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勒：鱼塘边的梁氏族谱

　　我站在广东顺德那个无名的小码头上，看那些水光潋滟的鱼塘一片叠着一片，像先民随手丢下的无数面青铜古镜，将岭南灰蒙蒙的天空接住了又摔碎。塘基上密密匝匝地长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草，间或有几只白鹭从这片水面惊起，掠过另一片水面，扑棱棱地消失在更远处的鱼塘深处。陪同的本地人说，这些池塘在梁氏族谱上都是有名字的，就像人一样，高桥塘、沙田塘、龙眼塘，一个个都活了数百年。 

　　梁氏的祠堂就藏在这样的鱼塘中间。青砖灰瓦被几十面水镜团团围住，倒像是在人间孤岛上了。进得门去，光线骤然幽暗下来，空气里浮动着檀香与旧木料混合的、沉甸甸的气息。一位梁氏的老族长颤巍巍地捧出他亲自编写的族谱，我急切地要一本，他欣然答应了。那纸页依然散发着出场不久的新鲜味，像春天最后一片从树枝上长出的叶子。他指给我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用我听不懂的顺德土话急促地说着什么，枯瘦的手指在纸面上飞快地移动，仿佛在触摸八百多年间跳动的脉搏。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却分明看见那些方块字一个个活过来，着长衫的、戴方巾的、握毛笔的、擎罗盘的，熙熙攘攘地从泛黄的纸页间走出来，朝我作揖微笑。老族长的声音忽然拔高，手指重重地点在“梁钊韬”三个字上，眼角的皱纹里漾出光来。旁边几个梁氏后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向我比划着，我依然听不懂，但我知道他们在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博导，说他培养了我这个在北京工作的新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为此他们也感到荣幸，还说深埋在地下的多少古人类遗物，包括马坝人以及无数陶片和骨骸如何被一个他们梁家的著名子孙重新唤醒，并在改革开放后在中山大学亲自复办了第一个人类学系。 

梁钊韬（1916年—1987年），字勉之，是近代中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

　　上午的学术座谈是在酒店会议室里开的。空调开得冷，窗外的阳光白花花地照进来，落在师弟师妹们年轻的脸庞上。我站在讲台上，PPT翻到第几页，记不清了。那是先生手书信札的照片。余幸遇良师，吾与恩师梁钊韬先生之师生关系，虽不敢自诩典范，却亦堪称和谐圆满。1983年至1986年间，余负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梁钊韬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经整理，自1985年11月4日至1987年12月4日，跨越两年零一个月的光阴，梁先生亲笔书写致余书信凡十一封。此十一封信件，总计八千三百九十一字，其中六封以毛笔小楷书就，字字端庄；五封以钢笔书写，笔笔恳切。墨香犹存，字迹尚温。这十一封信，既是一位导师对弟子的学术指引，更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学术传承的缩影，梁先生在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写道：“衰老是必定现象。但愿您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的安慰！”（1987年5月15日信）这是先生对弟子的嘱托，也是一代学人对后辈的期待。余虽年迈，仍在一些大专院校兼任博士生导师，为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藏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辛勤耕耘。至少，我要对得起在中山大学荣获的两个“第一”的光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 

　　1986年我毕业后到北京工作，他得知我要去西藏进行田野调查，连夜写来的一封长信，蓝色墨水的字迹在粗糙的信笺上有些洇开了：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毕业临别之际，梁先生“伸开双臂紧紧拥抱着我”，并亲笔题词相赠：“为发展我国人类学事业勇攀高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一刻，师生关系已然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传授，升华为一种精神共同体的构建。《礼记》有云：“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梁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既教“事”又喻“德”的良师。 

梁钊韬先生（前排中）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职工在一起

　　我合上电脑，忽然想到早晨看见的那些鱼塘。它们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一片连着一片，大的孕着小的，深的连着浅的，就像先生当年培养我们——不，就像梁氏家族八百多年来培养一代代读书人那样，水脉不断，薪火相传。老族长不懂我的普通话，我不懂他的土话，可当我们站在同一本族谱前时，那些名字替我们完成了所有的交谈。就像此刻我与师弟师妹们，隔着一封封手写信的复印件，竟在空调过冷的会议室里，共同触摸到了一个人手心残留的温度。 

　　参观结束时已近黄昏。我们又走过那些鱼塘回停车场，然后乘车回广州，夕阳把水面染成琥珀色，偶有鱼儿跃起，扑通一声，将圆满的倒影撞碎了又聚拢。我想起先生信里最后那句话：“学问如养鱼，急不得的。你且看那池塘，哪一池不是用千百年的静默，才养出了一季的肥美？”这便是一整个岭南的隐喻了——那些沉默的鱼塘，那些不会说官话的族谱，那些在土话里辗转了八百多个名字的家族，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将火种传给下一个愿意弯腰守护的人。 

　　后视镜里，梁氏祠堂渐渐缩成一个小点，重新被鱼塘的水光吞没了。可我知道，有些涟漪已经荡开，正从1987年那个藏北的夏夜，一圈一圈，漫到此刻我身旁这些湿润的眼睛里来。（中国西藏网 文/格勒 图片来源于《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