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到雪域一位藏族女性的时代凝视

2022年泽玉与研究团队在林芝边境村庄做田野考察。泽玉供图

　　我是一名持镜者，也是一名教师。我的镜头，从未离开过生养我的西藏，却也始终映照着来自江南与北京的文化光影。

　　大一那一年，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我向《中国民族》投去了一篇名为《嘎依》的散文。文中的“嘎依”是母亲在西藏林芝阿沛庄园的养母，她的一生不曾踏出过林芝的边界，她的人生岁月更多是在米拉山下的牧场中度过的。时光，在她黑色的长袍褶皱里，仿佛未曾留下多少暖色。

　　那时我尚不会用镜头表达，描述嘎依的文字，却带了几分烟雾朦胧的影像感。我并未察觉，自己正尝试以文字为起点，用女性敏锐的触角与世界建立联结。而我渐渐明白，对世界的凝望从来不是独白。总会有另一道道目光加入、交汇，与我共同寻找新的显影方式。

　　发现持镜者：故事中的我与她们

1999年泽玉（左二）参加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报道时的工作照。泽玉供图

　　每年秋天，层林尽染时，我的学生们便会带着她们的纪录片选题来找我。来自丁青的牧家女儿嘎松达珍正在攻读硕士，她曾犹疑于拍摄家乡的玫瑰产业还是牧区生活。几经思量，她最终带来了一个关于唐卡艺人的故事。最打动我的是她所拍摄的那位唐卡老师，已经开始招收女弟子。

　　最终，嘎松达珍的纪录片落点并不在女弟子身上，但我们依然记得，启动她内心快门的一刹那，是那位女弟子带来的触动。

　　唐卡画室矿物颜料的色泽，氤氲般升腾的松烟墨香与朱砂微尘，带给她创作的美感。她长时间将镜头锁在方寸画布上，只为捕捉暖色的阳光缓缓游移的流逝感。

　　“在我母亲的时代，女性连走近画室都是一种奢望。而今天，只要我们愿意，面前可以是画布，也可以是镜头后的整个世界。”嘎松达珍在阳光下仰着脸说。她数次提及那位最认真的女画师，虽然她没有机会和自己一样读硕士，但她也绝不必早早成为妻子与母亲。她的人生有了不同的可能。也许有一天，关于唐卡女画师的传奇，会经由我们的镜头被世界看见。

　　这个时代，真的很好。我的学生比我更早地触摸到影像的温度与力量。

　　她们开始用镜头书写她们眼里的西藏故事。透过嘎松达珍的镜头，我看见的不只是一个牧区姑娘对唐卡的凝视，更是一种以身体为媒介的文明传承——她看见了女性在这个时代获得的突破，她也看见了一种艺术从服务于信仰向更广阔价值的生动拓展。

　　我始终觉得，一个女性生命开出的繁花固然美丽，但若能将自己化为沃土，召唤更多的后来者在此扎根，开出一片花海，才是真正的丰饶。

　　察隅姑娘阿达，曾端着镜头追随一位牧区兽医穿越在高山牧场，只为记录那双为牛羊疗伤的手如何化解牧人的忧思。

　　后藏姑娘曲吉，身形纤弱却极有主见。她给自己的作品取了一个美好的名字《一个“拉瓦”的婚礼季》。“拉瓦”是在后藏婚礼上承担说唱任务的歌者，那些赞词被称为“姆啦”。这深藏于民间的活态歌谣，终会在一位年轻姑娘的镜头中，获得了面向世界的音量。临行前，她拿着我为她备好的随身耳麦，轻快地说：“老师，我会用它录下最动听的婚礼歌谣。”

　　这个时代，真的很好。这些用镜头书写家乡故事的女性持镜者，如我一般，听过昆曲，见过水袖，也被南北不同的乡音浸润过。她们所经历的世界，终将化为她们表达世界的底色与韵律，为她们的成长架起一座瞭望的镜桥。

　　从染缸到镜头：文化的转译与传承

泽玉（右）在林芝市巴宜区鲁朗镇扎西岗村做调研。沈耀 摄

　　我的思绪，又飘回嘎依身上。

　　她曾传授母亲一门绝技：用大自然的馈赠为手纺毛线染色——大黄叶根浸出暗黄，草红花染作绯红，核桃皮则提取出深褐。女性对美的执着让她们难以忍受单调。借助自然之力的染色，成了她们表达创造与文化记忆的方式。

