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那年，大中专毕业生原则上都要分配到乡里去工作，可真正去的没有几个，我算一个。当时正郁闷发愁，一个穿着军绿色上衣的藏族大汉找到我，说：“年轻人，吃点苦没有什么，不用怕，那里是我的老家，那里的人们淳朴善良。好好干。”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县委副书记。

在乡里和县委组织部工作期间，虽然边境书记也分管过我们一段时间，但我俩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时，很长的时间里，县委专职副书记只有边境书记一个人，而县委办公室除了收发员和机要员，也差不多只有我一个人。于是，我和边境书记的联系紧密了起来，也正是那一段时间，让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次陪边境书记下乡，去的就是浪波乡。我有个小师妹刚好在这个乡工作，就偷偷地去看了一下，结果还是被他发现了。他并没有批评我，可是在后来的路上，一直不说话，应该是生气了。

那时过了乡政府就没有正式的路了，只能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来到曲那河边。边境书记指着对面的东章瀑布说，小时候，我们的边民群众都可以去那边放牧、过林卡。站在下面看瀑布那才叫壮观呢，声音震耳欲聋，水像一片白色的幕布一样铺展在崇山峻岭之间。我坐在那个小山洞里，外面冰天雪地，但是人在里面汗流浃背。边境书记说，对面草原上有几个这样的温泉，以前他们就在那里洗澡泡温泉，现在只能在这个仅仅能坐下一个人的小小山洞里感受一下了。据说，这个温泉可以治疗胃溃疡，所以我忍着难闻的硫磺味，喝了一大杯，也是奇怪了，从那以后，即使我开始喝酒、吃辣椒，胃再也没有疼过。

去哨站的时候是八月。那是错那县一年气候最舒服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红景天、杜鹃花和不知名的野花把哨站打扮得分外妖娆。我们刚到棒山口，五六个印度兵就围了上来，还拿了个数码相机反复给我们拍照，把同行的我们办公室刚来的小姑娘吓了一跳。

边境书记七十年代就在错那当兵，那时候中印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了十多年，但是中印边境局势仍然较为紧张。后来到地方工作后，他先后当过民兵排长、连长、区长、区委书记，直到县委副书记。

我看到许多地方的地图，错那县的地图大部分都是空白的，既没有村庄名，也没有道路。但是边境书记有一张自己画的地图，虽然不是很标准，但详细标注了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村庄、每一条河流的名字。他说，他走访了近100多名老人和老兵，才画出这幅珍贵的地图。

库局、勒、浪波、卡达等边境一线，边境书记都去过，边境的村（居）甚至许多边民都不知道的名字，他都如数家珍。每年春节，无论他再忙，大年初一他的活动都是去慰问驻军，有时候是团部，有时候是连队。他最常说的话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有国才有家啊。”

有一年春节，边境书记带着我和政府办一名管后勤的同志一起，带着一车慰问品，去无名湖看望慰问官兵。那个路实在是太难走了，一路上摇得我想吐。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个年轻的战士被紫外线灼伤的脸和发青干裂的嘴唇，看到满桌的年夜饭都是罐头和咸菜的时候，我掉眼泪了，与他们相比，我们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边境书记说，给边防战士涨工资，他一万个赞成，谁不服气，就让谁来守边疆。

那几年，县里正在修电站。办公室从部队接来的电，最多只能负荷起电脑，用电取暖是不可能的，办公室里也无法生炉子。只能喝一瓶白酒，等身子热了再抓紧时间写材料。有一天晚上已经快凌晨一点了，外面正下着大雪，边境书记悄悄地来到办公室，从怀里拿出热腾腾的羊肉，说是阿姨专门给我煮的，走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要把他身上的大衣留给我穿。看着他在风雪中坚毅高大的背影，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每年过年，总有一天，边境书记要把我们年轻人请到他家。大家一起吃着滚烫的“土巴”、打着骰子、喝着青稞酒，唱歌跳舞。喝醉的时候，我们也就没大没小了，甚至罚他的酒，他也甘愿受罚，也没有怪罪我们的意思。

边境书记对群众更是关爱有加，只要他在办公室，门口总是围满了人。有的是草场纠纷、邻里纠纷，有的是家里缺粮食了，有的是打工没有要到工钱。他都一一地记下来，并尽力帮助解决，有好几次，我看到他从自己口袋里拿出钱，硬是塞给群众，群众千谢万谢，依依不舍地离开。

我调离错那的时候，组织上本来准备把边境书记提拔到一个条件好的县去工作。但是边境书记说自己舍不得故乡，舍不得边境上的一草一木。后来，他以43年的工龄在错那县光荣退休。

再后来，听说他得了重病，虽然我一直都能背下他的电话号码，但是我却没敢打电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甚至还想问问，他那张地图还在不在，因为我也想画一幅一样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