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久染沉疴、缠绵病榻之际，得知柯美成先生新著《汉晋春秋通释》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有幸先睹该书打印稿，至为欣慰。我素知美成博览经史，善为文章，而今披览书稿, 仍不免为其创意所吸引，油然生出虽力有不逮，也要为之写点什么的念头。

前人鉴于《汉晋春秋》于唐末五代亡佚，留存于后世者，仅剩一百余条文字，散见于历代典籍之中，而难窥其书之全貎。以抢救文本为务的清代学者黄奭、汤球、王仁俊等人，便各有辑佚本问世。今人齐志忠、余鹏飞先生又行重新校理，用心整治，先后出版了各自的校注、校补本。我们今天能够大致了解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记了些什么事件，讲了些什么道理，当归功于上述史学家的辛勤劳作。而可喜的是，美成现今对《汉晋春秋》的研究，已经从文本表面层次，深入到文本内里层次，从对文本的语言文字做校释，提高到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其新著以《汉晋春秋通释》命名，紧扣《汉晋春秋》佚文说事，可谓习凿齿史学研究的第一人。一如该书《前言》所示，其书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却将重点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创新思维，以史解史，着眼于一个“通”字。而所谓“通”，取疏通、贯通、会通之义。即将对原著佚文的整理，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千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相关史料，将仅有十几、几十、充其量几百字的片断佚文，扩充为相对可观的篇幅，做到对佚文所涉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的叙述相对完整，借以打通历史的脉络，探其幽赜，索其微隐，借以考见原著者习凿齿的正统史观及其对王朝兴替的认知，体察《汉晋春秋》虽久已亡佚而享誉不衰的史学价值。如是，该书就在学术上有了高屋建瓴的大视野和深度的历史思考，从而才使全书以不凡的气象令人瞩目，呈现出规模宏、意量大、识见卓逸的总体性特征。

这从美成在浩繁的史家著作中爬梳剔抉，发凡起覆，极力辨识《汉晋春秋》在书法、义例上与诸家史著（主要是《三国志》）的异同，以归纳其独特性的创造可以看出。

检点齐梁前史籍，记述东汉史事的史书，范晔传世名著《后汉书》而外，尚有东汉官修《东观汉纪》，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诸家《后（续）汉书》，薛莹、袁宏二家《后汉纪》；而以记载东汉末暨三国鼎立时期史事的史书，陈寿传世名著《三国志》而外，尚有袁暐《献帝春秋》，卫觊、缪袭、王沈诸家《魏书》，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三国异同评》，以及杨戏《季汉辅臣赞》、谯周《蜀本纪》、王隐《蜀纪》，薛莹、华覈、韦曜等诸家《吴书》与张勃《吴录》，等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史书，几乎无例外地以后汉、三国各别为断代史。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独出机杼，将后汉、季汉（蜀汉）、西晋三朝统合为一史，起汉光武，迄晋愍帝，于三国之时，一反《三国志》之帝魏，以季汉缵承后汉，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晋文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原习氏本意，之所以选择国家开创并承平日久，而体制内波诡云谲、鱼龙变幻，最终孕育并转化为长期动荡分裂的历史时期为题材，以介乎断代史与通史的编年体例，纵贯三朝之治乱兴替于一史，这一突出的书法特征，目的不外乎两点：（一）纵贯三朝可以更好地贯彻著者以季汉绍后汉、以晋承汉统的正统史观；（二）编年体例更有利于著者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随时抒发论议，评点事件，臧否人物。美成在《通释·前言》中引饶宗颐先生“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语后指出：“可知编年体于群雄兵争的时代，能够更好地体现正统论的书法特征：既以蜀汉纪年，所谓三国鼎立即不复存在，三国史自然就成了‘汉春秋’。”这就一语道破了《汉晋春秋》的旨趣所在。在“汉春秋”里，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和政局发展的特征更加显豁，忠奸贤愚的人性于道统正邪的意义愈发突出，而王朝末世权臣曹操父子当日之心昭然若揭，这就给人们提供了认识乱世、洞察奸雄的历史经验和道德批判的方法。

