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一经传入中国，便和文人结下了难解之缘。一手执笔，一手夹烟，交互做奋笔疾书和吸烟的沉思状，这大概是典型的文人姿态。

第一个文人瘾君子当推清代刘纶，此君才学卓越，官拜乾隆时期大学士。他有句名言：“饭可以不吃，烟却不能不吸。”据史料记载，刘纶年轻时家贫，嗜烟如命时常举家断炊，只好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乞讨，别人乞食，他乞烟。

纪晓岚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大烟鬼”。当时一般人都用水烟袋，但他嫌水烟袋装烟叶少，遂选用旱烟袋。最有意思的还是他那特制的烟斗，比普通烟斗容量大四到五倍，据说在京城独一无二，于是时人无不调侃他为“纪大烟袋”。一次，烟斗遭窃，纪晓岚轻松地告诉家丁：“你们拿两吊钱到琉璃厂旧货肆里，保你能买回来。”果然，除了他自己，没人能用得上那么大的烟斗。

现代文人中，鲁迅嗜烟，几乎到了手不离烟的程度。烟雾缭绕中，鲁迅文思泉涌，那些冷峻沉郁的小说，以及犀利辛辣的杂文，都是在香烟的催化下诞生的。然而，正是这给了他无限文思的香烟，也是他生命的杀手。鲁迅患肺癌早逝，夫人许广平后来十分痛心地悔恨没有让他少吸烟。

为何文人嗜烟？林语堂曾说：“谁都知道，作文者必精力美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吸烟岂可办到？在这兴会之时，我们觉得伸手拿一支烟乃惟一合理的行为；若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里，反为俗不可耐之勾当。”

林语堂深得瘾君子们所爱之处甚多，那句“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就是出自他口。中国文人中，林语堂几乎可以称为“反戒烟”的先锋了。他曾撰文《烟和香》《我的戒烟》，一再痛陈戒烟的不应该：“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在他看来，戒烟是毫无道理的，是误入歧途，甚至是可耻的。

同样性情潇洒的风流才子徐志摩，也是一位捍卫吸烟之道的人物。他在《吸烟与文化》一文中说，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那时，只要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做大学教师就够格儿了。在美国，徐志摩忙的是上课，听讲，嚼橡皮糖，看电影，赌咒；而在康桥，他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看闲书……他深得人们喜爱的《再别康桥》一诗，恐怕与烟也脱不了关系。

当代作家中，对香烟不离不弃的大有人在。路遥、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都吸烟。路遥说：“没有烟，我将一事无成！”他每晚必抽两包香烟，以至鼻孔熏黑，鼻涕如墨。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静谧的夜晚才是他伏案写作的时间。漆黑长夜，万籁俱静，袅袅的香烟点燃了他如泉的文思，也煎熬了他的心血，文采在香烟中升华，生命却在香烟中燃尽。

文人嗜烟，不惜拿生命换取那烟雾缥缈中的如痴如醉，实在让倡导戒烟的人无法理解。 从吸烟引人深思，促生灵感的妙处上来看，文人吸烟也许有着特殊作用。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香烟中所含致癌成分是危害文人身心健康的致命杀手，鲁迅和路遥那拿生命换文章的先例，无不处处提醒着人们，吸烟有害健康！事实上，吸烟给了文人灵感，却不能说，吸烟是写作必需的辅助。

与鲁迅、林语堂、徐志摩同时代的另一位散文大家梁实秋，在戒烟上面堪称文人瘾君子的模范。他在《吸烟》一文中谈及自己留学期间，因为百无聊赖看人吞云吐雾，自己也学着抽起烟来，后来由一日一包到一日两包，最后竟达一日一听，有一天终于下定决心戒掉烟瘾。戒烟的过程自然是痛苦的，他说：“我吸了几十年烟，最后才改吸不花钱的新鲜空气。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有人口里冒烟，甚或直向我的面前喷射毒雾，我便退避三舍，心里暗自诅咒：‘我过去就是这副讨人嫌恶的样子!’”可见，戒烟是难事，却不是不可成功的。

相较于许多文人瘾君子宣称离开了烟什么都干不了，梁实秋戒烟之后，依然译著不断，以一人之力翻译40册的《莎士比亚全集》，成绩斐然，且长寿至84岁。由此不难推断，吸烟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而不是生命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