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书缘 一生高山——我与阴法唐书记的学术情

　　2025年6月18日，我在微信上邂逅了两段珍贵的微视频，分别是“阴法唐亲历西藏民主改革”和“阴法唐亲历1959普玛江塘农奴解放”。视频里，看到法唐书记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昌都街头缓缓行走，进行走访调研的场景，瞬间我仿佛回到了曾挥洒青春的昌都。视频中的街巷、雪地与山路，都有我的足迹。画面虽略显斑驳，但他的背影却如同烙印一般，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头，让我倍感亲切。我迫不及待地与阴建白大姐取得了联系，告诉她这些视频资料的珍贵价值，尤其是对昌都市类乌齐县正在挖掘的恩达战役史料而言，它们无疑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然而，仅两天后，法唐书记便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心如刀绞，一段跨越近三十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2010年4月，王小彬（右一）、王茂侠（左一）、孙玉华（左二）在北京西四大拐棒胡同阴法唐（右二）同志家中采访留影。王小彬供图

　　党校初逢，书缘西藏启新章 

　　时光回溯至1997年，大学毕业来到昌都工作7年后，我踏入了中央党校的大门，在此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求学期间，我幸运地获得在“西藏民族干部培训班”实习的机会。班上经常邀请阴法唐、多杰才旦、王贵、朱晓明等涉藏领域的同志授课，正是在这样一次课堂上，我与法唐书记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0年12月，《解放西藏史》中国出版政府奖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主席台右五为阴法唐。王小彬供图

　　当时，法唐书记已从原第二炮兵副政委兼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但讲课时依然精神矍铄、条理清晰。他授课时，不仅深入浅出地阐释理论，更结合自身经历，把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使我内心深受触动。课后，我常常向他请教西藏党史研究的疑问，他也总是耐心解答，并布置一些问题让我思考。他常说，党在西藏工作的历史和经验太宝贵了，必须深入研究、认真总结，讲得清楚、讲得出来，才能真正留给后来人。这不仅是他晚年坚持继续工作的动力，也是他对青年学者的叮咛。法唐书记辞世后，我才知晓：当时按职务职级，法唐书记为西藏班授课每堂本可拿800元课酬，可他次次都坚决推却，分文不取，早已将满腔热忱都化作了无私的奉献。 

　　原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刘伟曾为法唐书记撰写一篇纪念文章，题为《百战归来再著书》。这句话我印象极深，也觉得十分贴切。法唐书记从抗日烽火中走来，历经解放战争、进军西藏，亲历昌都战役、平叛斗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百战将军”。步入晚年，法唐书记却从未有过片刻的懈怠，以笔为剑，投身于涉藏研究与宣传工作的浩瀚海洋中。他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涉藏内参和咨政报告，每一份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智慧，不少还获得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批示，为国家的涉藏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他还不辞辛劳地为中央涉藏部门、地方部队、高校院所授课讲学，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宣传党的西藏政策，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热爱西藏。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西藏的发展变迁，也以务实态度回应外界的关切。他还参与重点涉藏出版物的编写工作，担任重大涉藏影视作品的顾问，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在扶持青年学者方面，他一向热心，常以过来人的眼光帮助后辈，哪怕是文稿细节也愿意逐句推敲。可以说，他所涉足的工作几乎涵盖了科研、教学、宣传、资政等多个方面。七八十岁时，他仍笔耕不辍，在党的西藏工作研究领域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我作为后学，有幸参与了他主持或推动的多个涉藏研究项目，也逐渐从一个旁听他讲课的学生，走到和他并肩写作的那一张书桌前。回头看，我踏上藏学研究的道路，其实是由他带我走上的。他留下的事业很多，而我只想讲讲以下三件亲历之事。 

