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悼念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先生千古！

　　2022年4月11日晚，得知陈庆英先生于当日下午仙逝，悲恸瞬间袭来，不能自已。此前一周刚从一位朋友处得知先生的近况，听说先生身体有所好转，甚感欣慰。不料时间又是如此之快，不过几日先生竟永辞人间，世间功德圆满。

　　陈庆英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一生可谓大器晚成，其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先生与我虽没有传道、授业之师生缘分，但后来在我工作中所给予的解惑及关照，令我没齿难忘。

　　今借文字回忆往昔与先生的一些交往之事，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悼念之情！

　　我与先生仅有过四次面晤的机缘，但每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2008年夏天，当时我还是青海民族大学专门史专业的一名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热爱藏族史，喜欢关注相关方面的内容，对先生的大名及业界威望亦早有了解。在学期间我和先生的小女立华又同学于民大，有同窗之情。就是这年夏天，先生到访青唐古城西宁。一天上午，立华问我想不想随她和父亲一起去拜见吴均先生。我难掩激动，这是何等的荣幸啊！吴均先生也是著名藏学家，课业中也在读他的文章及其译作——大名鼎鼎的《安多政教史》，能拜见吴先生这样的大家是我从来不曾想过的。于是，借此东风，我随立华先见到了陈庆英先生。

　　一个炎热的午间，和先生一行见面。立华介绍了我的同学身份，我向先生问好。初见先生印象，他属于那种精瘦型身材，穿素色T恤，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脸上时时带着微笑，说起话来不急不躁，甚是和蔼可亲，尤其一双极具“富态”之相的耳朵让我心中不由感叹他和藏学的缘分难道是“天选命定”？！那时先生67岁。

　　一行人到达吴均先生家，是一处老旧小区的三楼。见到当时已95岁高龄的吴先生——这位饱经风霜垂垂老矣的前辈学者，我的眼睛开始模糊，在场的人一定多少都有些触动。此时的吴先生显然已生活不能自理，状态欠佳，佝偻着身躯，着黑色朴素棉服，看起来更像是寺院里的修行者。吴先生挪着小步子，由照顾他的儿女们搀扶到面积不大的客厅与陈先生一起坐下。陈先生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套《吴均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指着封面上吴先生的照片给他看，向吴先生努力介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老一辈藏学家们陆续都出了一套集子，现在他的那本已经出来了，特此来看望并告知先生。然后他们又聊到隆务寺，那是吴先生早年的记忆，想必那个时刻已经唤起了他某些遥远的记忆……可那时吴先生语言表达已经不能自如，于是陈先生在纸上用藏文写下了“隆务贡巴/贡钦”几个字，吴先生点点头，嘴里重复了一下，似乎是听明白了。时至今日，那几个藏文文字令我记忆犹新，心里慨叹陈先生的藏文书写流利又娟秀，恰如先生温润如玉的性情……而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藏语的“寺院”是“贡巴”，“大寺院”是“贡钦”。

　　因吴先生高龄卧床，那次拜访很快就结束了。次年一月，吴均先生仙逝。我想吴先生最后的日子应该是满足的。无论他的人生经历了多少艰难坎坷，终究自己是被认可的。在世时能再见成果被集结出版，这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深切的关怀，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欣慰吗？这次拜访，耳濡目染陈先生对前辈的尊敬，一定程度上也潜移默化着后来工作道路上的我。同年9月，西藏民族大学举办的“全国藏族历史与文化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我有幸随同青海民族大学的星全成教授、导师先巴教授、索端智教授，以及另一名藏族同学前往交流学习。会上初次目睹先生的学术风采，这是第二次见面，只是跟先生打了招呼，没有更多交流。

　　再次联系先生，已是2015年。这一年是我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第五个年头，之前几乎一直伏案从事一些补贴图书的编辑校对工作，没有几本像样的策划书，年轻的我始终认为所学之长尚未真正发挥出来。在这个念头的促使下，我与同事共同策划了以《布顿佛教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安多政教史》《觉囊派教法史》为主的“藏籍译典丛书”，尽管只有《贤者喜宴——噶玛冈仓史》是新译，其他均为再版，但我始终认为这样的再版很有意义，无论对学界还是对其他热爱藏族历史文化的读者，都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经典重现、经典流传。就拿陈先生翻译的《汉藏史集》而言，1986年和1999年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再无再版，最近的一个版本也时隔15年之久，很多读者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书难求，只能高价到旧书网淘。于是我通过立华联系到先生，表达了再版的意愿，先生欣然允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谈及稿酬时，他淡然地表示有没有都没关系。尽管后来这套丛书的稿酬普遍不高，先生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又一次震撼到了我的心灵。《汉藏史集》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责编的，内容存疑处通过电话与先生多次求证，得解。从出版者的角度，就是希望尽可能地降低错误，对原作者、译者，包括读者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交代。我深知以自己当时的学力和经验，错误仍在所难免，但从态度上我们是尽全力的。总之，在这套丛书第一辑几种图书的影响和带动下，后来又相继诞生了第二辑的六种，在学界与热爱藏族历史文化的读者中，“藏籍译典丛书”得到认可。

