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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日塘秦刻石:见证“河源昆仑”观念的历史流变

发布时间: 2026-10-30 10:52:00 来源: 青海日报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穿越2200余年时光,以37字秦篆将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历史场景定格在黄河源头。作为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它不仅补充了文献中秦代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交往的史料缺环,更成为解码河源昆仑观念流变的关键实物证据。从先秦“河出昆仑”的神话遐想,到秦汉时期官方遣使的实地探寻,再到魏晋隋唐至明清的多民族互动考证,直至当代科学认知与文化认同的融合,河源昆仑观念的每一次演进,都镌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因,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鲜活的文化坐标。

  尕日塘秦刻石:河源昆仑观念的早期官方实证与文明对话

  在中华文明的早期记忆中,“昆仑”始终是地理与文化的双重符号,而“河出昆仑”的观念,早在先秦典籍中便已生根。《山海经·海内西经》明确记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穆天子传》则讲述了周穆王驾八骏西巡,登昆仑、会西王母、寻不死药的传说,将河源昆仑与民族精神寄托紧密相连。但这些记载多夹杂神话色彩,直至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才为早期中原政权对河源昆仑的认知提供了实证。

  尕日塘秦刻石的核心事件直指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派遣五大夫率方士前往昆仑采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指出,这一发现“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实证了秦始皇时期中原与西部的通道已打通,比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更早,是早期中华文明向西拓展、与西部族群开展文明对话的关键见证。彼时,中原人深信昆仑山上“食玉膏,饮神泉”“有不死树”,屈原在《九章》中更以“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直抒对昆仑的向往。秦始皇遣使采药的举动,正是将这种文化信仰转化为官方行动,标志着河源昆仑从神话遐想走向现实探寻。

  从文明探源的视角看,尕日塘秦刻石的价值远超石刻本身。它所在的扎陵湖区域,经文物遗存证实自旧石器时代便是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刻石中“車到”“百五十里”等文字,清晰记录了中原使团的行程与规模,说明当时中原对西部地理的认知已具备一定准确性,更反映出秦汉大一统政权对西部疆域探索的主动意识。这种探索并非孤立的地理考察,而是伴随着文化观念的传播与文明互动——刻石上提到的中原历法(“卅七年三月己卯”)、官制(“五大夫”),与西部族群的自然认知、生活方式碰撞融合,为后续多民族共同认知河源昆仑埋下伏笔。

  汉唐至明清:河源昆仑观念的深化与多民族文化交融

  自尕日塘秦刻石开启河源昆仑的探寻之路后,魏晋至唐宋时期,人们对河源昆仑的认知逐渐从神话想象转向实地探察,地理准确性不断提升,而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中原与西部各民族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深度互动。晋人杜预在《春秋释例》中便指出“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西平郡即今青海西宁,其对河源方位的判断已接近真实。自唐代以来,这一探寻进程持续深化。行动层面,逐渐从“官方主导”扩展为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实践;认知层面,观念也从“神话附会”稳步走向“实证认知”。这一跨越千年的认知演进与实践拓展过程,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注脚。

  唐代是河源昆仑认知的重要突破期。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李道宗率军追击吐谷浑,直达星宿川(今星宿海)、柏海(今扎陵湖、鄂陵湖),“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旧唐书 侯君集传》),这是中原将士首次实地见证黄河源头。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并以“子婿之礼”拜见护送使李道宗(《旧唐书 吐蕃传》)。柏海作为河源核心区,既是唐军征战的战场,也是唐蕃和亲的礼坛——在这里,中原的“河源昆仑”文化认同与吐蕃的高原自然崇拜相遇,“和同为一家”的舅甥关系,正是建立在对这片神圣土地的共同敬畏之上。唐代地理学家贾耽绘制《吐蕃黄河录》,刘元鼎出使吐蕃时认定“紫山(今巴颜喀拉山)即古昆仑”,进一步将河源昆仑的地理坐标锁定在青海境内。

  元代则以国家层面的科学考察推动河源认知。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派都实以招讨使身份勘察河源,发现“泉百余泓,沮洳散涣,灿若列星,名火敦脑儿(蒙古语‘星宿海’)”,并绘《河源图》(《元史 地理志》)。都实的考察不仅纠正了“伏流重源”的旧说,更融入了蒙古族对河源的称呼与认知。同时代的朱思本从西藏高僧处获“梵字图书”,以华文译之,佐证河源出星宿海,体现了藏文文献与汉文记载的互证。这种多民族知识体系的融合,让河源昆仑观念突破单一族群视角,成为各民族共享的地理认知。

  明清时期,河源昆仑观念的多民族交融更趋深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拉锡、舒兰探寻河源后称“星宿海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也”(《清史稿 舒兰传》),直接将蒙古族对山脉的称呼与“昆仑”对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阿弥达“探黄河真源”,认定“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黄金河’,今卡日曲)为黄河源头”,其考察团队中包含藏传佛教高僧,沿途祭祀青海湖、玛沁雪山等,将藏传佛教的山神信仰与中原的河神祭祀结合。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在循化修建河源庙,“专祭河源之神”,参与建庙的有驻军官兵、土千户韩炳及各族民众,汉传佛教僧人后被藏传佛教僧人替代,庙产由地方政府供给(《循化厅志》)。从庙的修建到祭祀仪式的演变,清晰展现了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在文化信仰上的交融,河源昆仑不再是中原独有的观念,而是成为多民族共同守护的文化符号。

  当代回响:河源昆仑观念的文化认同价值与民族共同守护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河源昆仑的地理坐标得到较为准确的界定。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确认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依据“河源唯长、流量唯大”原则,将正源更正为卡日曲。但河源昆仑观念并未因科学认知而失去文化意义,反而在中华文明探源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尕日塘秦刻石的保护与研究便是典型例证。

  从文明探源来看,尕日塘秦刻石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实物证据。它证明早在秦代,中原与西部的文明互动便已突破地理阻隔,这种互动不是单向的“同化”,而是双向的“互鉴”——中原的官制、历法传播至西部,西部的地理认知、自然崇拜也丰富了中原的文化体系。正如赵宗福教授所言,“昆仑一直是虚与实的结合,‘地理昆仑’和‘文化昆仑’互为影响”,从秦刻石的“采药昆仑”到当代的三江源保护,河源昆仑始终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见证。它连接着先秦的神话信仰、秦汉的疆域探索、唐宋的民族交融,直至当代的生态守护,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文明发展脉络,为解答“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如何发展”提供了文化维度的答案。

  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看,河源昆仑观念早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在青海,蒙古族称星宿海为“火敦脑儿”,藏族称其为“孔雀滩”,汉族沿用“星宿海”之名,不同民族对河源的称呼虽异,却共享着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后,汉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延续着“守护河源”的共同传统。尕日塘秦刻石发现后,青海省将其核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视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后又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果洛州、玛多县政府克服“低温缺氧、无水无电”困难,安排公安与文物干部24小时值守。这种跨民族、跨部门的共同保护,正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当代的具体实践,彰显了各民族对共同文化遗产的珍视。

  从“河出昆仑”的神话遐想,到尕日塘秦刻石的官方实证,再到多民族共同守护的文化符号,河源昆仑观念的流变,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不是单一族群的创造,而是各民族在地理探索、文化互鉴、信仰交融中共同缔造的。中华文明的“源”,不仅在于黄河、长江等自然河流的源头,更在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凝聚的文化认同。尕日塘秦刻石静静矗立在黄河源头,它所见证的,不仅是2200年前的一次官方遣使,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各民族携手前行的壮阔历史。

(责编: 陈濛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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