　　共撰史书，凝聚共识铸丰碑 

　　2000年10月，西藏自治区举行昌都解放50周年大庆,我应邀回昌都参加活动。活动间隙，我抓住机会向法唐书记请教了几个与昌都战役相关的问题，也顺便谈起自己在西藏党史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顾虑。法唐书记听后沉吟片刻，感慨地说：“过去我在职的时候，对西藏党史研究没有特别重视，离休后才真正感觉到这项工作有多么重要。”正巧，几天后，出席大庆活动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国清同志也向法唐书记建议，应当编写一部大部头的专著，全面反映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法唐书记听后十分重视，回到成都和北京后，立即召集居住在两地的老战友、亲历者座谈，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编撰这样一部史书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最终，在原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吴晨同志的建议下，这部著作定名为《解放西藏史》，由法唐书记担任编委会主任，全程主持筹备与撰写工作。王贵和黄可两位十八军老前辈是《解放西藏史》的主要执笔人。 

　　2001年春日暖阳里，我接到了王贵老师的特别邀约。那天，王贵老师一脸严肃又带着几分期待地看着我，缓缓问道：“愿不愿意参与《解放西藏史》的编写工作？”那一刻，我心中激动不已，当即点头答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法唐书记早就和吴晨、王贵两位前辈商量过，要为西藏研究事业挖掘并培养一批年轻的生力军，而我有幸成为他们重点考虑的对象之一。最终，经过层层考量，我和法唐书记的秘书王业本有幸成为编写组中最年轻的两位成员。当时我34岁，王秘书比我还要年轻一些。我们俩是编写组里唯一没有亲身经历过解放西藏那段峥嵘岁月的“后来人”。这段难忘的经历，就像一把金钥匙，为我打开了涉藏研究的大门。它不仅为我日后撰写博士论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丰富的素材，更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热爱涉藏研究的种子，为我走上这条充满意义的研究之路奠定了最初也是最为坚实的基石。 

　　撰写《解放西藏史》这部书，注定是一场艰难且意义非凡的征程。参与编写的人员分散在全国九个省区市，他们中大多数人已是耄耋之年的老者。岁月如刀，在他们的记忆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记忆变得模糊，笔力也大不如前。然而，真正棘手的难题，并非是时间带来的紧迫感，也不是精力上的逐渐衰退，而是如何统一思想，奏出共鸣，达成一致的认知。进藏部队里，西南部队与西北部队的成员，几十年来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就像横亘在历史长河中的巨石，阻碍着对真实历史的完整呈现。法唐书记深知，编写这部书，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过往事件记录下来，更关键的是要在这些分歧中凝聚起共识，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把是非对错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此，他坚持广纳贤才，让来自不同系统、不同民族的代表都参与到编写工作中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有把不同经历的人所发出的声音都写进书里，历史才是完整的、鲜活的。”对于那些“过去不让说、不敢说、不便说”的敏感问题，他主张大家敞开心扉、开诚布公地讨论。在描述和评论重大事件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时，编写组的成员们反复研讨，气氛热烈而严肃。每一次的讨论，都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一次对历史真相的追寻。 

　　法唐书记主持会议，在讨论的关键时刻，他还会亲自执笔，越是敏感的内容，他越要一字一句推敲。他常说：“尽管宣传工作有纪律要求，但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在他看来，编写这段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定稿成书，更像是一场历时八年的集体对话。法唐书记始终相信，这场对话的结果能不能在岁月长河中“站稳脚跟”，关键就在于能否把历史讲得清楚明白，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审视。正是他这份对历史负责、对真相执着的坚持，让那些曾经存在争议的记忆，最终一页页落在纸上，也落进许多人心里。 

　　在这场浩大的编写工程中，法唐书记依然扮演着运筹帷幄的将军角色，不仅抓统筹，也抓细节。他特别要求书末增设“部分专有名词汉藏文对照表”，在王贵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逐一核对地名、人名、职务的藏文拼写，确保每一个字母和音节准确无误。这一独特的学术设计在国内同行汉文学术著作中极为罕见，却与国际藏学研究接轨。书稿从动笔到出版，编委会成员逾八十人，其中省军级以上的老领导就有六十多人。此外，还有来自陆军十八军的入藏老兵，新疆第二军阿里支队、云南十四军四十二师、青海第一军骑兵支队的代表，乃至汉、藏、回、白等多民族干部。他们把跨系统、跨民族、跨地区的记忆与智慧，沉淀进了这本书中。然而，书稿付梓时，已有十余位编委相继离世。当初的二十二位顾问，如今也仅存四人。他们青年时参与解放西藏，暮年后又动笔记录这段历史。将一生献给青藏高原的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老西藏精神”。 