　　第三次面见先生是在夏都西宁，时间是2017年9月，那时和先生已经加有微信，得知先生由立华陪同正于青海参加活动，于是等他们返回西宁后邀请先生和立华三人一起吃饭。那时先生看起来精神矍铄、神采奕奕。饭间，先生询问我的工作近况、选题情况，又对我讲起他带领晚辈重译了塔尔寺著名学者、四世却西活佛的《遍显明志——塔尔寺志略》，文字虽不长，但这是20世纪80年代塔尔寺刚恢复开放旅游时的第一部介绍性作品，记录的内容都是寺院早期的一些情况，仍然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说我有兴趣的话可以拿来出版。我开心又敬佩，开心于能出版大家的译作，同时敬佩先生依旧在带领后辈晚学躬耕于藏学之野的大家风范。聊天中，我也依稀感到先生对青海的情结，这里不但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事业的起点和根基……饭后我们道别，先生不忘向我致一餐之谢。这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后来在该书出版的过程中，先生时常不忘向我推送有关塔尔寺的文章及影像资料，其中不乏一些早期外国传教士留下的。

　　因出版建立关系，其后跟先生的交流频次逐渐增多。2018年我又联系先生，意欲再版先生和仁庆扎西先生合作译注的《王统世系明鉴》，这部书后来被列入“藏籍译典丛书”第二辑，2020年8月也如期出版。

　　第四次和先生的见面是在西宁的青海省藏医院，时间是2018年7月上旬，先生在医院做腿疾理疗，立华仍陪侍左右。7月9日下午，天气很好，我带了鲜花去医院探望，先生精神状态极佳，除了腿疾行动不便。但见有客人过来，还是起身来到客厅和我说了一会儿话，话题自然还是我的出版工作。

　　和先生联系的这几年，他还先后帮我做了许多重大项目申请的专家推荐人，多数项目都顺利通过审批、落地，令人欣慰。其间先生还陆续引荐了一批藏学领域的其他专家与家属给我，比如耿昇先生、丹珠昂奔老师、王敞（王尧先生次子）、张云老师、赵永红老师等等，这对一个从事该领域的出版人而言，是信任和鼓励，是对我职业生涯的馈赠。

　　有时我在编辑书稿时遇到困惑，也会求助先生进行解答，先生无一不回复。

　　2019年6月，在编校《王统世系明鉴》过程中，遇到关于著名藏史、伏藏作品《柱间遗教》发掘者的问题，参照其他译本后发现有两种说法，一种为莲花生大师说，一种是阿底峡尊者说。我很疑惑，到底是谁发掘？于是从微信上向先生做了请教。因为“相传”及其“宗教附会”等原因，无论是谁发掘，可能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了。

　　2020年3月，在《王统世系明鉴》即将定稿之际，这部著作的第二译者——已故的仁庆扎西先生的个人简介仍然没有找到，又请先生帮忙，他很快为我梳理出译者简介，也就是现在图书勒口上的内容。

　　2020年5月，我有报考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打算，于是斗胆致电先生，请求其能否为我进行专家推荐，先生未推辞，甚至还跟我交代了一些报考须知，以及在今天看来最为重要、最切实际的忠告，就是学藏学必须学藏语、懂藏文，方能学好藏学。如今，我已是一名二年级的学生，越来越感到语文的重要性，它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先生的忠告来自先生多年的学习与科研切身体会。我有幸垂听，自当努力为之。

　　2016年《中国藏学》发表了一篇题为《著名藏学家陈庆英先生访谈》的文章，我早已拜读过，2022年3月该文又相继在各大公众号转载，再次拜读、思考、转发，反复回味先生的藏学之路，对后学的我，是激励、是楷模，是学习路上努力的方向与标杆。先生以接近不惑之年的“大龄”攻读研究生，日后在藏学领域又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可见先生之天才的基础与后天所付诸之努力。

　　作为晚辈后学，我对先生十分敬仰，一直期待有亲自登门拜访的机缘，疫情可能是这两年最大的问题。但转而又想，先生桃李遍天下，加上亲人、朋友等亲情与社会关系，关心先生的人不少，想必退休之后一定也有忙不完的“接待”，先生也“辛苦”，轻易也就不敢打扰。逢年过节发条问候的消息，得知先生安好，足矣。

　　近日，先生以81岁高龄驾鹤西去，先生高寿，其高风亮节、学术风采永留人间！（中国西藏网 文/陈锦萍）

　　作者简介：

　　陈锦萍，1983年生，宁夏盐池人，汉族，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一部副主任，青海民族大学2020级民族学专业，藏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版学、青海地方史、藏学。

　　附图：

　　图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著，陈庆英 译：《汉藏史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图为萨迦·索南坚赞 著，陈庆英 仁庆扎西 译注：《王统世系明鉴》，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图为却西·洛桑贝丹龙日嘉措 著，陈庆英 陈立华 王晓晶 译注：《遍显明镜——塔尔寺志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