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卡若遗址发掘前的会议场景。

30年前富有戏剧性的考古发现

　　1977年，西藏昌都地区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随后的1978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又连续两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房屋近30座，石器、骨器、陶器数万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被认为是20世纪西藏最重要的考古发现。1996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却十分富有戏剧性。

　　197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西藏昌都地区水泥厂的广场上正在放映一场电影，片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银幕上一些出土文物的镜头引起了看电影工人们的注意。联想起前不久，水泥厂因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许多石块、陶片等东西，很像银幕上的文物。于是不久，几个热心肠的工人拿着挖出的石块、陶片等，专程到昌都地区文化局找人鉴定。那时的地区文化局，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更没有一个文物干部，无法鉴定。说来也巧，就在这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仁青、欧朝贵、索朗旺堆三名文物干部到昌都征集文物，经观察认为，可能属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一刻也不能耽搁，第二天一早，文管会3个人来到出土地点进行实地勘察，还挖了一条5×1米的探沟，挖出了一些文物。因此进一步认为，这可能是一处有地层关系的古代文化遗址。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如果没有水泥厂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文物，如果没有那场有关文物的电影，如果没有水泥厂热心肠的工人拿着文物寻求鉴定，如果没有西藏文管会3名文物干部到昌都征集文物，这个重大考古发现可能与我们失之交臂。

　　遗址位于昌都镇（地区所在地）东南12公里处的一个藏族小村庄—卡若村以东1公里处。西距拉萨2500公里，东距成都也是2500公里，正好处在川藏公路的中间地段，海拔3100米。遗址东面，是奔流不息的澜沧江，南面是卡若河，遗址处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形台地上，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与昌都水泥厂厂区重叠，因卡若是永久地名，所以学术界将遗址命名为“卡若遗址”；将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卡若文化”。

卡若遗址的发现把西藏历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1979年卡若遗址发掘前的会议场景。

　　30年前卡若遗址的发现，把西藏历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商周的时候，中国西部就活跃着一个古老的羌族，以现在的青海为中心，过着游牧生活，部落多至150个，各自为号，不相统一，直至唐初，建立吐谷浑国。大概从战国到唐，羌族中又有许多部落向南、向西扩展，逐渐进入西藏。大体有四个国家或部落集团：一个在东部称附国；一个在北部称苏毗国（隋书称女国）；一个在南部称吐蕃国；一个在西部称象雄国。所以多数学者认为，西藏最早的人类来自北方的羌族，进入西藏的时间大约相当于战国时期。

　　西藏有“以画言史”的传统，拉萨罗布林卡新宫（1956年建）二楼小经堂的墙壁上，绘有整套西藏历史的壁画。内容从猴子变人，吐蕃王系，藏传佛教各教派，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连续不断。根据传说，吐蕃王系共传41代，全都有名有姓。到了第32代藏王松赞干布，文献记载明确，他继位的时间是公元629年，距今1378年。在此之前的第1—31代藏王，由于没有文字只能凭传说推测。如果每代藏王在位时间平均为25年，共计775年。所以从第1代藏王到现在的时间应该是2153年，相当于西汉前期。如果说西藏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西汉，其年代最多不过距今2500—2000年（在卡若遗址发现之前，西藏境内也有过一些考古发现，主要在西藏西部、南部和北部，发现了一些大型打制石器和细石器，由于都是地表采集，年代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这部分石器还不能作为西藏历史纪年的依据）。

卡若遗址发掘工地一角。

　　卡若遗址的年代，根据发掘者发表的《昌都卡若》一书（1985）框定在距今5000—4000年，这是一个稳妥的数字。而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中国历史纪年（2000），把卡若遗址的年代定在公元前3500—公元前3200年，即距今约当5500—5300年。中华世纪坛是国家行为，所以最终把卡若遗址的年代上限确定在距今5500年。

　　由此看出卡若遗址的发现把西藏历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文明曙光

　　卡若遗址发现的另一个意义，说明了西藏和祖国许多地区一样，早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经出现文明曙光，对中华文明形成做出过伟大贡献。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大量考古学材料研究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早在5000年前已经形成，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不仅仅只是中原地区，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代文化，贬低周边古代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满天星斗”的论断，即中国文明形成多元论的科学论断。上个世纪70年代，苏秉琦对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峡文化广东曲江墓地进行分析后指出，该墓地朱砂铺底，随葬石钺、玉琮、陶质礼器和大小系列配套的工具，显然是属于军事首领、祭司和工匠的墓，说明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已经形成，“士”、“庶”之分已经确立，氏族制度已遭破坏，并进入了文明发展的历程。