　　当这本珍贵的著作呈现在众人面前时，法唐书记做出了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举动——他特意将我的名字郑重地列入了作者名单。彼时，我还在博士求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这样一个署名，于我而言，不啻于在学术的漫漫征途中点亮了一盏璀璨的明灯，意义非凡且影响深远。事实上，当时像我一样还在读博的王茂侠、孙玉华等同学，也都曾得到过法唐书记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西藏史》的编撰工作始终是“两个版本”同步进行的。一份为公开出版所用，语言规范、内容审慎；另一份则更为详实，保留了大量尚不宜公开的珍贵材料。法唐书记目光深远，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有些内容暂时不能公开说，但不意味着永远不能说。我们要未雨绸缪，为以后的研究创造有利条件。”他将这种做法称为“存史”，也是“资政”“育人”的重要途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思想熏陶，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传授。 

　　2008年，《解放西藏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首发式。这部凝聚了法唐书记等“老西藏”多年心血的著作，有幸邀请乔石同志题写书名，迟浩田同志作序，宋平同志题词。出版当年即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工程。2010年，该书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党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党史部门党史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这无疑是对其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的高度认可。截至目前，该书已四次再版，为更多读者所熟知和喜爱。法唐书记以八年光阴，留下一部信史；也以身教言传，为我们这一代藏学研究者，留下了可亲、可敬、可追随的精神坐标。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编辑印刷的《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内部版），后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公开版。王小彬供图

　　集腋成裘，智慧传承映光辉 

　　2005年秋，我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转折——从西藏昌都地委政策研究室调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法唐书记是当代所多个课题的顾问与审稿人。每当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新鲜出炉，我们总是怀着无比敬重与期待的心情，第一时间将成果送至他的案头，恳请他亲自把关、提出宝贵意见。 

　　2007年，当代所一项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理论与实践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立项。课题下设四个子项，有一项是基础研究，涵盖口述史料、资料汇编、研究文集等。彼时，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构想：能否将法唐书记几十年来在西藏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撰写的论文等汇集成册呢？要知道，法唐书记在西藏工作多年，且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他留下的海量文稿，完整勾勒出了党在西藏工作的清晰脉络。这些资料不仅属于法唐书记个人，更深刻展现了我们党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宏伟图景，是研究西藏党史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我将这一想法提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课题申报会，大家纷纷表示支持。会后，我随即向法唐书记提出建议。他初听时略显迟疑，担忧书名的规格过高，也顾虑材料内容可能存在重复。我便进一步说明：可以将那些分散发表于不同刊物、内部材料中的文章进行统一归类整理，连同为他人著作撰写的序言一并收录，使整本文集更加系统、完整。最终，经过一番讨论与权衡，书名仍采用我最初的提议，定为《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 

　　整理工作由我与他身边的秘书王业本共同完成。从篇目筛选、资料分类、内容编排，到反复删减、合并、修订，每一步法唐书记都亲力亲为。经精挑细选，文集最终划分为三个部分：论文、讲话、序言，总字数近五十万字，涵盖了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他参与西藏工作的大量一手材料。其中，许多篇章已发表于《中国藏学》《西藏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也有不少为首次公开，是研究西藏党史的重要史料。文集中既有对重大问题的系统梳理，也有对实际经验的细致总结。例如他当年在扎囊县推动清“左”、防“右”的经验，便得以完整保留，材料详实，足资参阅。 