　　染料的提取需经浸泡、沉淀等繁复过程。即便大自然赐予色彩，在那些年月里，明艳依然是一种奢侈。嘎依总不舍得将最亮的颜色用在自己身上，而我这个并无血缘的娃娃，却不时能穿上她染的红色毛衣，戴上点缀明黄的小帽。

　　透过时光的隧道回望，这样的场景，何其充满镜头感。

　　这个视觉丰富多彩的时代，我庆幸我们对美有了更多元的感知与表达。

　　作为一名持镜者，我见识过江南的墨痕、北京的檐角，也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我的取景框里，曾装满绍兴水巷的幽深、成都茶馆的氤氲、北京殿堂的恢宏。但当镜头最终转向生养我的雪域时，所有这些文明的景深，都汇聚为一道独特的光，照亮高原上那些曾被风霜掩映的褶皱。

　　这光，试图照见的从来不是让人猎奇的景观。

　　在祖国西南的天地之间，西藏以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幅员，诠释着极致的辽阔：这里，有稻香编织的温暖时光 ，有牛羊奔腾的壮阔气象。

　　当我们真正走进这片土地，会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传统与现代在镜头中的悄然对话——我和伙伴们经年累月的跟踪记录里，见证了这样的景象：最偏远的高山峡谷中有了被称为“党中央”的“锅盖”（电视卫星接收器）如银白色的花朵开在屋顶；牧家青年操纵无人机，如鹰隼般翱翔，记录草原赛马节的奔腾；田间地头，农民手持手机，以“网红”身份直播灾后重建的“定日速度”——现代的元素，如无声细雨，渗入高原的肌理，在镜头中与传统从容交汇。

　　不再是“旧”与“新”的对立，而是在同一片土地上，文明绵延的呼吸。

　　我的学生们，是这些对话的记录者与转译者。如果说嘎依的染缸是女性在局限中创造美，我的学生嘎松达珍、阿达、曲吉们无需再如先辈般，将美的表达局限于染缸与织机。她们的镜头，是新时代的画笔与纺锤，可以自由地对准唐卡上流转的金粉、兽医手中承载生计的针剂、婚礼上古老的“姆啦”。她们用影像，为古老的文明，进行着一次充满生命力的重新染色与当代编织。

　　因此，持镜，绝非简单的记录，而是一场庄严的对话与传递。是在“看见”之后更深层次的“显影”——将个体命运从历史背景中清晰地托出，将日常劳作中蕴含的文化密码破译给世界，将那些细微却具有决定力的瞬间，凝固为永恒的见证。

　　我传递给学生的，不只是构图与剪辑之技，更是一种“转译”的能力：将牧歌的旋律转译成世界的语言，将传统的智慧转译成现代的价值，将一个族群内在的、蓬勃的生长力，转译成一种可被广泛理解与共鸣的情感与思想。

　　深情地凝视：爱是持镜的力量

泽玉团队去墨脱调研途中拍摄的嘎隆拉雪山。泽玉供图

　　而这份“转译”的能力，其源头并非技艺，乃是深情。一个持镜者何以会多情？我想，唯有生命曾被爱深深浸润，才会生长出如此深沉的凝望。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另外49名西藏孩子跨越山水，远赴绍兴求学。母亲的浙江同事找来一份地图，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绍兴的位置，又在西藏画了一个小小的星标，两点之间，画上一条蜿蜒的虚线。

　　地图上的咫尺，却横亘着三千公里的雪域与长江，也横亘着少女时代四年未见母亲的思念。

　　老师们成了我们的父母。十二岁的我在绍兴的梅雨里，跟着老师学会了《满江红》，也能说上几句带藏语口音的吴侬软语。江南的雨丝与青石巷的苔痕，始终映照着恩师们的面容。那些面容，一次次呼唤我，用影像去承载这份记忆。

　　多年后，我赴北京读博，导师张征老师的车早已等在宿舍楼下。打开后备箱，里面是当年新疆棉花缝制的崭新被褥。

　　我被温暖了。一个女性成长的背后，有多少爱意的支撑，就能为她续接多少前行能量。

　　前不久，年过七旬的导师打来电话说，你不要放下镜头，要继续用镜头去讲西藏的故事，讲那些别人看不见的细微之处。

　　她的眼睛已不太好，却仍期待着看见我更多的作品。

　　在西藏温暖的阳光下，我想告诉导师：不仅是我，我的学生也会和我一起，继续做持镜者。我们的作品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为记录，为回馈，也为传递。

　　这便是持镜者的天职：以凝视，让每一种生活显影；以表达，让文明的长卷，在每一次快门的开合间，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