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沈卫荣：转世活佛的选择和认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令进行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缘起、发展和传承是什么？“汉藏佛学研究”又是怎样一种学术构建？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接受了本网专访，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探讨上述话题。

　　记者：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为何境外依然要以“转世”为话题进行炒作？　　

　　沈卫荣：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一项制度创新，它是藏传佛教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自创立以来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对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

　　活佛转世制度于今出现的这种争议，事实上与人们对转世制度本身的种种误解有关，与人们对转世活佛的身份地位的错误认知有关。转世活佛被认为是“佛”“菩萨”的化身，藏传佛教对观音特别尊崇，受观音信仰的影响很大。于大乘佛教的语境中，观音菩萨是慈悲的化身，可以随机应变，在人间化可以现出无可计数的化身和转世,是来救度有情众生的。根本说来，活佛转世制度是一个纯粹的宗教现象，它的存在和兴衰与藏传佛教的信仰有关，是历史上西藏传统佛教社会的产物。虽然，藏传佛教对活佛转世制度的设计确曾与当时理想中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建构有关，对转世活佛有类似于“转轮王”式的政治期待，但是，活佛转世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宗教制度，转世活佛是被挑选出来的藏传佛教各个宗派、寺院的精神领袖。

　　而今天，现实的西藏不可能再有政教合一的领袖出现，所以，我们对藏传佛教中依然存在的活佛转世制度应该做去政治化的理解和实践，让宗教回归宗教，让活佛转世作为一种宗教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近年来，海外对“活佛转世制度”的频繁炒作无疑是因为对如何来寻找和确定现世达赖喇嘛之转世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焦虑，这样的炒作其实在海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表面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源自达赖喇嘛将于何处转世、由谁来决定谁是下一世达赖喇嘛？他的转世和其他众多活佛转世一样，只要是按照其宗教传统如法合理地选出来的，就不会激发激烈的宗教矛盾，更不会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波。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和诟病中国政府主张采用的“金瓶掣签制度”，这是出于对这一制度的误解。乾隆皇帝当年提议用“金瓶掣签”来决定转世活佛的最后人选，其实就是一项反对活佛转世走向制度性腐败的政府管理措施，当时西藏和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的决策权掌握在极少数寺院上层和权贵手中，大量转世活佛常常出于同一个贵族家庭，这显然违背了转世活佛的宗教本意和传统。为了抵制活佛转世制度走向腐败和衰落，清政府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有效地保持了这个制度的宗教权威性，使其得到了维持和进一步的发展。在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管理条令和制度，特别是对活佛转世制度，早已经制定了严格和周密的法令法规，转世活佛的选择和认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这些法令法规进行，不容许出现不合传统、不合法规的行为。

　　记者：请您谈一谈对于“印藏佛学研究”和“汉藏佛学研究”的认识，您倡导汉藏佛教研究的初衷是怎样的？

　　沈卫荣：我在国内和国际学界积极倡导建构“汉藏佛学研究”学科已经有二十余年了。在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汉藏佛学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可。

　　当时提出“汉藏佛学研究”这个概念时，一是想要打破“印藏佛学研究”于国际佛学研究领域长期的主导和霸权地位，以提高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和学术影响力，呼吁国际学界不要继续把藏传佛教作为印度佛教的附庸，把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作为重构印度佛教及其历史的工具；二是我觉得汉藏佛教之间的历史和现实关联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印藏佛教之间的关联少，若将研究印藏佛学的语文学方法用于汉藏佛学研究，这将对提升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质量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可以于国际学界发挥我们中国学者兼通汉藏佛教语文的学术优势。

　　记者：近年来您在开展对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及汉藏佛教相关联的历史研究方面，有哪些新的发现和认识？

　　沈卫荣：近二十年来，我们以“汉藏佛学研究”为研究方向，以佛教语文学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多语种佛教文献，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所说“汉藏佛学”其实不只是一种学术建构，而且它也早已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通过对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多语种佛教文献的研究，我们发现敦煌佛教、古回鹘人的佛教、西夏佛教，包括元代及以后的蒙古佛教等，都凸显出了汉藏二种佛教传统交融的性质。从这段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中，我们得到了启发！

　　今天我们强调佛教中国化，特别是藏传佛教中国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继续倡导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让它们在建设汉藏佛教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而且，多年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开展佛教研究我们首先应当具备全球史观，把佛教传统严格地分割成印度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或者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以及显乘佛教和密乘佛教等不同的传统，并在它们之间严格地设置壁垒，这严重影响了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佛教研究的学术质量。所以，我们应该用全球史观来看待这些不同的佛教传统，重视它们之间的紧密的连结和互动关系，把佛教和它的历史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将这些不同传统的形成过程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做好佛教研究。（中国西藏网 记者/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