　　2010年初春，出版工作已临近尾声。我与王茂侠、孙玉华两位同志专程前往法唐书记家中拜访。那时他已年近九旬，步履虽缓，神情却极为清朗。一见到我们，便笑着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今天就多聊聊。”讲述从上午九点开始，没有文稿，全凭记忆。他从1949年讲起，一路讲到西藏迈入现代化发展的阶段。他以“三个最好时期、两个曲折发展时期”为脉络，将自己几十年来亲身参与和见证的西藏党史如画卷般徐徐展开。从和平解放时西藏人民迎来新生的喜悦，到平息叛乱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定决心；从民主改革让西藏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伟大进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藏的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为西藏注入新的活力，到新时代西藏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他层层铺陈，将各个历史阶段紧密贯通，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之中。在讲述过程中，法唐书记时而深入剖析政策的来龙去脉，让我们明白每一项决策背后的深意与考量；时而插入具体事例，那些生动鲜活的细节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许多我们此前闻所未闻、知之甚少的细节，就在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里悄然浮现，让我们对西藏党史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中午时分，我们几人悄悄交换了眼神，心里琢磨着已经讲了三个小时，或许该结束这次拜访了。正当我们准备起身告辞时，法唐书记却摆了摆手，笑着说：“中午我稍微午休一下，下午咱们接着谈。”下午两点，我们准时进门，又是一个下午的深入交流。令人惊叹的是，法唐书记依旧口齿清晰，思路缜密，仿佛时间在他身上并未留下太多疲惫的痕迹。我至今难忘那天的情景——他不仅是在回顾历史，更是在为我们这些后学“搭脉定向”，以口述的方式，传递出他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判断与经验。那次“开小灶”式的交流，谈话录音至今仍保存完整，后来由王茂侠整理成三万字的文字稿，成为我们课题研究中最核心的口述史料之一。此后，王茂侠出版了《邓小平与西藏工作》，杜玉芳出版了《毛泽东与西藏和平解放》，这两部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那天的讲述。 

　　文集定稿并印刷成册时，正值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法唐书记对这部凝结着自己心血与经历的文集格外重视，特意购置了多册，赠送给老部下、老战友以及驻藏部队的同志们。他对我说：“这本书啊，算是我这辈子在西藏工作的一份交代，希望能留点东西给后来人。”他说得平静，却让人沉思良久。我想，他确实做到了。

阴法唐同志家中堂屋悬挂的“老西藏精神”的内容，由十八军老前辈王贵同志手书。王小彬供图

　　回忆录成，双百献礼缀锦篇 

　　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法唐书记提议，希望他能撰写一部个人回忆录。那时，法唐书记已年逾九旬，可他的记忆力依旧超群，许多往事都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然而，每次我提出这个建议，他总是轻轻摆摆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他觉得，自己已经用文字记录下了诸多重要内容，无需再“重复”撰写回忆录了。但我始终不这么认为。我诚恳地对他说：“您写一本属于自己的回忆录，对整个西藏党史、军史以及改革开放史而言，都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只有您本人亲自讲述出来，才不至于被时间的洪流所湮没，才能让后人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那段历史。”对于我的这番话，法唐书记没有明确表态，但命运似乎也在推动着这件事向前发展——2013年，已然92岁高龄的他，终于决定动笔开启回忆录的创作。 

　　法唐书记的秘书王业本同志全力以赴，法唐书记的家人和我也一同参与其中。在接下来的六年时光里，法唐书记一刻也没有停歇，他不断地进行口述，对内容进行补记、整理和核稿。有些章节，他更是亲自动手撰写，力求每一个字都精准无误。而我，则承担起了查资料、校对时间、核对地名、审核政策等工作。那时的法唐书记，耳力尚佳，精神也格外矍铄，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看着他如此投入的模样，我常常心想，这般旺盛的劲头，恐怕是“老西藏精神”在默默支撑着他吧。 

　　时光飞逝，到了2020年初，书稿终于基本成型。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10月，《从泰山到珠峰》这部凝聚了无数心血与汗水的回忆录终于正式出版。这本历时八年之久才完成的回忆录，赶在法唐书记百岁寿辰之际与读者见面，又恰逢建党百年这一伟大时刻——这也正是我们内心最期盼实现的“双百献礼”。 

　　《从泰山到珠峰》这一书名，乍一听，仿佛只是两个地理坐标的简单罗列，实则它是对法唐书记八十年波澜壮阔人生路的精妙概括。他出生于鲁西南，从那里投身革命，一路走过华东大地，又辗转至西南边陲，两次踏上那片神秘而壮丽的雪域高原，晚年才回到北京。 

