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关阿妈”玉鲁竹玛和她的民族团结大家庭

　　“下关街道河畔社区藏族新村。”玉鲁竹玛老人的儿子杨红民发来地址。 

　　每次路过大理，我都要来这里看看玉鲁竹玛大妈，喝喝她家的酥油茶，尝尝她家的糌粑面，听听她家的新变化。 

　　路过当地的藏族人喜欢叫她“下关阿妈”。 

玉鲁竹玛老人近照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来自各地的藏族群众不少转到丽江及临近的大理下关市从事马帮运输等工作，逐渐形成新的小型村落。 

　　1959年秋天，藏族姑娘玉鲁竹玛跟随爸爸妈妈也来到了物产富足、气候宜人的洱源居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大理州。 

　　玉鲁竹玛今年已经86岁。她跟儿子批楚此仁（汉名杨红民）和小女儿日千卓玛（汉名杨红丽）住在一起，大女儿跟丈夫也在附近买了房子，便于照顾老人。到了她家，老人请我们喝下关沱茶，吃糌粑坨。还有云南下关藏族特色的美食：在桌面小炉上，蜂蜜与奶渣酸甜调和熬煮，蘸着玉米窝窝头吃，香气四溢。 

202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康巴文化研究会在下关举办联欢活动 

　　根据老人回忆，当时到大理和下关的藏族同胞成分多样，有的是茶马古道上的小商小贩，有的是四处流浪的民间艺人，更多的可能是茶马古道上马帮人的后代。 

　　玉鲁竹玛自己出生在德钦县燕门乡谷扎村一家农户，幼年辗转到洱源县三营镇高坡借住时遇到她的爱人果知诗。果知诗是从迪庆州原中甸县尼西乡偏僻村寨来洱源投奔亲戚的藏族小伙子。 

　　果知诗勤劳肯干，为人正派，同伴称其为“丫（大哥）知诗”，得汉名杨占时，他们一家搬迁到下关后，他被任命为下关“藏族运输社”的负责人，识文断字的他是这批藏族人的主心骨。不幸的是，1976年，他在处理一起意外事故时受重伤，不久便去世，留下孤儿寡母4人。 

　　当时只有三十几岁的玉鲁竹玛挥泪送别丈夫，面对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深思苦想后，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她一个大字不识，不懂汉语的妇女，决定带着几个姐妹，毅然决然闯荡世界挣口饭钱。 

　　她们带着家乡出产的药材虫草、贝母、红花、三七‌、乌头、紫菀‌、香青‌、石莲‌和民族土特产品到全国各地贩卖。 

　　“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困难多得很呢！一个是自然条件的困难。1981年，四川遭到特大水灾，路冲垮了，火车、汽车停运。到处是轰轰的水声和因大水升起的白烟。我们到绵阳深山里的一个农场去卖药。半路上被洪水困在一个孤岛上动弹不得。吃的也越来越少，听说有的地方一个洋芋卖到几块钱，睡的地方也没有，天天下雨，遭老罪了。这次我跟家人失联整整两个月，孩子们以为我们已经在洪水中死掉了，他们也是担惊受怕。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没有文化的困难。我们当时做生意要办执照，但是我们不识汉字，本来应该办销售证，我们不懂，办成了贩运证，药材到了当地，当地的执法部门说你可以贩运，但是没有销售资格。我们常年搞药材贩运，天天跟医药打交道，其实是懂点号脉和下药的，但是人家这么一说，我们也明白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有什么办法呢？” 

　　“所以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呢！我到现在还是这句话。地方不知道的话我们大胆地问，问哪里人多哪里市场大，人家都热心地告诉我们；政策不懂的话，我们就跟当地同志反复解释我们没有文化的苦楚和自身困境，很多人通情达理，事情也就解决了。”这是后来人们叫她“下关阿妈”“坚强阿妈”的主要缘由。 

　　“那么多人一起出去做生意，不会产生矛盾吗？比如利益分配方面。” 

　　“不会。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一起出去的一般都是亲友老乡关系，本身知根知底合得来。在驻地，大家一起烧茶喝，上路了各吃自带的干粮，互不干涉。第二，我们大家商议，每人各带不同商品，这就从源头上防止产生同行竞争互相压价等问题。第三，有些大宗商品，我们合伙投资，共同经营，利益均分，也就不会有任何纷争了。” 

　　“那也有高兴的时候吧？” 

　　“有呀。那时候我们年轻，身体棒。生意好了，遇到什么好事或者过节了，我们就一起唱歌跳舞喝酒，还邀请当地人一起参与。当年跟我一起出去做生意的，还有两位老姐姐健在，两个都比我大，一个已经89岁了，就住我楼上。” 

　　“您觉得当年出来是对的吗？” 

　　“对的。必须勇敢地走出去才有出路，固步自封是不行的，只会越来越落后。” 

　　为了养好这个家，培养好孩子们，她可谓是呕心沥血。好在现在三个孩子非常争气，她觉得一切都值了。“但当时我只能这么选择，别无他法。现在看来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玉鲁竹玛全家福 

　　从艰难中走出来，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大女儿到交通系统上班。儿子毕业后在空军部队服役，从部队退役后当上警察，娶了一个当地白族姑娘为妻。做社区工作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个汉族小伙子，他们家有14个成员，属于三个民族，是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大家庭。现在，该是他们报答母亲的时候了。他们爱说“母亲是离你最近的佛陀。” 

　　对于失去退休待遇的母亲，三个娃娃给她买了一个超龄保险，一个月大约有一两千块钱的收益。 

　　小女儿说:“当时办超龄保险，经办人还有些不乐意。我说为什么？旁边有人议论说她都快要死了。我说怎么可能，我们会好好照顾他。她到现在活得健健康康，86岁了，身体比我们年轻人还好，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86岁的老人不但耳聪目明，还那么健谈，说大理人对我们非常包容，尊重我们的文化和习俗；快过年了，当地盛行杀年猪，吃杀猪菜，儿子昨天被两家白族朋友叫去吃了两个“客”；在下关我没有喝过自来水，都是儿子儿媳打来山泉水来给我喝；泡温泉、老乡聚会都带上我；小女儿今年退休了，她很能干，单位极力挽留，要返聘她，她坚决拒绝了，说我要回家照顾妈妈；自从摔了两跤后，女儿不让我出去，否则我一天走一万步没有问题；他们每年带我去鸡足山，过去要八天，现在一天就能打个来回，多方便；晚辈对我有孝心，我们全家人也支持儿子在康巴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做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事。 

　　老人的儿子杨红民现在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康巴文化研究会的第三任会长。研究会现有300多户家庭会员，各民族人士在大理求医问药、住宿饮食、交通行车遇到各种问题，研究会都会施以援手。杨红民说：“大理州之所以成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都是从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干起来的，没有什么惊天伟业，有的是脚踏实地。受我们的影响，我的白族媳妇，藏族妹妹，汉族妹夫都会主动参加这些活动。”（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索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