半地穴石墙房屋复原图。

　　长期以来，人们对西藏高原缺乏了解，认为远古西藏是一块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经济文化落后。卡若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起码在距今5000多年前，西藏高原东部，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古代文化，其程度不低于我国其他地区。如果我们把卡若放在5000多年前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思考，便会发现:第一，卡若地区当时的气候比今天好，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得多。根据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卡若地区狍子的出现，说明与我国华北相似，而水鸟的出现说明附近有河湖沼泽。根据采集的苞粉资料分析，卡若地区的山坡地带，有茂密的森林，林下有各种蕨类和草本植物，沟谷地带生长有各种耐旱植物。第二，卡若地处西藏东部横断山脉中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自北向南流过，自古以来是连接内地与南亚的天然通道。如果将卡若放大到整个西藏高原，正好是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几个大文明中心的交汇处。所以当时的卡若绝不是孤立的，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能不和外界发生密切联系。卡若遗址文明火花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是玉器加工。玉器的广泛使用，是中国古代文明区别于其他各大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从7000年前的北方红山文化到后来的南方良渚文化，一直到3000多年前的商文化，中国玉器制造业十分发达。5000年以前的卡若文化也不例外。卡若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玉器25件，占全部磨制石器的5%。原料全部为硬玉，硬度在7度以上，颜色主要为墨绿色，器形为斧、锛、凿等，通体磨光，加工精细，有的有使用痕迹。斧和锛体形较大，最大的几件斧，长度在10厘米左右。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加工这些工具难度是相当大的。经过调查，卡若玉器使用的原料，非本地出产，可能是交换所得，也可能通过战争获得。综合各方面资料，当时卡若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制玉工匠。25件玉制品中，22件为斧、锛、凿成套组合，可能有专门的用途，但绝非一般生产生活使用，估计和祭祀活动有关。其中一些有使用痕迹，估计也不是一般生产生活所为，可能也和祭祀活动有关，如杀牲等。

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

　　卡若遗址的文明火花，从房屋建造中也可以看出。卡若遗址最大的一座房屋，面积近70平方米。在山区空间狭小的情况下，此种大房子是很突出的，而且房内有四个烧灶，还有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发现各种动物骨骼，估计是吃剩下的残骨。在房屋一侧还出土成堆的炭化小米。以上说明，这不是一座普通居室，很可能是部落军事首领召集会议的场所。

　　另外，卡若文明火花从祭祀遗迹中同样也可以看出。卡若遗址发现两种遗迹和祭祀有关，一种叫“圆石台”，一种叫“石围圈”。“圆石台”，发现两处，圆形，直径1．5—2米，高0．2—0．5米，用大砾石垒筑，中间用小石填充。“石围圈”共发现三处，均为半地穴式，平面为圆形或方形，面积不超过6平方米，穴壁用砾石垒砌，深0．5米左右，底部堆积深黑色土，土质松软。深黑色松软土质和其它土质明显不同，疑为烧过很多油脂类物品，是祭祀所致。

　　卡若遗址出土的一件双体兽形罐，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现展出在西藏博物馆正中最显眼的大厅中央。该器高19厘米，一个口，双体，四个器耳，一个小平底，双体刻画的折线纹略有不同，折线纹内填黑色彩绘，形似雌雄双兽立。该罐和许多器物在一座半地穴仓库中出土。这件陶器绝不是一般的生活用器，它具备了“神器”的特质，可能是礼器，或祭祀时使用的祭器。

　　从上述材料分析，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说明，专门的制玉工匠已经产生；大房子则说明，是军事首领召开军事会议的场所；祭祀遗迹，是祭司活动舞台；而双体兽形罐，是当时的“神器”，主要用作礼器或用来祭祀。5000年前的卡若，已经出现军事首领、祭司和工匠。

卡若遗址出土的双体兽形罐。

填补空白

　　卡若遗址的发现，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填补了西藏考古发掘的空白。

　　卡若遗址发掘后，当时媒体称，是西藏境内首次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填补了西藏考古发掘的空白。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曾有少数外国人，包括传教士、探险家等在西藏境内有过一些所谓的考古发现，但都谈不上科学意义的考古发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一些科学工作者，主要是地质工作者在西藏也找到一些石器标本，但全部为地面采集，缺乏地层依据，无法确定其年代。卡若遗址的两次发掘，共计面积1800平方米，是完全按照考古学方法进行的。除了获取了大量的古代人文信息外，还采集了大量的木炭标本（测定放射性碳素年代）和苞粉标本（分析古代植物），以及各种动物骨骼。

　　卡若遗址的两次发掘是西藏自主进行的，单位是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西藏文化局，参加人员是：刘平修（队长）、甲央（副队长）、侯石柱（秘书）、索朗旺堆、冷健、旺堆、更堆、张文生、徐明、邓克平、李虹。内地一些单位和人员协助发掘的有：四川省博物馆陈显双、张才俊，国家文物局黄景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石兴邦（顾问），云南省博物馆邱宣充，四川大学童恩正（副队长）、冉光瑜、王东元以及12名考古专业学生。

　　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标志着西藏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后的30年里，西藏考古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发现了一大批考古文化遗存，如先后发现了朗县列山古墓地、拉萨曲贡遗址、西藏岩画、吐蕃墓葬等。初步建立起自旧石器（含细石器）、新石器、古代岩画、吐蕃墓葬、古格遗存等西藏考古学体系。为西藏历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