　　1950年，法唐书记第一次入藏，亲历了意义非凡的昌都战役，为解放西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后来，他积极投身平叛斗争，全力推进民主改革，让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他临危受命，在前线担任政委，亲自指挥两个师作战，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意志。1980年，他再次进藏，主政五年。这五年，正值西藏迎来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转折关键期，他为西藏的发展殚精竭虑、倾注心血。 

　　法唐书记很少主动提及自己的功绩，但我知道，那些年西藏发生的诸多积极变化，都离不开他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他说得最多的，是“误解”二字。他见过太多人关心西藏，也见过太多人对西藏缺乏真正的了解。大家谈论起那片土地，话题总绕不开庙宇的庄严、风俗的独特和雪山的壮美，却极少提及这片土地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挣脱黑暗的枷锁、迎来光明的未来。他常感慨地说：“有些人写书，谈起西藏就只说它多神秘、多落后，却从不提这几十年党为西藏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他撰写这本书，正是为了回应这些误解，用通俗平实、质朴无华的语言，记录下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西藏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历程，也让人们深刻读懂，“老西藏精神”并非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在艰难困苦环境中顽强生长出的坚定信念，是无数西藏建设者用热血和汗水铸就的精神丰碑。 

阴法唐同志晚年写给本文作者的工作便条。王小彬供图

　　我记得书出版后，法唐书记特意打来电话，声音中带着一丝欣慰，说道：“谢谢你，这书能出来，我心里踏实了。”2022年春节前夕，法唐书记的夫人李国柱阿姨忽然打来电话，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吃年饭，我欣然应允。法唐书记在跨过100周岁之后，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也经常对我讲一些重复的话。每次到他家，他都要拉着我站到中堂挂的“老西藏精神”的条幅前，一字一句、不紧不慢地带我念：“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觉遵纪守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他的语速很慢，仿佛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深情与期许。李阿姨总是在一旁笑着打趣：“你讲给王小彬都讲了多少遍啦！”他却认真地点点头，说：“就是要多讲几遍，他们才不会忘。” 

　　多年来，他以亲身经历践行“老西藏精神”，也持续在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和弘扬。从二十世纪90年代起，他陆续撰写了《“老西藏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兼谈孔繁森的成长之路》（1995年），《老西藏精神的根本——雪山名将谭冠三代序》（1996年），《再谈“老西藏精神”》（1998年），《继续弘扬老西藏精神》（2002年），《西藏和平解放与老西藏精神》（2003年）等文章，系统回顾了“老西藏精神”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也记录下他对“长期建藏”思想的深刻理解。其间，他还曾就此向中央领导同志呈报了《关于“老西藏精神”问题的报告》。正是在法唐书记等老一辈干部的持续推动下，“长期建藏”理念不断深化，逐渐成为新时代西藏工作的重要思想资源。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系统阐明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指导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长期建藏”由此被纳入党的治藏方略的顶层设计之中，赋予了“老西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2019年，阴法唐同志为《中国西藏》杂志创刊30周年题写寄语。

　　那天家宴的气氛格外温暖，法唐书记的子女们都在。餐厅墙上挂着“昌都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钟，仿佛在诉说着过往那段光辉的历史；客厅北墙上，毛主席、周总理的画像庄严肃穆，也有法唐书记年轻时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后被毛主席接见的合影，那是他一生的荣耀与骄傲。饭菜虽然不算丰盛，但热气腾腾，充满了家的味道。或许是长期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吃饭时法唐书记几乎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往我碗里夹菜，那动作自然而又亲切，就像对待自家的子侄一样。主要是李阿姨在跟我热情地聊天，他则一边静静地吃着饭，一边认真地听着，偶尔点点头表示赞同。饭后，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常来。”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他是真的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这份情谊，让我倍感温暖与珍惜。 

　　如今，雪山依旧巍峨，党旗、国旗在高原的风中飘扬，但敬爱的法唐书记，却已永远离我们而去。我重新翻开他晚年亲笔写下的《从泰山到珠峰》，一页页读着，仿佛又听见他在党校礼堂中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坚定而从容。我轻轻合上书，抬眼望向西面，恍惚间看到，那些他曾走过的雪山静静伫立。而那位走在最前头的身影，却已随风融入高原深处的天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