曾仕于蜀汉而后又仕于西晋的陈寿，其所撰《三国志》以“本纪”记魏主，对蜀、吴二主则称“传”，明显以曹魏为正统，党魏而黜蜀汉。这种做法自晋代起已受到质疑。东晋袁宏撰《后汉纪》，以为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则革代之义也。”“君理既尽，虽庸夫得自绝于桀、纣；暴虐未极，纵文王不得拟议于南面”。而“汉自桓、灵，君道陵迟；朝纲虽替，虐不及民。虽宦竖乘间，窃弄权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贤，皆有宁本之心。”逮至献帝继位，“少遭凶乱，流离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后生，未有过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怀匡复之志。故助汉者协从，背刘者众乖，此盖民未忘义，异乎秦汉之势。魏之讨乱，实因斯资，旌旗所指，则以伐罪为名；爵赏所加，则以辅顺为首。然则刘氏之德未泯，忠义之徒未尽，何言其亡也？汉苟未亡，则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实，而冒揖让之名，因辅弼之功，而当代德之号，欲比德尧舜，岂不诬哉！”故其记后汉事不迄于曹丕篡汉之年，而以“明年，刘备自立为天子”终篇。（《后汉纪·孝献皇帝纪第三十》）同时期的习凿齿则提出了更为彻底的观点，完全否定了曹魏有代汉而王的功德。他说：“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鞭挞华戎，专总六合，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便可推为一代者乎！”（《晋书·习凿齿传》）对于刘备，习凿齿则称其为“纂统之主”。纂者，继也。习氏认为，“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在彼时“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的历史紧要关头，秉有汉高祖血胤的“亲贤”刘备，“纠合义兵”，“杖正讨逆”，进而“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汉晋春秋》佚文第29条。以下凡引用该书佚文及相关史补文字，不再一一标注）实乃天经地义之事。由此，习凿齿确定了以昭烈绍汉统，即“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晋推魏继汉”的历史坐标，作为《汉晋春秋》全书纪事的依据。陈、习二人在记三国史事上书法相左，关键在于其史识殊异：党魏者以曹氏为正统而以蜀、吴为僭伪，亲蜀者以刘氏为正统而以魏、吴为篡逆。以曹魏纪年抑或以蜀汉纪年，其帝、主称谓之别非同小可，有着王朝更革、政统变易的意义。将以魏纪年改易为以蜀汉纪年，表明了习氏认同刘氏季汉、司马氏西晋乃正统缵承，至于曹魏则不过是僭窃政权，乱臣贼子猖狂一时罢了。习氏视史家公法至高无上，苦心孤诣撰成《汉晋春秋》，以为和孔子倡导的《春秋》大义恰相衔接。故其褒贬三国人事，力求以古为镜而见兴替、以人为镜而知得失。他把编年的体例，演化为含蕴深义的叙述，从源头上诉说三国鼎立中有正闰、顺逆之别，故其是置于某个历史时空中的一段精彩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习氏以强烈的自觉意识，寄托了他作为一个正直史家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

为尊者讳、贤者讳，历来是史家的一种癖好。在历史的叙述中，主观的思想情绪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的、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乃至个人的情感所生发的冲动，均会使历史的叙述挟带缺乏科学性的因素，甚至偏颇到扭曲、篡改历史。陈寿身为晋臣，其《三国志》于曹魏之武、文二帝及司马晋开基三祖自多所回护，这与其党魏尊晋且以晋承魏统的基本立场分不开。习凿齿亦晋臣，《汉晋春秋》也盛赞了司马师之功，如“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天下其孰能当之哉”云云。清章学诚撰《文德》篇，有“临文必敬”、“论古必恕”之言，被后人奉为评论古人文德、史德的圭臬。以此观《三国志》《汉晋春秋》二书，陈、习二氏生当司马晋时代，以尊晋为本分，以犯晋难而不能免俗，是势在必然，有可“敬、恕”。但亦如章氏所论：“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仅从《汉晋春秋》现存佚文看，习氏识力居优，不仅表现在他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而且也表现在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为尊者讳的禁忌。他以司马晋臣子，对司马氏祖宗当初专魏之政、阴谋篡夺的丑恶，如司马懿趁魏主芳外出谒墓而闭城发动政变、僭滥杀曹爽，司马昭弑魏主髦制造宫廷血案、宽纵奸臣贾充，都能秉笔直书，并无曲讳。特别是他借曹髦之口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一惊世骇俗之语，足见其深谙史之为务在于劝诫，为了伸张正义而直书，也就顾不得避祸逃罪了。唐刘知幾有言，在世途多隘的魏晋之际，即“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干宝、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史通·直书篇》）这毋宁是说，习凿齿敢于不顾晋室之忌，无愧为南史、董狐的后继者，他以据事直书求得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

以上关于《汉晋春秋》在书法、义例上的独特性创造，正是《汉晋春秋通释》著者对《汉晋春秋》与《三国志》及其它相关史书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认识。据此，美成就准确地把握了习凿齿撰写《汉晋春秋》的旨趣，对其所采纪年体例、纪事方法、史料去取乃至全书的整体框架，也都大体可以推求和构想出来了。随之，对习凿齿关于五行正闰、道统顺逆的历史哲学观的内蕴，也就能够体味出来了。