋斗，重大成果层出不穷，“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百年考古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我国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我国的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从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盛极一时，再到提出“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中国考古人始终以构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作为自身最根本的任务，在曲折中上下求索、渐入佳境，实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百年考古再现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北京周口店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陕西秦始皇陵、甘肃敦煌莫高窟、内蒙古元上都遗址、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窑址……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代表的遗址格局和丰富内涵，充分说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成就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遗迹、遗物，见证了我国先民在建构和治理国家、创立文字、培育农作物、观天文察地理、寻医问药、制造工具、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夯实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

　　百年考古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世纪考古“展示了我国在悠久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中国的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丝绸之路、“伊儒会通”“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文明的互通有无、交流借鉴从未间断，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也在海纳百川中成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

　　百年考古，队伍绵延壮大，精神薪火相传。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起便承担着自觉建构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文化认同的使命，不仅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建立健全考古工作体系，专业队伍不断壮大，学术研究和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学术话语权明显提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国家层面组织的多次大型考古工程推动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向纵深拓展。对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更加长远的眼光：“历史文化领域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行远自迩，踔厉奋发；致知力行，踵事增华。中国考古人必将继续怀着“以考古学修国史”的初心使命，秉持虚极静笃、和光同尘的风骨，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风雨兼程、披沙拣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国西藏网 文/李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