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华】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却被人们记到今天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从政杂谈》中写道：“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帝王将相何其多，但在百姓头脑中留下记忆的也不过百来号人。”他特别提到：“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设计赵州桥的李春，也非大官。”由此指出：“青史留名与官阶并无本质联系，而是与做事相联系。”

　　1974年春，都江堰内江河床中，一尊沉睡千余年的石像重见天日。石像高大端肃，衣襟上刻着几个清晰的隶书大字——“故蜀郡李府君讳冰”。

　　从战国到今天，岷江奔流不息，都江堰泽被沿岸百姓，李冰的名字也一直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难道仅仅因为都江堰，就让他被后人记了这么久吗？答案，还要从他在蜀地做过的那些事说起。

　　（一）民生为先：惠民利民是干事之本

　　战国晚期的蜀地，并不是一块容易治理的土地。

　　那时的成都平原还不是天府之国，岷江从川西群山奔涌而下，既能滋养田地，也带来了水患。一些河段水急滩险，舟船往来不易。田要种，船要走，百姓的日子要过，这些难题，一个也绕不开。

　　《华阳国志》只用一句话交代李冰的到任：“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史书没有告诉我们他此前经历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更多赴任细节。他的身世，史书写得模糊；他的作为，史书却记得很重。

　　到了蜀地，李冰很快便碰上一摊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沫水“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历代患之”四个字，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这不是偶尔发作的小麻烦，而是一代代百姓都在头疼的老问题。

　　李冰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难题一件件解开。司马迁后来写道：“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船能走，田能灌，最后落到的却是五个字——“百姓飨其利”。

　　这五个字很朴素，却说到了根上。对百姓来说，最要紧的不是工程有多大、名头有多响，而是庄稼有没有水，舟船能不能走，日子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好。水渠通了，受益的不只是田里的庄稼，也是一家一户的生计。

　　《华阳国志》把这种变化写得更具体。李冰兴修水利之后，“又溉灌三郡，开稻田”；岷山所出的梓、柏、大竹等物资，也可以借水道运输，史书用“功省用饶”四个字来形容——费力少了，便利多了。原本让人头疼的水，不只进了田，也通了路，开始真正为百姓所用。

　　这其中的变化，其实很分明。过去，水势难驯，百姓既怕水患，又离不开水；后来，水可以引进田里，物资可以借水而行。

　　从“怕水”到“用水”，改变的不只是河道，更是一方百姓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华阳国志》后来又写下“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都平原从此成为“天府之国”。

　　李冰留下的第一重启示其实很朴素：真正有分量的政绩，不是先问“我要留下什么”，而是先问“百姓究竟需要什么”。

　　（二）因地制宜：把一方禀赋变成发展优势

　　如果说治水解决的是蜀地发展的第一道急题，那么李冰接下来做的事情，更能看出他治理一方的眼光。

　　蜀地地下有盐，山间有路，资源不少，却并不意味着这些资源天然就能变成发展之利。真正的问题是：怎样把藏在地下的、阻在山间的，变成可以利用、可以流通的商品。

　　李冰先把目光投向了盐。盐井开出来，增加的不只是“一口井”，而是蜀地可以长期利用的一项资源。《华阳国志》因此用“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来概括这种变化。所谓“养生之饶”，说到底，就是让一方土地更有支撑生产生活的底气。

　　地下的资源要开发，地上的通道也要打开。蜀地多山，南向交通尤其不易。有关史料和后世研究记载，李冰曾在僰道一带开山通路。面对险峻山崖，采用积薪烧岩、使岩石受热裂开的办法，再加以开凿。后来，秦人在这些早期道路基础上继续向南拓展，逐渐形成沟通川滇的重要通道。

　　站在今天回望李冰，我们会发现，他不只是善于治水的蜀郡守。他立足蜀地本身的条件，把资源禀赋、地形特点一点点转化成发展的现实基础。

　　这正是“因地制宜”更深一层的含义——从一方实际出发，把优势找出来、把短板补起来、把发展的空间打开。所以，李冰留给后人的并不只有治水之功，还有治理地方的道理：既要解决眼前的问题，也要把能够支撑长远发展的条件一点点夯实。

　　（三）着眼长远：经得起时间检验才是真功

　　一个人做官，真正留下来的，是做过的事。而李冰留下的，远不只是一项工程。治水、通航、开田、凿井，都是在为蜀地打基础。

　　这些政绩，有的见效快；有些，却要过很多年，才能真正看清分量。都江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李冰会离任，人生不过百年，可江水不会停。水有丰枯，泥沙会淤积，河道会变化，再好的工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都江堰真正难得的地方，不只是两千多年前建了起来，还在于后来的人能够在此基础上接着干。

　　蜀汉时期，诸葛亮把都江堰视为“农本，国之所资”，专门组织一千二百人守护，并设置堰官。此后历代不断修治、完善，逐渐形成延续久远的岁修传统。它不是一个人干完的工程，而是一代代人接续完成的事业。

　　真正有分量的政绩，未必要求所有成果都在自己任内“收获”。李冰当然不可能预见后来两千多年的变化，也不可能把后人的事情都做完。但他把基础打牢了，把路子走对了，让后来人有条件继续往前走。

　　2005年1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潜绩”与“显绩”》一文中强调，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所谓“潜绩”，并不是看不见的政绩，而是那些当下未必最耀眼，却能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事情。

　　这正是“功成不必在我”的意义，这是一种有宽阔胸怀的建功立业思想，实际上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功成必定有我”，强调的则是以积极履职尽责为先，不推诿、不敷衍、不躲避，无论在哪个岗位、干什么工作，都立足本职全力以赴。

　　李冰没有看到今天的成都平原，也不会知道自己留下的事业会被后来人一代代接续。但两千多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名字。2000年，青城山—都江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更有意味的是，它并没有成为一件只供观赏的“古董”，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现实作用。

　　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评价都江堰“不仅造福当时，而且泽被后世”。“造福当时”，是一任之责；“泽被后世”，更见长远之功。所以，真正值得追求的政绩，不要只问“今天做成了什么”，还要问：给百姓留下了什么，给一方发展打下了什么基础，给后来人留下了什么空间。

　　（作者简介：李函珂，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