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宝鉴】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班班多杰：境外反华势力大肆炒作“转世问题”包藏祸心

　　编者按：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制度，有统一规范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为遏制、分化中国，无视藏传佛教的传承制度，无视藏传佛教信徒信仰感情，频频炒作活佛转世问题，妄图否定历史定制，否定宗教仪轨，否定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威。各地藏语系佛学院、藏传佛教界代表人士、专家学者，通过详实史实和系统阐释，驳斥谬论，正本清源，一致申明：活佛转世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宗教理论底蕴，更与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紧密相连。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从历史定制、宗教仪轨、政策法规等维度，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深入解读和阐述。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班班多杰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公元13世纪。公元1283年，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圆寂，面对教派内部无法依靠嫡亲继承教权的困境，噶玛噶举派依据佛教“法身、报身和化身”的三身理论，讲究“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据此首次确认了噶玛拔希的转世灵童，从而开创了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不仅解决了教派内部权力传承的难题，也丰富了藏传佛教的教义修持体系，并逐渐被其他教派如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等所采用。 

　　班班多杰说，始于元末明初的活佛转世制度，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监督。各教派转世活佛也积极与中央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以获得认可、扩大影响力。 

　　噶玛拔希的转世、三世黑帽系噶玛巴攘迥多吉，先后两次赴大都（今北京）为元朝皇室举行法事，被元顺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攘迥多吉的转世乳必多吉，亦受顺帝之召赴大都为皇室传法。攘迥多吉的得意弟子札巴僧格也被封为灌顶国师，并赠红色僧帽。从召请到赐帽，从册封到授印，显示出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系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认可作用，也就是说，活佛转世要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得到中央政府的授权，才能转世。 

　　明代继承了元代对藏传佛教首领或高僧的封赐政策，同时对转世活佛进行关注和监管。格鲁派的转世活佛与中央王朝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其创始人宗喀巴曾受明成祖邀请进京，但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即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前往。这时，宗喀巴大师以及他的弟子释迦也失，还有格鲁派的许多高僧大德，通过信件和人员往来等与中央政府保持了密切联系。藏文史籍所载《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宗喀巴复明成祖书》等，表达了宗喀巴对明成祖的感激之情，实际上也表达了皇帝以及中央政府对宗喀巴对格鲁派的亲切的关照和管理。 

　　格鲁派中最重要的活佛转世是达赖和班禅转世系统。165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入觐，次年四月，顺治帝正式颁赐金册、金印，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以后，“达赖喇嘛”名号通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并得以固定下来，达赖喇嘛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遂成历史定制。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为解决当时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的家族势力操控、转世灵童认定不公等问题，中央政府设立了金瓶掣签制度。金瓶掣签的仪轨主要包括： 

　　1.寻访灵童：在活佛圆寂后，由宗教首领和高僧组成寻访团，在指定范围内寻找符合转世条件的灵童。这些灵童通常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天赋和灵性，能够继承前世活佛的智慧和慈悲。 

　　2.候选人确定：经过初步筛选，确定若干名候选灵童。将这些候选人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以示公正。 

　　3.金瓶掣签：在中央政府代表或驻藏大臣的监督下，将写有候选人名字的签牌放入特制的金奔巴瓶中。随后诵经，由高僧或大活佛摇动金瓶，从中抽出一支签牌，当众宣读抽中的灵童名字。 

　　4.确认与坐床：抽中的灵童经过进一步确认无误后，即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并举行坐床典礼。在典礼上，灵童将接受高僧的灌顶和祝福，正式成为新的活佛。以上过程都要有中央政府的人员关注和监督，这就是活佛转世制度上的宗教仪轨。 

　　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体现了宗教仪轨法断的严谨性与神圣性，确保了转世灵童认定过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作为认定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重要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一直传承不断延续至今。 

　　中华民国时期，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和支持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传承和延续。 

　　中华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亲信贡觉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宫任职。1929年，九世班禅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派贡觉仲尼等到南京，在1931年设立了达赖喇嘛驻京办事处，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正式机构。1931年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并颁给玉册玉印。1932年年底，国民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为“西陲宣化使”，商讨西藏事务和班禅返藏问题。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1937年，九世班禅在青海玉树圆寂。国民政府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先后批准认定了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并派出中央政府代表主持坐床典礼。这就是中华民国时期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的认定过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藏历史和现实状况相结合，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活佛转世制度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框架内得以正常延续和健康传承。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圆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遵照十世班禅的遗愿，寻找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工作随即严格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展开。 

　　经中央政府批准，1995年11月29日，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出生于1990年2月13日的坚赞诺布被确定为十世班禅转世真身，继任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当年12月8日，第十一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正式坐床。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转世活佛认定活动，全程完全在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的框架下有序开展。此后，在各级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与监管下，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等通过寻访、认定、坐床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相继申请、报批了各教派不同层级多位活佛转世的仪式活动。 

　　2007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这一法规的制定，不仅体现了国家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与保护，也彰显了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坚定决心。 

　　根据《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其程序是：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所在地佛教协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转世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这一流程旨在确保活佛转世事务的公正性、透明度和权威性，同时，任何团体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开展有关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及认定活动，以保障宗教事务的规范管理和有序活动。 

　　班班多杰强调，多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在所谓“转世问题”上大肆炒作，表面上看是少数不怀好意的西方反华势力热衷于所谓的人权、民族、宗教和环境等问题，但背后包藏着其分裂中国的祸心。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西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引领下，西藏自治区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人民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提供有力保障。（中国西藏网 文/多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